台商「康師傅」風光擎起大陸速食麵市場大旗，李登輝的「戒急用忍」引發爭議不斷；在國家政策與現實期望落差太大時，台商必須在夾縫中奮鬥，艱困的處境可想而知。他們平常只能藉著聚會一起抒解愁悶，如果有台灣過去的記者來訪，便藉此吐吐苦水。
「兄弟們，認識一下，這位記者是李登輝派來看看大家有沒有戒急用忍的。」
「有喔，有喔，忍到快要「 起來(暴斃)」囉。」
這群末曾循正規管道向台灣政府報備、也不想加人大陸官方主導的台商聯誼會的老闆，自組兄弟會，定期交換經營情報與資源。大夥兒一碰頭，就如同放學後準備結伴泡妞、作怪的中學男生，慣用挑戰權威的言語。
三言兩語間，「戒急用忍」已經拋到腦後，因為有太多事情需要研商對策。對台商的優惠措施逐步取消；從九七年開始，三千萬美元以下的新投資計畫，進口機器設備不再享有零關稅的優惠，稅率將提高為三五%；市場不景氣，一堆呆帳靠打官司都還不一定要得回來，就連一向講信用的台資企業也開始拖欠帳款。
這群作客兩岸的人，已經習慣如此相互取暖。愈來愈多人加人他們的行列，但在兩岸渾沌曖昧的氛圍裡，卻似乎和這片土地愈來愈疏離。台商經營不善，是「枉顧國家利益、咎由自取」；賺了錢，則被怪罪「對台灣一點回饋也沒有」像一群孤獨的追夢者，在夾縫中尋找自己的舞台。
台商對自已的選擇，都有言之成理的決策邏輯；企業需要生存和壯大，而機會是站在對岸那一邊。不管喜歡不喜歡，都擺脫不了這樣的宿命，即便在總統的警語中，台塑與統一等大企業先後表態暫緩大陸投資，但許多台商都了然於心 這些大型投資仍在持續運作中。
而另一方面，愈來愈多的台商不約而同地奔赴長江三角洲，因著全世界資金競相投入，使這個具有傳統產業基礎的工業帶，快速竄升為台灣的勁敵，不管喜歡不喜歡，都無法阻擋它的變貌。即便台商懷有憂患意識，卻不能割捨加入角逐這個機會爭先賽。
沒有一個台商會將投資大陸和危害台灣利益畫上等號，因為如果企業不能繼續發展，台灣賴以生存的經濟實力終將衰弱。他們希望能找出一個方式，讓企業的遠景終究和台灣的利益相結合。
再度造訪長江三角洲，期待尋求這個解。
新思維的經營
「只有外行人才會指責台商賺錢不匯回台灣，」經營塑料加工業的蔡一明分析，台商大舉登陸不過是近三年的事，「哪種產業從投資到獲利不需要三年、五年？再說，賺了錢不繼續「拗」下去，那還是企業人的本質嗎？」
蔡一明就是如此在崑山「拗」出五家公司。在台灣經營塑料機械的他，最初是跟著香港人到大陸做貿易，輸出台灣生產的機械；九二年起先後和大陸合資成立四家塑料加工廠，去年，為了因應大陸取消進口機器設備免關稅的優惠，乾脆把機械生產本業開進大陸市場，獨資設廠，成為百家登陸的台灣人造皮機械業者。「等台灣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後，我還要把這裡生產的設備賣回去，」他說。
蔡一明形容自己是「百分之百拚性命投入」。他融入當地人的想法，協調台商配合地方政府的政策，當地官員要出國，只要一通電話打來，他立刻飛過去當義務地陪，每個環節都照顧得非常細緻。如此，累積的資源愈來愈多，機會也愈來愈多，原本他承諾太太做五年就回台灣，現在更加割捨不下了。
從「根留台灣」的角度來看，在大陸「愈陷愈深」的蔡一明似乎是典型的反面例證。然而，從生意的眼光來看，當南亞、聯成、卜蜂等大型集團紛至大陸投資人造皮廠，投資金額都數以十億元計(新台幣)，如此龐大的商機，設備供應商就近提供產品與服務，也是企業人的本質。「即使我不來，別人也會來，」蔡一明說。
詢問蔡一明，整個石化產業樹都移植過來，對台灣究竟是好是壞？他不假思索說：「不好！」雖然對自己的將來充滿信心，但對於台灣的未來，蔡一明也不知該如何是好。
