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的官吏，為了表示對國家忠誠，對職守盡責，有人嚴謹到「大夫無私交」的地步。所謂無私交，當然不是說沒有私人朋友，而是與私人朋友間不談公務，私人朋友不應也不能影響公務。
儘管這麼說，公私之間的區分還是不容易，若嚴格規定「公」的部分，則勢將減損「私」的範疇。可見在古代的中國，官吏已將自己一部分的隱私權利，自動奉獻給他要服務的人群。
政風民俗，人同此心，中國官吏如此，外國官吏亦然，因為他們受大眾注目，所以私生活就不能不受公眾的審視。
爭回隱私權
惟時至近代，過去那些把部分隱私權利雙手奉出的人，現在要爭回來了，因為：
第一、新聞界的言論自由大量擴張，傳播媒體挾讀者「知的權利」這把利劍，無堅不摧，深入公共事務每一層面，公眾人物的隱私愈來愈少，尤其新聞界日趨商業化，很多媒體唯利是圖，譁眾取寵，不斷侵蝕他人的自由與名譽。
第二、科技發展，偵探器材日益進步，照相、竊聽固無論矣，現在電腦大量使用，使個人資料便於集中、整理和傳送，隱私更面臨嚴重威脅。
第三、言論自由在近代自由權中雖居重要地位，但一切自由權都必須歸於一個最終目標－－保障個人自由。這種理念日漸覺醒，個人對自己權利的爭取也日趨積極。
因此，新聞自由和名譽權、隱私權，就不免起了衝突。當雙方爭持不下時，只有訴諸法律的評斷。現代國家，多以追求民主是尚，然一國若無新聞言論自由，就絕對談不上民主。所以民主國家的法院，在處理這類案件時，既要維護民主原則，又要保障個人權利，左右輕重，無不兢兢業業，斟酌再三。
有關此類訴訟案件，美國一九六四年蘇利文控告紐約時報誹謗，是一個典型的、歷史性的案例，直到現在仍常被引用。
新聞界有權報導
蘇利文是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警察局長。一九六０年代，黑人領袖金恩領導的民權運動如火如荼；金恩的支持者在紐約時報刊登一則廣告，批評南方若干城市－－包括蒙哥馬利市－－處理民權示威活動不當。廣告中的批評，有些並非事實，雖然未提到蘇利文的名字，但蘇利文仍提出訴訟，告紐約時報誹謗。
地方法院初審判紐約時報敗訴，應賠償蘇利文五十萬美元。紐約時報不服，上訴最高法院，一九六四年最高法院以九比零票改判蘇利文敗訴，理由是：擔任公職的人如果認為他人對他執行公務有不實的報導，破壞他的名譽，而要求賠償時，必須先證明對方做這項報導是有惡意的－－也就是明知報導不實，或對報導是否確實的那些疑點完全不理會。
最高法院裁決說：「對於與公眾有關事務的辯論，應該不受限制，熱烈而公開，這種辯論可能包括對政府及公職人員作激烈、尖銳、有時會令人不快的攻擊。」最高法院認為，公職人員的言行關係到大眾利益，新聞界對他們自然有權做較嚴密的注意與報導。公職人員既然自己選擇這項工作，就必須忍受新聞界及大眾的注意。
這是美國最高法院第一次對政府公職人員控告新聞界誹謗，設定了標準。以後最高法院在其他的判例中，把適用範圍從公職人員擴大到一般「公眾人物」，也就是自願成為公開露面的人物，如演藝人員、公關人員、演說家、職業運動員、佈道家等等；因為他們的言行受到社會大眾的注意，因而新聞界感到興趣，這是順理成章的事。
美國司法界在若干判例之後，慢慢地就對公眾人物控告新聞界誹謗，確立了一些原則，那就是原告要負責舉證，必須證明新聞界的報導：
一、不是事實；
二、懷有惡意；
三、使當事人名譽受損。
換言之，即使不是事實，如果傳播媒體並無惡意，或當事人並未受到損害，新聞界也不應負誹謗之責。
自由擴張侵犯隱私
這有一個最著名的例子：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出版的「時代雜誌」報導說，以色列國防部長夏隆曾鼓動對黎巴嫩境內巴勒斯坦人的大屠殺。事後發現這項報導不正確，「時代」刊出更正，但夏隆仍向紐約地方法院控告「時代雜誌」誹謗，要求賠償五千萬美元。
本案在萬方注目下開庭審理，在聽完雙方辯論之後，主審法官指示陪審團，要依據真實、惡意、受損三項原則，來判斷「時代」的責任。結果陪審團表決認為，「時代」的報導的確失實，夏隆的名譽也的確受損，但是「時代」並非明知故犯，沒有惡意，所以不應該賠償。
由於公眾人物控告新聞界誹謗的標準特別嚴格，傳播媒體無所顧忌，乃勇於挖掘與批評，使美國言論自由的基礎更為鞏固，對政府的監督也更為有力。
不過任何有權的人往往都濫用權力。美國新聞自由過分擴張的結果，不免相當程度的侵害了個人的自由－－尤其在隱私權方面。
