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35至39歲未婚率破四成，近50年暴增近8倍。這群人常被說「不婚不生」，但研究顯示，未婚者中約三分之二沒有約會對象或穩定伴侶，多數仍期待婚姻或有伴；連夫妻都是醫師的家庭，孩子住院時，中斷看診的也多是母親。從無偶單身、生育懲罰到教養焦慮，走不進婚姻，正是台灣少子化的關鍵起點。
國科會人社中心日前舉辦「家的多重宇宙：台灣年輕世代的結婚與生育挑戰」跨領域論壇，邀請社會學、經濟學學者及實務工作者，討論低生育率成因、勞動市場影響與政策困境，並思考制度如何更好地支持年輕世代成家育兒。
面對快速擴大的單身潮，社會常歸因於年輕人「不婚不生」。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鄭雁馨指出，台灣35至39歲人口的未婚比例，近50年間（1975至2024年）從5.3%升至41.4%，接近原來的8倍。她的研究顯示，這項現象更適合用「未婚未育」理解，未必源自主動拒絕婚育。
鄭雁馨參與的國科會萬人青年婚姻調查，與跨國長期追蹤的台灣世代與性別調查（GGS）結果相近：未婚者中，約三分之二沒有交往伴侶；明確拒絕婚姻及伴侶關係者僅占少數。台灣、日本、韓國及新加坡的調查也顯示，多數未婚者仍希望結婚或擁有伴侶。
「結婚率大幅下降，是生育率低迷的重要前導因素。」因此，台灣低生育率不能忽略婚姻與伴侶問題。鄭雁馨指出，已婚夫妻到接近完成生育階段時，平均仍生育近2名子女；台灣非婚生育率長期僅約3.8%，沒有伴侶、未進入婚姻，後續通常也不會生育。
鄭雁馨認為「婚育脫鉤」是假議題，她強調不反對解除婚姻與生育的綁定，但適婚年齡人口中已有大量無偶者，若只討論未婚生育，仍未觸及問題核心。
婚配市場也出現反直覺的性別矛盾。鄭雁馨的「婚姻擠壓」指標顯示，依既有配對模式估算，台灣30歲以後大致呈現女性相對過剩，照理應由女性承受較大的結婚壓力；然而，2000年至2020年間，初婚率明顯下滑的卻是20至49歲男性。
婚配的關鍵已從市場上「有沒有人」，轉向能否找到彼此認可的對象。教育程度提高，對男性找伴侶相對有利，對女性則可能增加配對困難；經濟條件對男性建立關係的影響也明顯大於女性。教育擴張與社會轉型，並未為男女帶來相同的婚戀結果。
她也提到，研究顯示，高教育程度的職業女性仍期待婚姻，也更重視情感親密、相互尊重與性別平等。若婚姻意味著承擔不對等的家務及照顧責任，她們可能選擇繼續等待。當代成年人的難題，在於能否找到合適的伴侶，並讓關係穩定走向成家。
醫師夫妻也難逃性別分工，孩子住院多由媽媽中斷看診
從伴侶關係走向生育，孩子出生後由誰承擔照顧，是另一個現實問題。台大經濟系助理教授陳冠銘利用健保資料，找出約4000對夫妻雙方都是醫師、育有6000多名子女的家庭，觀察孩子住院前後，父母是否仍有看診紀錄。
結果顯示，孩子住院後第一、二天，醫師母親的看診紀錄明顯減少，醫師父親的工作狀態則沒有相同幅度的變化，陳冠銘形容爸爸仍是「馬照跑、舞照跳」。他說，即使母親收入高於父親，整體情況仍然相近；只有父親是兒科醫師、母親不是時，夫妻差距才略為縮小。資料雖無法直接確認誰在病床旁照顧，仍可看出孩子突然住院時，中斷工作的主要是母親。
陳冠銘指出，養育子女的代價不只有尿布、教育等直接支出，照顧占用的時間及失去的職涯機會，才是更難承受的成本。台灣資料顯示，第一個孩子出生後，男性留在職場的情況沒有明顯變化，女性卻逐漸退出勞動市場，影響延續多年，不少人未能回到原有的職涯軌道，「育兒懲罰」主要由女性承擔。
他直言，連夫妻雙方都是醫師、位居社經地位頂端的家庭都如此，女性在走入婚育前，自然會考慮自己將付出多大代價。
「育兒懲罰」加「教養焦慮」，婚育門檻愈來愈高
中研院經濟所研究員楊子霆的研究也發現，夫妻在第一胎出生前，所得成長趨勢原本相近；孩子出生後，女性收入明顯下降，男性收入持續成長，差距長達多年未消失。生育對女性職涯的影響不只出現在產後，也可能因退出職場、年資中斷及升遷機會減少而持續擴大。
