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在AI已形成畢業生就業焦慮的同時，哈佛大學也出手整頓A級成績通膨。當滿分與文憑不再代表真本事，大學教育的信用與職場競爭力，也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年輕世代更開始懷疑高學歷價值。
亂世文章不值錢，盛世A級也通膨
歷史上，有些制度的衰敗，不是始於醜聞，而是始於太多沉默；不是始於崩塌，而是始於每個人都拿到一張看似完美的成績單。宋朝詩人呂蒙正曾寫下悲愴而辛辣的詩句：「一碗清湯詩一篇，灶君今日上青天；玉皇若問人間事，亂世文章不值錢。」那原是清寒士人對世道的悲憤，也是文明市場裡最早的估值悲歌：當真正的才學無法換來尊嚴，文章便成了亂世裡最廉價的貨幣。
千年之後，哈佛校園裡流通的不是清湯與詩篇，而是過度氾濫的A級成績。當A從「非凡卓越」變成多數人的日常，它就像過度印發的紙鈔，票面仍然漂亮，購買力卻逐漸蒸發；它像亂世裡不值錢的文章，形式仍在，信用已薄。哈佛教師投票限制本科生A等第，表面上只是評分政策，實際上卻是一場高等教育對自身信用體系的外科手術：大學終於承認，若連卓越都可以批發，知識也會開始貶值。
哈佛這一刀，切開精英教育的體面荒謬
近期，哈佛文理學院通過新制，自2027年秋季起，本科課程A等第原則上不得超過每班20％加4人；A-以下不受限制，哈佛也沒有A+制度。這套「20加4」設計看似技術問題，實際上是精英大學對成績膨脹的正式宣戰。《路透社》報導，哈佛A等第比例從2005年的24％、2015年的40％，升至2025年的60％；另根據《華盛頓郵報》報導，哈佛成績通膨已到近乎失真的程度：在2024～2025學年，若連A-一併計算，將近85％的本科成績落在A或A-；完整A的比例，約已升至三分之二∕約六成以上。這意味著，A不再只是「非凡卓越」的符號，而逐漸變成精英校園裡的標準配備。這不是學術卓越的自然增殖，而是評量貨幣的過度發行。
《華盛頓郵報》在2026年5月20日的社論中說得更直白：美元通膨仍侵蝕購買力，而精英高教的成績通膨終於碰到阻力。這句話之所以鋒利，在於它把A級成績看成一種教育貨幣；當它過度發行，貶值的不只是分數，而是整個高教制度的信用。哈佛大學的教師以458票對201票限制自己的評分權，反而說明這股通膨壓力已經大到連教授群體都不得不承認：若再不讓A重新稀缺，哈佛成績單就會像過度發行的貨幣，票面華麗，信用貶值。
成績膨脹不是仁慈，是另一種殘忍
成績膨脹常被包裝成善意：學生辛苦，教授體諒，學校避免衝突，家長保持滿意，履歷繼續發光。這套體系看似溫柔，其實冷酷。因為當人人都有A，B就不再代表「良好」，而變成一場小型災難；當滿分成為標準，卓越反而失去價值。
這正是高教最精緻的弔詭：大學用高分安撫焦慮，最後卻製造更深的焦慮。學生不再問「我學到了什麼」，而問「這門課會不會傷害自己的學業成績平均點數」（Grade Point Average, GPA）；亦即，教授不再只問「標準是否正確」，還得計算嚴格評分是否導致選課人數下降、課程評鑑變差、升等風險增加。於是教育從追求真理，悄悄轉向顧客服務；課堂從知識鍛鍊場，變成履歷保養院。
《美聯社》報導指出，哈佛改革者把這場改革視為對「完美成績單暴政」的反擊：當直A成為常態，學生不是更自由，而是更不敢失誤；當完美成為最低安全線，教育便不再鼓勵探索，而是訓練風險規避。
學生反彈，也是一種制度現實
然而，學生反彈並不令人意外。近日《英國衛報》報導，約85％的學生調查受訪者反對相關改革；學生擔心A名額稀缺化會加劇同儕競爭、壓抑合作學習，並讓他們更不敢選修陌生、困難或跨領域課程。這些反對聲音提醒我們：高教改革最難之處，不是宣布標準，而是讓標準不變成另一種焦慮機器。
學生不是不懂標準，而是太懂標準背後的市場。醫學院、法學院、投資銀行、科技公司與獎學金委員會，仍把GPA當第一道篩選器；哈佛若單方面讓A變稀缺，學生自然害怕自己成為改革的代價。高教改革真正的困難，從來不是找到正確標準，而是讓受標準影響的人相信這套標準不會把他們推向不公平。
文憑的另一端，是GPT世代的求職地獄
