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小耳朵」、「中耳朵」和「衛星雲圖」等名詞早已不陌生，但自知科學水準離世界先進國家尚有一大段距離時，聽說台灣自己要發射一顆人造衛星，一般民眾喜的是台灣果真也會成為「太空俱樂部」的一員？憂的是當前觸目可見的諸如污染、交通和噪音等「地面上」的問題重重，怎麼又要操心到「太空上」呢？
的確，這個聽起來十分「科技」的問題，從提起之初就讓民眾十分困惑，究竟是「今天不做，明天就要後悔呢？」還是「做了，明天就後悔？」而更令人不解的是以國科會和科學月刊為主的科技界戰爭。一邊以國科會為主的人認為，藉著這個尖端太空計畫，可以培養系統整合人才，提升產業水準，並增加國際聲望；而以科學月刊為主的學術界人士則認為，台灣本土科技太薄弱，遽而談尖端太空科技，無異「還未走就要飛」，失敗是可預期的。
決策過程遭質疑
這場戰爭中，備受爭議的兩個膠著點，第一是計畫內容是否周延，第二是整個決策過程是否流於「黑箱子作業」。
到目前為止，外界的瞭解，僅止於國科會在二月時公開的十五頁計畫草案，至於更完整的、厚厚一冊的詳細內容，則是「連開完會都不得帶出來，」一位關切衛星計畫的科學家透露。字很大、薄薄的草案記載著，打算以五年時間，花費一百億元，將一顆二百磅重的科學用衛星打上三百公里的低軌道。至於五年之後的中長期計畫，在草案中，則概括以四十四個字的篇幅簡略帶過。
另一個引起爭議的則是這個計畫從決策、可行性研究、行政院審查、預算等，將近兩年的整個過程。
風波肇始於民國七十七年十月，李登輝總統跟當時南投縣長吳敦義談及要發展人造衛星，這是層峰首次公開對人造衛星計畫的態度。幾乎在同時，國科會主委夏漢民要成功大學航空太空研究所教授趙繼昌任召集人，組織一個跨部會的九人小組進行可行性研究。事實上，一個月以前，李登輝總統已跳越行政院長，直接指示經濟部研究發射衛星的可行性。
趙繼昌這個小組原打算用六個月做報告，未料突然受命要提前二個月，在七十八年五月初的行政院科技會議中提出報告結論。會議中，他們建議五年為期，發射低軌衛星；同一會議裡，行政院科技顧問也討論了這個計畫，外國顧問一般都認為，在踏出任何一步太空計畫之前，審慎的評估是絕對必要的，更何況對「小國」而言，將大部分科技經費和人才投注到一個計畫，會引發很多問題，而且有愈陷愈深的危險。
與這計畫有關的交通部和經濟部，則分別公開了「我國通信衛星發展計畫」及「發展人造衛星體系可行性分析」。兩份報告都持審慎態度，基本上肯定就長期目標而言，我國有必要擁有自己的衛星系統，但因為台灣衛星發展基礎薄弱，且經費龐大，所冒的風險也大，因此，應該採取「擴大需求、建立基礎」的漸進策略。
交通部自己有三階段的發展計畫，經濟部評估後甚至認為，目前人造衛星效益不明確，不宜遽然搭上太空列車，但可以先設「太空發展小組」，釐定逐步工作目標。至此，原本跨部會的衛星計畫，先變成三頭馬車，後來就成了國科會「獨挑大樑」的演出。
分析三利三弊
趙繼昌碩導的九人小組，在七十八年六月再度向政府提出發展人造衛星的三利三弊，但並沒有建議要做與否，只是小心翼翼地建議政府綜合考量，參考現有能力，評估後再作決定。
報告中，三個有利因素是可作國家性科技整合發展的目標；提升科技水準、協助工業轉型；提升國家形象。而三個不利因素分別是「經濟效益不明顯；國內科技層次在發展衛星重要元件時能力有限；全面發展衛星計畫投資巨大，可能造成研究發展經費及科技人力分配不均衡。
到此為止，幾乎所有的可行性研究都對當時的人造衛星計畫不表樂觀，但是國科會還是向當時的行政院長李煥作簡報。隨後，九月在立法院並列入了行政院的施政報告之內。十月起，國科會就成立十人規畫小組，由中央大學講座教授劉兆漢召集，四個月後，公布了計畫草案。
當國科會猛力推動這個計畫時，一群關心科技政策，以科學月刊為主的科技界人士也密切注意，並不斷提出質疑。從七十八年十一月起的短短四個月，共連署了三封公開信，分別指出決策過程草率、科技政策的決策紊亂等問題，並希望衛星計畫先經過客觀嚴格的評估。
對於來自學界的壓力，國科會也努力地做「疏濬」的工作，去年年底，一連在北、中、南舉辦了八場「基礎科學座談會」。藉著討論基礎科學教育問題的機會，也聽聽學界對衛星計畫的意見，但根據幾位參加這個座談的學者表示，國科會一開始都不主動提起衛星計畫，只是在會議快結束時，雙方匆匆表達不同的看法。
一場大辯論