等待一個冷靜的台灣
雖然許多眼鏡同業都早在八九年就齊赴廈門設廠，陳志雄(化名)卻直到前年才選擇落腳崑山，而且是祖孫三代舉家前來。「這裡治安好，生活很平靜，」喝酒時會吟詩放歌，還曾經寫信勸朋友「積點德，不要參與炒地皮」的陳志雄，其實只圖個踏實的生活環境。
陳志雄憶起台灣眼鏡業稱霸世界的歷程，眼中仍有興奮的光芒。當時，只要一家廠商拿到訂單，外包小廠與同業立刻動員起來，以最快的速度幫忙趕工。然而，在台灣股市飆漲之後，許多外包廠商配合意願低、態度惡劣。最後，陳志雄不得不隨著同業外移大陸。
在大陸，沒有外包體系互相支援，開發模具的技術也沒有台灣好，但低廉的土地成本，足夠他蓋個包辦所有加工程序的生產基地，而利用充裕而廉價的勞力，可以將產品瑕疵整修到符合品質要求。「當年，台灣是從學徒開始做起，但這裡的基礎不一樣，不到十年就可以趕上台灣三十年的技術水準，」陳志雄說。
經營企業數十年，陳志雄仍散發著典型台南世家子弟的溫厚氣質。他心中留有一幅美好故鄉的圖像；三七五減租之後，佃農有能力供子弟念大學，受過高等教育的創業者，提著皮包到世界各地去做生意，發包給「客廳即工廠」的人家加工，一點一滴把家園建設起來。
但這樣的情景無論如何都不會再重現。台灣面對的問題，已經不是如何搭建房舍來遮蔽風雨，而是如何把充斥屋裡的物質，布置得有序而舒適，這需要不同的思維來重新整理。
陳志雄相信，眼鏡業仍然可以在台灣存活，例如特殊金屬鏡框，以及大量生產、時效性強的流行鏡框。「總有一天我會回去，但是現在，先等台灣冷靜一下吧，」看著庭前太太栽種的橘子樹漸漸長高，他若有所思地低聲說道。
乍見位於吳縣角直鎮的羅馬大樓，讓人很難看清黃維祝在大陸究竟布的是什麼局。
太難想像這棟媲美四星級飯店的大樓，只是羅馬瓷磚公司的員工宿舍。車子剛在門口停妥，迎面而來的是大衣盤帽、標準著裝的行李員，制服整潔的服務員，不論櫃台禮儀或內務，都是專業水準。走進房間，鏡台上已擺妥水果，浴帽、小肥皂購自亞都飯店，吹風機是東元的，電視機打開，可以看到CNN、NHK和台灣電視台的節目。想鬆弛一下情緒，溫水游泳池、三溫暖、健身房一應俱全。
羅馬大樓裡住著二十位台灣幹部，偶爾會有外國工程師短暫停留，但黃維祝卻花了許多心血在其中。平均每個房間造價二十萬美金，聘雇四十三個人維持全天候正常運作，還特聘亞都飯店進行教育訓練。其他即使再看重幹部福利的台商，不過就是買棟樓，雇三兩個阿姨就算照顧周全了。
理小平頭、不多言語的黃維祝，並不是個海派的人，如此投資手筆，只為克服鎮上沒有夠水準飯店的問題，「我們要在這裡生根茁壯，希望大家無後顧之憂，不要浪費時間在往返上海和工廠之間。」他說。
進一步瞭解羅馬瓷磚的現況後，就不難瞭解何以黃維祝要如此耗費心神在起居問題了。他不像其他大企業採行多據點、分散式投資，羅馬瓷磚只投資一個廠，規模足供別人蓋十個廠，面積廣達四十平方公里，第一期投資就高達四千五百萬美金，全數自掏腰包，沒有向銀行借半毛錢，他不想大江南北到處拓展業務造成戰力分散，而是心無旁騖專攻長江流域市場。
親戚朋友說他做得很辛苦，投資大，又是經營內銷市場，更重要的是，「來大陸的時間太慢，機會不好。」
而他卻一點也不認為如此，「我來這裡，不是因為機會，而是為了理想」黃維祝神情認真：「光靠機會只能成為三流企業，有理想才能成就一流企業。」
什麼是他的理想「把這裡全部蓋滿，」他環顧偌大的場區。
蓋滿又代表什麼意義？
「那就是世界最大的瓷磚廠了。」他謎起眼睛彷彿看到他的王國已在眼前。