如果哈佛限A是高教信用的上游危機，那麼，2026年畢業生的求職焦慮，就是下游海嘯。《華盛頓郵報》5月20日的另一篇專文指出，以卡內基美隆電腦科學畢業生為例：這批學生2022年入學時，ChatGPT尚未進入公共生活；2026年畢業時，AI已經成為職涯陰影。過去15年，美國家庭相信一條近乎宗教的世俗福音：學會寫程式，進入大廠，拿到高薪，人生從此穩了。如今，這張保單開始過期。
資料並不支持「資工已死」這種末日神話，但確實顯示傳統科技路徑正在收窄。卡內基美隆個案顯示，畢業生仍具高就業力，但通往Google、Meta、亞馬遜（Amazon）等科技巨頭的單一路徑正在變窄，更多學生流向醫療、零售、資料分析、AI應用與非傳統科技產業。這不是死亡，而是去中心化；不是資工失效，而是矽谷神話失去壟斷性。
AI沒有消滅工作，而是先消滅入門階梯
真正危險的不是AI取代所有人，而是AI先取代「讓新人學會工作的那些任務」。初階工程師過去靠修錯除錯、寫簡單功能、整理文件、測試系統、閱讀舊碼累積經驗；現在這些任務最容易交給AI。企業仍需要高手，卻更不願培養新手；市場仍需要人才，卻愈來愈要求人才在進門前就已經成熟。
史丹佛數位經濟實驗室（Stanford Digital Economy Lab）指出，整體就業尚未因AI全面崩塌，但高度受AI影響職務中的22～25歲年輕工作者已承受更集中壓力，尤其是軟體開發、客服與文書工作。美國的大數據人力資源智庫（Burning Glass Institute）則把這場危機描述為結構性斷裂：學士文憑不再可靠地通往專業就業，原因包括AI重組專業知識、疫情後企業精簡、風險趨避徵才，以及畢業生供給過剩。
AI時代不是不需要電腦科學，而是不再獎勵只把電腦科學當成職訓證書的人。未來稀缺的能力不是語法，而是判斷；不是產出程式碼，而是定義問題；不是會使用工具，而是知道工具何時會犯錯。最值錢的工程師，不再只是鍵盤上的技術工，而是現場裡的翻譯者：把醫療、教育、金融、公共服務、製造與治理問題，轉化為可用技術解決、又不被技術支配的方案。
台灣高教不能再販賣安慰劑
哈佛限A與GPT世代求職焦慮，對台灣尤具警示。台灣高教面對少子化，不少學校把學生滿意度當治理核心，把課程包裝成市場商品，把高分視為服務品質，把就業口號印成招生文宣。可是，當大學不敢維持標準，企業就會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評分；當文憑不能證明能力，市場就會要求作品集、實習、證照、推薦、人脈與實作成果。這些替代評量看似公平，往往更依賴家庭資源。
台灣不必複製哈佛20％限A，但必須學會三件事：第一，清楚界定90+分、80+分、70+分各代表什麼能力；第二，讓課程評量回到學習成果，而不是師生互相取悅；第三，把AI素養、資料分析、跨域專題、倫理判斷與實作能力，納入每個學門的核心訓練。大學不能只承諾「讓你畢業」，而要敢承諾「讓你有能力面對畢業後的世界」。
《華盛頓郵報》社論提醒，若民眾重新相信大學仍是嚴謹學習與能力養成之地，而不是昂貴的履歷美容院，大學才有能力抵禦政治風暴。反過來說，若大學只會濫發漂亮成績、販賣階級幻覺、把學生滿意度誤認為教育品質，就等於親手替反高教民粹準備彈藥。
哈佛這一票，表面投給成績改革，實際投給一個更古老的問題：大學是否還敢判斷卓越？AI時代的畢業生焦慮，表面是求職危機，實際也是教育承諾的信用危機。前者問：A還值多少？後者問：文憑還保證什麼？
最壞的大學，不是給學生低分的大學，而是給學生漂亮分數卻不給真本事的大學。最危險的教育，不是要求學生努力的教育，而是用安慰取代標準、用履歷取代學習、用行銷取代誠實的教育。當A變得廉價，文憑也會開始失業。高等教育若想重新贏回信任，就不能只替學生包裝未來，而要讓學生有能力承受未來。
知識的世界不欠任何人一張完美成績單，市場的世界也不保證任何文憑永遠有效。大學真正能給學生的，不是永遠不受傷的履歷，而是在標準、風險與變動之中，仍能重新學習、重新證明、重新出發的能力。亂世文章不值錢，盛世A級也通膨。畢竟，真正的學養，從來不是靠寬鬆評分保值，而是靠嚴肅訓練、誠實標準，以及能經得起時代折舊的能力來證明。
本文章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遠見》立場
（作者為世新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