一方面，國科會安撫反對陣營，說如果大家反對，可以不做，也說此案正在規畫中，一切等規畫完成再討論；另一方面，國科會態度積極地向立法委員「推銷」這個計畫，七十九年一月起曾兩度邀請立委聽取簡報。資深立委多表贊同，但增額立委則多人質疑。到了四月立法院預算審查時，又遭遇增額立委丁守中、黃河清等強烈質詢。為了更深入瞭解，丁守中、朱鳳芝和預算委員會還主辦了二場聽證會，雙方展開了一場大辯論。
贊成此計畫的，如國科會官員、成大航太所教授趙繼昌、賈澤民和中大教授劉兆漢等認為，如果台灣還是需要太空科學，現在就應該做；而反對的人則批評國科會失敗的「前科」和獨斷的作風，建議應請第三者作獨立客觀的評估。
公婆各有理
在這場「衛星戰爭」中，很顯然地，對於是否在此時開始太空科技的發展見仁見智。就國科會一直聲稱的培養人才目標而言，國科會副主委鄧啟福明白指出：「如果能藉著這計畫，培養一百名系統整合人才，這些錢就不算白花，」趙繼昌、劉兆漢和中大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主任陳哲俊也相信，太空科技整合性高，培養的人才可廣為工業界使用。
但部分學者卻認為這個目標「太空洞」，培養人才沒有考慮到成本效益。
再就「促進產業升級」而言，同時也是科學月刊總編輯的中研院研究員劉康克認為，人造衛星是尖端科技，轉移性小，國科會要把太空系統整合人才應用在工業界，恐怕是過於樂觀。
即使「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有件事卻是千真萬確的，那就是「太空」是一種需要全國上下齊心、很花錢也要長期承諾的科學。以中共為例，從五０年代末期開始發展，到一九七０年衛星升空，再到最近利用自製的「長征三號」火箭，成功發射美國製的衛星，根據曾在中共空間科學研究中心(Space Science Research Center)工作的科學家徐家鸞的描述，中共投注的人力以萬計，光是一個計算研究所(計算衛星軌道等)就有幾百人，每年花一省的產值，並擁有當時三十多歲的錢學森等人抱著「為中華民族奉獻」精神，熱誠回國的領導，發展至今，才有這樣的成就。
另外，台灣地狹人稠，諸如發射場地、發射時的危險性和軍方拒絕支持等限制，據曾參與美國火箭計畫的交大教授石型表示，都應該列入是否要發射人造衛星的主要考慮因素，他回憶剛聽到這個計畫時，第一個反應便是「It’s absurd(怪異)……就算有錢，也不應該用這個方式來花。」
如同任何公共政策一般，龐大的科技政策在國家財力可以支持的情況下，計畫「品質」是實驗室以外更要思考的課題。正如李遠哲去年底回國時，在「遠見」舉辦的「發展中國家如何推動科學發展」座談會中所說，國家愈小，規畫發展的方向愈要小心，才有可能站在領先世界的地位。
兒子的大玩偶？
李登輝總統最後也出面澄清，肯定科技發展要一步一步來。李總統五月中與一批教授見面，在回答台大物理系教授王亢沛的疑問時，明白否認自己是台灣發射人造衛星的最高指使者，並且指出國內發展人造衛星，要一步步研究、規畫，要與科技工業和科學教育發展配合，才能夠有成果，而不是硬性規定在幾年內就要完成發射。
在台大機械系教授黃秉鈞的書桌玻璃墊下，一張泛黃的照片卻清晰可見一抹沖天的白火柱，原來民國六十一年，在台大火箭社當社長的他，花了兩年的時間，和社員及中科院部分研究人員一起努力，他們發射了號稱台灣第一枚火箭。
對這段往事，他一直不願主動提起，因為當時純粹是有興趣，才做了一個「兒子的大玩偶」。但十八年後，看到國科會這個計畫，他不禁要發出科學家「良心的建言」，暫緩這個計畫，再花時間來研擬出最符合國家利益的科技發展計畫。否則，他說，這就好像用七百多位科技大人，以五年寶貴的青春，斥資百億，去放一支「爸爸的大玩偶」，這會是個浮華奢侈的壯舉。
衛星論戰，不見得都是「零和」(zero sum)的結局，這場大戰打下來，雙方雖都感到疲累，但仍然肯定它的價值。國科會工程處長，也是這個計畫的發言人胡錦標就語重心長地嘆口氣說：「如果當初由第三者進行，國科會站在評估的立場，就不用如此辛苦了。」趙繼昌、劉兆漢和陳哲俊也表示，日後在計畫進行中仍然需要不同的意見。
台大大氣系教授林和則認為這是個對雙方都有益的「運動」，對科技官僚而言，應該瞭解只有以民主、專業和科學的態度來訂定政策，才能減少外界的抗拒。
浩瀚蒼芎，總能勾起神秘無限，但探足太空卻絕不浪漫，無論就國家的整體投資或是技術層面，所面臨的問題和抉擇是最實際不過的。在第一年預算通過之後，國家開始了太空夢的追尋，而且，這應該不致於只是一場「煙火表演」。
先學跑還是先學飛?