而打造這個理想的代價，是起碼六億美元的投資，以及七年的奮鬥光陰。為了圓這個夢，黃維祝和兒子把多數的時間都花在大陸。過去，黃維祝在台灣打開羅馬瓷磚的名號，創辦光聯興業後，又因羅馬鋼石邁進成田機場再揚名聲，而這回，是他生命中首度有問鼎世界第一的機緣。
於是，黃維祝的經營手法，遠遠超越尋常「長期」與「正規」的標準。雖然如此，他仍做了最壞的打算－－萬一做不起來，就關廠，「反正也不欠誰一毛錢，」他說，這也就是何以他堅持自己出資的原因。
黃維祝說他最痛恨金錢遊戲，但這回他下了很大的賭注，所幸他仍有籌碼，那是他多年在台灣打拚所換來的事業基礎。
易地啟動夢想
假日清晨，捷安特總經理鄭寶堂和供應商一如往常地到位於江蘇吳縣的三陽高爾夫球場報到，頂著定山湖零度的刺骨寒風，不斷失手將小白球打進湖裡，一行人卻仍興致昂然地打完十八洞。「來這裡打球可以讓人放鬆。你看，天氣這麼冷，草皮還是保養得綠油油的，」鄭寶堂說：「可見經營者的用心，這就是台灣的創業精神 為了經營三陽高爾夫球場，陳瑛宗和陳紹箕父子全心投人其中。事實上，這個球場是與慶豐集團等企業共同投資，他們的本業是生產塑膠射出成形的興中塑膠。原本，他們在廣東惠州設廠，在一次工廠闖入劫匪後，他們在江蘇重新起步，終於找到一個他們口中「可以安居樂業」的所在，一家三代便定居下來。剛剛拿到ISO9001認證的興中塑膠，目前是由弟弟陳紹文和母親負責經營。
興中還在台灣時，不過是個年營業額一百四十萬美元的小廠，但今年預估即將邁向一千七百萬美元大關。「以前，有大訂單都不敢接，因為找不到足夠人手。現在，再大的單子我們都接得下來。」陳紹文分析，當企業掌握更多發展的自主性，才有足夠的能力規畫遠景。
規模的擴大，讓興中有能力追求品質的提升，他們開始培養設計與開模的研發實力，每年都能開發出三、四十種專利的塑膠盒罐，其中有部分品種得到化妝品大廠(例如高絲、雅詩蘭黛)的青睞，將專利買下，成為該品牌專屬的包裝盒罐。從純粹代工(OEM)到委託設計加工(ODM)，興中易地重新啟動這個台灣的夕陽產業。
對興中而言，大陸投資不但提供較充裕的生產資源，更重要的是，「本地的廠商提供了嘗試錯誤的機會，我們才能在修正與改善中逐漸提升實力，」陳紹文分析。
像陳家父子這樣的台商，搬出「戒急用忍」的尺來丈量他們，並不見得公允。這個產業在台灣先天就有成長的障礙，而來到大陸之後，他們「和在台灣沒兩樣，像考大學聯考一樣在臥薪嘗膽，」陳紹文形容。由於資訊封閉，陳紹箕經常託朋友從美國帶回來新出版的管理書籍。他們很少回台灣，但是台灣還是他們財務與採購的中心。
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還存在著利基，但是如果這個優勢不能持續強化，台商的向心力很難維繫得太久。
關於這點，在蘇州生產二極體的鍾德明(化名)，感受十分深刻。原本他在台灣華南銀行擁有一筆中小企業信保基金優惠貸款，額度是一千五百萬新台幣。後來，另一家行庫用較低的利率鼓吹他換銀行，不料等換過去之後，卻將額度縮減成五百萬元。他向銀行提出抗議，得到的答覆卻是；「我們剛剛往來，要試試你的財務調度能力。」
短少一千萬周轉金，對中小企業而言自然相當嚴重，那一陣子，鍾德明差一點因此而周轉不靈。談起這件事，鍾德明不禁火冒三丈，「假如我真的倒閉了，銀行經辦人員可能還會說：你看，還好緊縮銀根，不然風險更高。」他說：「還想成為亞太金融中心？把好好的政策執行成這種當鋪樣子。」
雖然如此，鍾德明已在中和買了一個廠房，準備把一種附加價值較高的獨門產品放在台灣生產，那是他在大陸發展四年「養」出來的產品。事實上，這個產品在大陸生產利潤更好。
「光從事業的角度看，可以、也很想連根拔起，但是家又不能連根拔起。」他說。
不過，在類似的情境下，有多少生意人會做出相同的決定？
