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布希就職不過一個月，即到中國大陸訪問，是對中共一個相當友好的姿態，但中共卻打了這位「老朋友」一個耳光，阻止他邀請的客人方勵之教授參加答謝國宴，引起軒然大波。
傷了布希的顏面
中共也許自以為得計，因為它終於使方勵之沒有見到布希，使中共領導人沒有和他們討厭的人同席共飲；但外界看得清楚的人都覺得，這種行為愚不可及，因為造傷了布希總統的顏面，引起兩國外交爭執，更提高「中國沙卡洛夫」方勵之的國際地位，而且使世人益發注意大陸的人權問題，誠所謂得不償失。
中共為什麼會做出這種事呢？外界有很多揣測和分析，只有紐約時報別有見地，它說：「產生(警察阻攔方勵之赴宴)這些行動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新權威主義的理論作祟。」
紐約時報指出：「在過去兩個月中，這種理論一直是官方圈內激烈辯論的主題。奇怪的是，這種理論不是從馬克思或列寧那裡獲得的，而是根據中國資本主義鄰國的經驗。批評社會主義的人經常向中國官員指出台灣、南韓和新加坡經濟成功之道。一些官員便據此提出這些國家利用市場刺激的方法，但也強調這些國家的發展是靠了一黨專政的政府。」
紐約時報的這段報導，已給「新權威主義」描繪出一個輪廓。由於中國大陸經濟政革失敗，當前是混亂、失控、難以駕馭的局面。而如何整頓治理又有各種主張，很難統三思見。
「新」在何處？
有些人因而認為，這種現象在於缺少一個高度集權的「領袖集團」來控制，所以主張由少數「政治菁英」或「政治強人」組織起高度權威的政府，使用新的權威來改變社會結構。所以追股思潮所關注的，是中國大陸的經濟起飛、個人自由、以及政治體制的相互關係問題。
這派人士認為，他們鼓吹的是與傳統集權主義完全不同的集權思想，所以稱之為「新權威主義」。那麼「新」在何處呢？他們說，「新」在它不是在剝奪個人自由的基礎上建立專制的權威，而是用權威來粉碎個人自由發展的障礙，以保障個人自由。
難道不能用民主來保障個人自由嗎？這派人士認為，如果在一個成熟的現代化社會，答案是肯定的；但對於一個個人自由尚未充分發育的轉型社會來說，不是民主養育了自由，而是自由之花結出了民主之果。
他們主張，社會發展有三階段，即傳統的專制權威階段、「新權威主義」保護下的個人自由發展階段、以及自由與民主結合的階段。中間的過渡是不可免的。必須這樣，才能保持自由發展中的社會穩定。
那麼誰能保證新產生的權威不重新蛻變為傳統的專制權威呢？「新權威主義」者認為不會，因為專制的權威解決不了社會問題，才出現新權威，所以不會回復到舊權威。
以上所說，大體是「新權威主義」者的理論。這個「主義」的精髓，是賦予領導人及其所統率的決策階層以極大的集權力量。
誰出的主意？
有人猜測，這一主張可能出自趙紫陽，因為今天大陸的開放改革，趙是主要的策畫者和支持者，他對「新權威」的需要逾於他人。今年一月十六日，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刊出吳稼祥的「新權威主義評述」、說是評述，實為闡揚，而吳是趙紫陽的親信，外界乃更把「新權威主義」和趙紫陽連在一起。
不管是誰出的主意，反對的人可不少。他們認為，在目前大陸改革陷於極大困境的情況下，宣揚「新權威主義」，從學術動機上說，是無可非議的。但若把這種主張立即付諸政治實踐，則有可能促成改革的全面退卻。因為中國大陸目前根本不具備「新權威主義」賴以存在和發揮對經濟自由化促進作用的社會條件。這派人士提出下列的論點：
一、國家現代化的重要前提，是政治和經濟的分離，即財產私有化、商品市場化、企業獨立化。目前大陸的所有制還沒有解決，政治和經濟的分離還不能徹底完成，也就不能避免政治對經濟的干預，經濟的市場化與企業的獨立法人地位就無法形成。
