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的商業世界中，一股強大的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經濟結構與財富分配，這就是所謂的「超巨星資本主義」（Superstar Capitalism），這股浪潮將極少數頂尖個體的影響力與收入推向頂峰，使得個體本身成為商業運作中的核心驅動力量，甚至凌駕於他們創立或任職的傳統企業之上，從華爾街到矽谷，再到好萊塢，財富、股權和權力的集中程度，已經達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歷史高點。
當前美國股市價值的集中程度令人震驚，而這背後，是對創始人或關鍵領導者個人能力的極度依賴。
《經濟學人》報導，舉例來說，在美國十大最有價值企業中，有四家〔Alphabet、波克夏海瑟威（Berkshire Hathaway）、Meta、甲骨文（Oracle）〕仍由其創辦人牢牢控制。特斯拉的馬斯克（Elon Musk）正在獲得大量股份，而市值最高的輝達（Nvidia），其創辦人黃仁勳也已掌舵超過30年。
這些個體不僅是執行長，更是企業化身，正如美國總統川普最近對黃仁勳說的：「你正在接管世界！」
報導分析，技術和文化的發展正在合謀，使這些超巨星個體，成為商業生命中主要的驅動力量。
頂級人才的瘋狂競逐與市場的「贏者通吃」
這種人才集中現象，在AI領域表現得最為劇烈。
《經濟學人》提到，矽谷的巨頭們正全力投入AI競賽，導致對頂尖AI研究員的需求近乎瘋狂，而過去十年大量湧現的中階經理人，則面臨失寵。業界普遍認為，最優秀一百名研究員的價值呈指數級增長。例如，Meta的祖克柏（Mark Zuckerberg）據傳，為挖角頂級程式師提供了八位數，甚至九位數的合約，而OpenAI的奧特曼（Sam Altman）也預言，未來可能只有「一小撮人」能帶來重大突破。
然而，這場人才爭奪戰現在也面臨一個關鍵的結構性阻礙：「美國吸收全球人才的紅利正在消退。」
過去，美國透過大開移民之門，特別是H-1B工作簽證，將全球最聰明的人才吸引至科技和金融中心，為「超巨星」企業的誕生，提供源源不斷的燃料。但隨著現在H-1B簽證門檻提高、審核變嚴格，這條超級人才的輸送帶正面臨威脅。企業不僅要與國內對手競爭，還得在日益收緊的移民政策下，爭奪有限的國際人才。
這不僅推高國內薪酬，更可能迫使頂尖人才流向其他對移民更友好的國家，或是設立海外研發中心，為全球的「超巨星資本主義」競爭，增添了更多不確定性。
這種現象其實也並非科技業獨有，在金融界，對明星投資組合經理人的爭奪從未如此激烈；在法律界，頂級律所合夥人的利潤，比次一級律師事務所高出四成，加速了傳統平均薪酬模式的瓦解。
此外，通訊技術的普及，也放大了「贏者通吃」的效應。
娛樂界巨星們如今能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吸引受眾，頂級電影和歌曲正吞噬著觀眾更多的注意力。自2017年以來，從Spotify賺取超過1000萬美元的創作者數量，比賺取超過10萬美元的創作者數量增加三倍。
名人透過自創消費品牌，如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和比伯（Hailey Bieber），獲得巨大的商業成功。作家則紛紛脫離報社的集體工作，轉向Substack等訂閱平台，直接向粉絲收取費用，保留了自己的大部分收入。
結構性原因與個人英雄崇拜的加持
超巨星效應的加劇，有著深刻的結構性原因。
經濟學家過去早已指出，大眾傳播能極大地放大頂級人才的價值，當前的技術飛速進步，特別是AI競賽，促使企業不惜一切代價，爭奪能帶來「贏家優勢」的頂尖員工。
在高風險、高回報的AI基礎設施投資下，為核心大腦投入黃金般的報酬，顯得合情合理。在沒有競業禁止限制的加州，這種競爭更加激烈，甚至出現人才被挖走數週後，又被高價聘回的戲劇性事件。
更重要的是，社會文化的轉變，為超巨星現象更增添了一把火。
《經濟學人》分析，早期強調社會意識的資本主義正在退潮，而對智商和個人成功的狂熱追捧，特別是在矽谷，正捲土重來，公眾對個體的崇拜日益加深，比起閱讀昔日的哲學著作，現代人更熱衷在TikTok上觀看健美網紅的自律人生。
另外，企業執行長們也不再只是企業主管，他們本身也成為公眾人物。馬斯克、軟體公司Palantir執行長卡普（Alex Karp）等企業領袖，透過podcast和社群媒體直接與投資者溝通，將股票市場變成一場由「智者」領銜的遊戲節目，有人擔憂這種對個體光環的過度關注，可能預示市場泡沫，但無論如何，造成超巨星現象的結構性原因，看來將會持續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