新型「台灣式」管理
睽違兩年再訪蘇州，乍見時其有些不敢相認。蘇州變了，朝一個難以想像的方向改變－－變得乾淨多了。
這個曾經滿布惡臭溝渠的「東方威尼斯」，如今流水雖還稱不上清澈，但卻不再發出異味，整治後的河流，成為新建四線道馬路的天然分隔島。舊城區正逐步改建，卻仍保留了美麗的法國梧桐與白牆黑瓦的江南建築。穿梭在九彎十八拐的巷弄間，慣見的果皮、垃圾大量減少，竟有些許過去未曾感受到的怡然。
河流整治是蘇州的十年大計。不像台灣一些縣市光把臭水溝加蓋的表面工夫，他們下苦功先截斷流水、將河裡的淤泥掏淨，在河底鋪上水泥板，再重新放流河水。
蘇州市並不是特例，許多在長江三角洲地區投資的台商，都感受到這個地區的生活品質在改善當中。在介紹吳江松齡鎮的電視節目中，路過的台灣旅客對著麥克風說著：「這裡很乾淨，比台灣很多地方都乾淨。」當地台商證明此言不虛。事實上，這個地區舉家定居的台商逐年增加，從這點多少可以看出這個地區居住環境的競爭力。
蘇州的另一個變貌，更足以讓想成為科技島的台灣提高警覺。
在新加坡政府工業園區裡，日立、三星、超微(AMD)的新廠房陸續進入完工階段，全數是半導體廠。「新加坡政府真的很有策略，」上海中興百貨總經理馮仁厚分析：「它帶著這些跨國企業到這投資，等網路和其他配套服務完成，自然而然就讓新加坡變成這些公司的亞太營運中心。」
台灣當然不可能如法炮製，但向來自立自強的企業界另闢蹊徑，成群結隊一起前來。在蘇州新區，新力、飛利浦和明碁已經進駐，吸引十幾家台灣的電腦零組件廠商在附近的吳江投資，和北台灣一樣，蘇州地區儼然形成電腦產業聚落。
算起來，這已經是台灣電腦業第三個海外聚落。第一個是七年前在馬來西亞檳城成形，第二個是三年前在廣東東莞聚集。因此，「依照設備的先進程度，蘇州廠最新最好，然後是東莞、檳城，最舊的在台灣，」一位生產鍵盤薄膜開關的業者分析。
如果站在台灣優先的角度，業者應該把最好的技術與設備留在台灣，將二手機器放在大陸，早期台商投資大陸不也就是如此？但對這些業者來說，競爭力的來源，是讓每個據點都充分發揮投資效益，都能提供客戶品質最好的產品，不能造成整個集團品質參差不齊的形象。
「唯有企業獲利，當台灣設備到了該汰舊換新時，才有能力投資最好的。」一家生產電腦連接線廠商的副總經理認為：「前提是，如果屆時台灣投資環境還適合的話。」
不過兩年，眼看著貫穿上海與南京的滬寧高速公路通車，上海外環道和地下鐵路迅速完工通車，和蘇州科技聚落平地崛起，在這場質與量的競賽中，台灣的進度又是如何？
值得警惕的事
詢問台商經營大陸事業最大的苦惱是什麼？本以為無非是慣知的那幾項：大陸員工心態太被動、法令界限模糊、地方政府動輒干預。不料這回竟幾次得到一個令人傷感的答案：台灣幹部最麻煩。
「憑什麼凡事要公司幫他解決？他寂寞無聊關我什麼事？」一位老闆忿忿不平地說：「現在只要台灣幹部待不住，想調回台灣就讓他回去，要離職也不多慰留。」
沒想到，結合鄉親與創業情感的基礎竟是這般脆弱。
「我都建議台商，儘快讓管理當地化。特別在大上海地區，人才素質普遍比廣東、福建高得多了。」在上海從事企管顧問工作的賴鴻標說：「台灣的專業經理人要警惕了，在一些跨國公司裡，台灣人過來是被上海人管的。」
台灣要成為放眼大陸市場的亞太營運中心，如果台灣專業經理人地位如此容易便遭取代，又如何期待這個跨世紀藍圖終究能夠成真？
從企業主的角度來看，登陸初期依賴台灣幹部，因為他們具有貫徹決策、節省溝通成本與提高效率的附加價值，值得提供足夠誘因來留住人心－－即便老闆私心以為認為幹部在拿翹。然而，正因為多數台資企業是經營較簡單的加工廠，當地人才很快就能夠勝任管理工作，台灣幹部便優勢不再。於是，老闆過往認為「值得」的付出，如今便成為阻礙成本降低與效率提升的絆腳石。