二、中國大陸傳統體制是以政治上的高度集權為基礎的，目前這個基礎並未動搖。今天問題的癥結不在於中央政府缺乏權威，而是權威對經濟過分干預，同時對經濟的管理缺乏科學、民主、效率、廉潔等現代化建設所要求的必備素質。現在若盲目加強集權管制，只能導致政治的腐敗和經濟的萎縮。
不符世界潮流
三、從國際條件看，目前正是緩和的時代，民主浪潮已成世界主流，強人政治、集權政治紛紛瓦解，連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改革也方興未艾。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中，中國大陸若放慢民主建設的步伐，不僅不符合世界潮流，也將影響對外開放的深度和廣度。
四、在高度集權體制下生活了四十年的大陸民眾，經過經濟改革的鍛鍊和近幾年的民主啟蒙，民主意識有了極大的提高，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根據世界民主化的歷史經驗，人民的民主要求如果不能從正常的途徑得到實現，它就必然會從非正常的途徑發洩出來，而導致政治動亂。
不僅大陸內部有人反對，從我們台灣居民的立場來看，他們認為台灣、南韓和新加坡，因為有「一黨專制」的政府，經濟才得以發展，所以大陸也要搞「權威」，這種說法不僅是比擬不倫，而且有認知上的錯誤。
就拿台灣來說好了。台灣過去確是一黨獨大，而且長時期受「強人政治」的影響，但是台灣基本上還是一個有適當民主的社會，因為有選舉制度，人民先是可以選地方民意代表、地方行政官員，後來又可以選中央民意代表，它的自由程度相當大，不能說是集權政治。
最重要的是，政治對經濟的干預極少，又承認財產私有制，所以能產生企業家，創造社會財富，中產階級因而興起。
同時台灣的社會尊重知識，政府重視教育，故能培育人才，又有一個相對的理性環境使人能發揮其才能，這都是大陸所缺乏的。
一段透徹而不客氣的話
大陸已經進行了「十年改革」，領導階層的人似乎對民主自由一無信心，屢次在會見外賓時表示，西方的政治制度不完全適合於中國。在這種心態下，「新權威主義」的出現就一點也不稀奇了。
但是，西方的政治制度真的不適用於中國嗎？去年九月，美國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博利曼訪問北京，與趙紫陽談經濟改革，對於私有財產、政治干預等問題，趙紫陽又辯稱「中國國情不同」。傅利曼說：「我曾用許多年研究很多進行改革國家的情況，每個國家的環境都不盡相同，都認為自己的情況是特殊的，但有些情況並非如此，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中，都有一些共同的因素，適用於每個國家。
「譬如，物理學的原理在每個國家都適用，經濟學的原則在每個國家也適用。這其中最根本的一條，是經濟繁榮與私有產權的關係，有一條重要而簡單的經濟規律，你是知道而且同意的，那就是花自己的錢比花別人的錢更謹慎。這解釋了為什麼鄉鎮企業比國營企業更有效，私營企業又更有效的原因。因此，中央權力下放是個關鍵，下放得越多越好。」
傅、趙會談時，香港大學教授張五常也在座，他後來發表了會談的紀錄。就這段話來說，傅利曼說得很透徹，也很不客氣。
繼方勵之寫信給鄧小平要求釋放政治犯之後誌有三十三位文化界人士也寫聯名信，跟著又有四十二位科學家的簽名，大陸上湧起了四十年來未有之民主浪潮，但另一方面卻又有「新權威主義」的興起。
值得中國人關注
兩種思潮的激盪會產生何種結果？中共會不會用對付方勵之的手段對付其他知識分子？「北京之春」能否出現？值得海內外中國人共同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