楊子霆指出，台灣在短短三、四十年間完成歐美國家歷時近百年的經濟轉型。教育與職涯機會快速增加，女性更有條件追求工作、自主與自我實現，家庭分工觀念卻沒有同步改變。
他說，「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想像依然存在，家務與育兒責任仍主要落在女性身上。男性未必認同傳統分工，卻較容易從中受益；女性則承擔生育後的照顧與職涯風險。經濟快速向前，家庭角色仍停留在過去，這項落差成為台灣超低生育率的重要背景。
中研院社會所助研究員趙思怡指出，少子化的危機敘事容易把制度問題變成個人責任，將年輕人描述為不願承擔，生育壓力也再度落到女性身上。台灣長期資料顯示，工作與家庭之間的衝突持續加劇，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尤其明顯；女性承受的時間壓力與精力耗損，也普遍高於男性。
趙思怡表示，照顧是支撐社會運作的基礎設施，不該只是家庭自行處理的私事。每個人在不同人生階段，都可能同時是工作者與照顧者。勞動制度若始終將理想工作者想像成能夠長時間、不間斷工作的人，照顧責任最後仍會被推回家庭，並集中落在女性身上。
政大社會系教授兼系主任鄭力軒則指出，台灣福利資源存在世代失衡。過去30年間，年金、健保、退休及長照制度逐步建立，老年經濟安全獲得強化，養育子女不再是老年保障的必要條件；對兒童及育兒家庭的支持，卻增加得較慢、起步也較晚。
過去「養兒防老」的觀念深，人們擔心的是「怎麼敢不生小孩，老了怎麼辦」；如今，社會對生育條件的要求愈來愈高，甚至反過來問想成為父母的人「怎麼敢生小孩」。家庭形式、經濟條件與教養能力，都可能成為外界評斷生育資格的標準。鄭力軒認為，「誰有資格生小孩」已成為低生育率中值得正視的文化壓力。
鄭力軒也提醒，社會對「好父母」的要求不斷提高。當父母認為孩子必須學才藝、補習並接受更好的教育，養育成本也隨之增加；「不會教就不要生」等說法，更讓生育像是一場資格審查。人們除了擔心能否負擔養育費用，也會懷疑自己是否符合社會認定的「合格父母」標準。
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托育及就業政策催生聯盟召集人王兆慶盤點台灣少子女化政策發現，政府投入大量育兒津貼，0至2歲公共托育獲得的資源卻遠低於3至5歲。
對育兒家庭而言，孩子出生後最需要照顧支持的階段，公共服務仍顯不足。他認為，政策投入資源是否真正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更直接影響家庭能否承擔婚育風險。
王兆慶認為，政治人物偏好現金補助，因為發錢容易宣傳、不需複雜的行政配套，政治成本也較低。然而，高房價、長工時、性別分工、托育缺口與教育焦慮彼此交織，單純加碼補助未必能降低年輕人承受的婚育風險；國外有效的政策移植到台灣，也不一定產生相同效果。
勞動力不能只押生育率，學者：五條路同步推進
面對人口下降，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林宗弘將焦點放在勞動力。他指出，台灣總人口雖然持續下滑，2025年勞動力人數仍達到歷史高點。年金、健保與長照能否維持，關鍵在於工作及繳費人口與退休人口的比例，不能只看總人口。
林宗弘提出五項補充勞動力的途徑：提高生育率、延後退休與高齡再就業、提高目前約52%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增加新移民留台人數，以及減少人口移出並吸引旅外人力回流。
他說，今天出生的孩子至少要15年後才可能進入勞動市場；延後退休見效最快，依其估算，退休年齡每延後一年，可讓20多萬人繼續工作，同時增加年金繳費者、減少開始領取年金的人。
林宗弘強調，公共托育及其他支持生育的政策仍應持續擴張，但生育率不是唯一解方，也不該把人口壓力都推向母職與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