但在幹部的心目中，自己在篳路藍縷中為老闆打出一片江山，隻身在外，二十四小時隨時待命，付出如同創辦自己的事業一般，但卻末因工廠獲利而獲得應有的回饋。如此一來，自認為摸熟了大陸做生意要領的幹部，便不願再甘於為人作嫁，厭倦兩地奔波者，寧可薪水少些也願回歸家庭。
說穿了，老闆和幹部之間只是短期利益的結合，當維繫因素消散，伙伴關係也就終結了。
當幹部轉身離去時，台商是否曾經想過，如何將過去雙方累積的大陸經驗轉換為更長遠利益；例如和幹部合資進行內部創業？如此，不但凝聚了人才的向心力，還可兼得企業擴大疆界之利。
另一方面，幹部又是否曾經想過，自己的能力與附加價值有沒有隨企業成長而提升？
台商總是流傳一種說法：「在大陸，企業要賺錢，一定要老闆自己親自全心投入，靠幹部絕對做不起來。」證諸實際案例，康師傅方便麵、旺旺仙貝、老蔡醬瓜、龍鳳食品都是如此。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其中其實隱含著一個危機：如果企業並沒有培養出立地台灣、跨越國界的管理能力，組織便只能挨著老闆到處飄萍。
我們或者可以說，幹部自立門戶與老闆轉換戰場都不見得是壞事，因為中小企業和創業精神本來就是台灣企業的特質。但當台灣站在經濟升級的轉扳點上，能否發展出一套有序的體系，既能發揮創業精神，又能累積資源並降低風險，為「台灣式管理」重新賦予新意。
假如台商大陸經驗的總結是「靠幹部做不起來」，那麼靠什麼能造就進一步的成長？
在弔詭中尋求解答走進明碁電腦蘇州廠，令人驚訝於它和剛落成、位於桃園龜山的企業總部，幾乎一模一樣。明亮潔淨的工廠與辦公室，一式一樣的制服，同樣的綠色隔板與格局，連宏碁集團固有的「人性本善」企業文化，都照樣搬進這塊人際互信已經飽受文革摧殘的土地上。
「剛開始聽到這四個字，且覺上司在吹牛、唱高調，」蘇州明碁研發部經理陳軍表示：「後來，我發現他們真是這麼做的，現在，我也這麼待我的部屬。」
「明碁在全世界經營理念都是一致的。在大陸如此，在台灣、馬來西亞，未來在墨西哥廠都是如此。」明碁副總經理邱英雄說。
由於去年才剛起步，明碁蘇州廠還沒有獲利，但在國際化架構下，蘇州只是明碁四個生產據點當中的一個，由於有跨國管理的經驗，提供較多致勝的把握；另一方面，明碁在台灣總部繼續開發新產品，轉投資生產關鍵零組件的達碁科技，同時在產品與地域兩方面分散風險，即使大陸廠發生虧損，致命機率也會相對較低。
而能夠做到分散的關鍵是，這家公司已培養足夠人才，以及較成熟的制度體系，可以在世界各地開疆拓土。
從這個角度來看，台商在大陸投資之所以存在矛盾與不安(無論經營成或敗)，歸根結柢在於政治風險。遠是企業無法控制的投資變因，既然如此，只有想辦法盡量降低這個變因的影響程度，根本之道就是透過國際化來分散風險。
說穿了，無非就是「別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但在此之前，企業得先編織幾個堅實牢固的籃子。
今年初，在蘇州台商聚會中，台大教授魏啟林受邀對兩岸經貿現況發表演說。他認為，台灣已經具備經濟轉型的雛形，但是還沒有轉過去，「究竟如何才能成功轉型？」魏啟林剖析：「既不是西進，也不是北進，而是上進！」
台灣的優勢，不會永遠建立在大陸的落後上，台商的優勢，也不會永遠建立在大陸的進步。持續上進的台灣，才是台灣與台商利益的交會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