一九八一年，雷根總統的國家安全助理理查．艾倫，涉嫌接受日本人所贈價值一千美元的手錶，以安排一家日本雜誌的記者訪問雷根夫人，由司法部進行調查。
華府記者日以繼夜盯住艾倫，觀察他的反應，看他是否辭職。攝影記者在他家門前架好攝影機，有人出來，立即拍照，嚇得艾倫的女兒不敢上學。而記者在守候時又吃又喝，結果艾府門前滿地的汽水瓶、啤酒罐和果皮紙屑。這不僅妨礙了艾家的隱私，也非法侵入艾家的私產；艾倫儘管是公眾人物，但記者的行為也過了分。
不過還有更過分的呢！
一九八七年九月，雷根總統提名鮑克(Roert Bork)出任大法官，在參院頗有爭議。正當司法委員會聽證期間，華府一家叫City Paper的週刊，發表了一篇「調查報導」，根據鮑克向一家錄影帶出租店所租的一百四十六卷錄影帶，分析出他歡喜看希區考克和卡萊葛倫的電影。這項資料雖然並不能證明什麼，但是新聞界侵入他人私生活如此之深、之廣，使社會為之震驚。參眾兩院立即採取立法行動，禁止這一類的服務機構，今後再透露與公眾無關的個人資料。
起防腐作用
不過新聞界這種「鍥而不捨」的精神，有時也能釣到大魚，對公眾人物的品德起防腐作用。
一九八七年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參議員哈特炙手可熱。哈特是個「花花公子」型人物，他的私生活一直受到新聞界的詰問。他被問得急了，就誇口說：「你們不信，盯我的梢好了！」他也許是隨便說說，但真有不信邪的記者就這樣幹了。
「邁阿密先鋒報」那年五月三日報導，根據他們駐華府記者「守望」的結果，從邁阿密來的金髮美女唐娜，賴斯，一日進入國會山莊哈特的住宅，直到二日深夜還未見她出來。
這個消息像一枚強力炸彈，炸得美國全國沸騰，再經國際性通訊社轉發，成了世界新聞。哈特受不了輿論壓力，只好黯然退出競選。
哈特「一夜風流」事件在美國掀起一項爭議，究竟公眾應不應該以私生活來評斷一個政治人物？而政治人物的私生活，新聞界應不應該報導？
美國新聞界在六０年代以前，對於政治人物，除了在貪污、擅權等問題上加以注意之外，甚少干預他們的私生活。
但是六０年代的越戰和七０年代的水門事件，給美國新聞界極大的痛苦。他們認為，他們給予政治人物的信任沒有得到回報；政治人物的謊言，透過新聞傳播，欺騙了全國人民，他們應負道義上的責任。從此以後，他們要替選民作「守門人」，盯住政治人物的一言一行。
儘管如此，對政治人物私生活應該採取什麼立場，美國新聞界亦無一致的看法。哈特－－賴斯事件應不應報導，正反意見都有。
反對這類報導的人士認為：
－－不宣揚政治人物隱私，是新聞界信守多年的職業守則，若肆無忌憚的破壞，將腐蝕記者的自律精神。
－－公眾對政治人物的評價，應該根據他們在公共事務上的立場及表現，而不是渲染他們的私生活。
－－每個人都可能有作人失敗的時候，沒有幾個政治人物能禁得起新聞界這麼嚴厲的檢審，而且這種作法會使一些優秀政治人物因害怕曝光，而斷絕他們參與公眾生活的機會，對整個社會都構成損害。
不保障造謠自由
當然，贊成這類報導的人，理由也不少：
－－政治人物在競選時，無不竭力塑造個人形象，讓公眾覺得他誠實可信、有為有守；如果這個形象與事實不符，是個假象，新聞界就應該勇敢揭發，對假英雄產生制衡的效果。
－－政治人物，誠實第一，如果他能欺騙少數人，也就可能欺騙多數人。
－－私生活的差錯即使不是嚴重的缺點，至少證明其人「缺乏良好的判斷力」。這種人一旦作了領袖人物，譬如總統，在處理軍國大計時，若判斷失誤，會有嚴重後果。
美國是一個民主而多元化的社會，本來就甚少「眾議念同」之事。不過也正因為美國是一民主國家，重要公職都來自選民投票，而美國地廣人眾，選民對候選人個人情況，瞭解甚少，絕大部分的資訊得自傳播媒介的報導，捨此之外他們無從甄別、選擇。因此，報導候選人品格、才能、言行等等一切情況，恐怕已成為新聞界無可逃避的責任。
很顯然，在公眾的關切下、在新聞界無所不在的監視下，今後政治人物的隱私將愈來愈少，他們必須更謹言慎行，表裡如一。這不僅在美國如此，恐怕在所有民主國家以及追求民主的國家裡，都是同樣的趨勢。
當然，政治人物也像普通人一樣，有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權；政治人物的私生活，必須涉及公益，或者有充分合理的理由相信它將涉及公益，新聞界才能報導。同時，新聞界應負舉證責任。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法律只保障「新聞」自由，不保障「造謠」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