胡錦標(國科會工程處長)：未來國家要邁向科技大國，並維持國際競爭優勢，應該要從太空科授起步，不起步將來會後悔。至於從那裡開始呢？我們選擇從發射科學用低軌道人造衛星開始，以漸進方式，想並不排斥下階段的發展。
趙繼昌(成大航太所教授)：太空科技整合性高，我實在想不出還有第二個高科技能像衛星計畫一樣，包括所有尖端科技，像自動化、控制、材料、化學等於一身，這是所謂的「火車頭科技」。
我們開始發展太空科技，就像在一場國際田徑比賽上，開始慢慢起跑，雖然落後別人一大截，以後要追還來得及。
鄧啟瑋(國科會副主委)：「任何與太空有關的計畫必然是長程的，如果只著眼於三至五年，不如不做，我認為這個人造衛星計畫可以訓練台灣系統整合人才，很值得做。
陳哲俊(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主任)：進行太空計畫在不影響其他基礎科學研究的前擬下，我認為應該做，在未做之前，很難知道對錯。在這個計畫裡，每年有milestone ，checking points，可依此來決定預算是否繼續。
劉兆漢(中央大學講座教授)：產業要升級，太空科技是唯一的一條路，我想開始進入太空科技的研突應該是正反雙方的共識、大家關心的是如何進入。
劉康克(科學月刊總編輯；中研院研究員)；我並不反對太空科學，但是我們常說要科技生根，那就要把握發展的方向，我認為有四個方向：與產業有關的；具有關鍵性的高科技，比方光電；有本土性的，研究台灣獨特的氣象、海洋、地質和生態，如蛇毒蛋白，我國就獨步全球；選已有基礎的、研究人員已達臨界量(critical mass)的，如分子生物、B型肝炎等研究；還有，能解決自己的問題、且別人無法幫我們做的科技，如污染、地震等。
李太楓(台大地質研究所教授)：太空研究能滿足人類像宗教般的憧憬，有啟發文明向上的昇華作闢，但是現階段對台灣科技發展方向而言，是不是具有國際競爭性才是關鍵因素，台灣剛開始有錢可以做big science(指花費較多的科學)，應學習怎樣規畫、管理有限目標，而不是好高騖遠。
王亢沛(台大物理系教授)：科技發展要找重點來做，想想什麼樣的科技可讓台灣在國際上占一席之地，發射人造衛星，若是以科學為目的，各國採開放態度，不需自已放。
台灣基礎工業差，聽說製造冷氣機，我們不會做壓縮機。加強基礎科學教育方而，也有很多事要做，如改善學校實驗室的設備、修訂教材。比起來，太空科技的發展優先性並不高，如果真的要做，也只要發展地面觀測部分即可。
周成功(陽明醫學院教授)：我們的科技發展模式應該參考瑞士、荷蘭等國家，而不是動不動就跟美國、蘇聯等相比，我們要想清楚自已的定位，當國科會向立委報告這個計畫時，曾有份各國發展太空科授的附件，但卻只印列美國、蘇聯、中共等大國，而漏掉瑞士，荷蘭等小國，這個作法值得商榷。
(陳意玫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