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狂飆的1990年代，經濟成長強勁，景氣繁榮的盛況為一個世代以來所僅見。新聞報導和專家信誓旦旦宣稱，我們已進入新經濟（從生產商品轉而生產創意，以網路業為象徵），從此沒有經濟衰退，在全球化浪潮下，全世界的景氣都將欣欣向榮。
但是，到了1990年代末期，原本看似新紀元的發軔，卻愈來愈像經濟活動的短期衝刺，或者所謂的景氣過動，景氣低迷勢必隨之而來，這也是兩百年來資本主義的特徵。只不過，這次經濟活動及股票市場的泡沫，規模更大，後遺症也更嚴重。所謂的新紀元同時適用於美國及全世界，因此，這波景氣低迷不僅造成美國經濟不振，全世界大部分地區也受到波及。
在向我們自己與全世界解釋我們1990年代的成就時，我們引用的一連串說法，大體上都是必須破除的迷思。這些迷思或是塑造、或是誤導我們的經濟政策。如果我們不能從錯誤中記取教訓（這項錯誤，民間與政府都有責任），下一次我們或許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迷思1：削減赤字 繁榮經濟？
這個迷思認為，諸如阿根廷與日本的經濟衰退，這些國家都出現龐大的預算赤字，因此，縮減赤字就能夠讓經濟恢復榮景。
但是，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都會建議反其道而行：採行擴張財政政策，必要時擴大赤字以促進經濟發展。
如果美國或其他國家採信這個赤字縮減迷思，經濟衰退將會雪上加霜。這個迷思強化了財政保守主義的意識型態。我堅信投資對長期經濟成長的重要，尤其是新科技的投資；我也深信，勸導民間增加儲蓄卻難以有成的美國，像這樣的經濟體，政府長期維持預算平衡或維特預算盈餘尤其重要。但是，就短期而言，預算赤字或許是經濟從衰退中復甦的絕對必要手段；經濟若持續衰退，將引發龐大的經濟以及社會成本，遠超過赤字所增加的相關成本。
迷思2：放任市場最有利？
沒有什麼觀念會比亞當．史密斯那隻「看不見的手」影響更深遠。「看不見的手」意指，放任的市場（彷若由一隻看不見的手操控著）能達致有效率的結果；而個人在謀求自身利益的同時，也會促進整體利益。
但是，1990年代以及後續的艱困時期顯示，追求一己之利的企業執行長，並未讓美國經濟茁壯。他們圖謀一己之利時，甚至讓其他人為他們的行為買單。其中有個更深層的問題：當他們真的讓股票市值上漲，有時候其他人卻必須為此付出代價。
企業經常以發行債券的方式，籌措購併資金，一家公司發行的債券愈多，宣告破產的可能性也愈高。新發行債的風險，可能高到與垃圾債券沒有兩樣，因為市場也體認到，這類債券的倒債風險極高。
產業的舵手大肆鼓吹股東價值最大化的美德，還設計出一套薪酬體系，以確保自己無論如何能立於不敗之地，在此同時，經濟學家卻解釋道，股東價值最大化（尤其是專注於短期績效時），為何可能無法促進整體效率，他們並進一步解釋，為何亞當．史斯密學說的標準闡釋（強調一味追求一己之利）是錯誤的。根據亞當．史斯密式的邏輯，道德（例如忠誠與信任這類美德）似乎沒有立足之地；但是，亞當．史斯密其實意識到市場的限制，他並不認為道德無用武之地。而且現代經濟學家也提出解釋，為何這類美德相當普遍的經濟體系，運作其實優於缺乏這類美德的經濟體系，看不見的手和放任市場有其限制。
迷思3：金融至上？
美國1990年代的英雄榜上，金融界的風雲人物並沒有缺席，他們成為市場經濟以及那隻「看不見的手」最熱切的傳教士。當時，金融市場空前熱絡。我們告訴自己，也告知他人，密切注意金融市場的規範。金融市場深知什麼對經濟景氣最有助益；因此，密切觀察金融市場發展情勢，就能提升經濟成長及經濟榮景。金融業給自己的豐厚報酬，似乎理所當然；畢竟，以它對眾人的貢獻，它所拿取的，不過是一瓢飲。
但是，上述手段都是短視近利的花招，而且它的提倡者正是金融業自己。金融市場對短期績效的興趣遠高於長期成果。它們所推動的政策，能讓短期的帳面數字看來較佳，長期卻會讓經濟虛疲。它們所推動的政策，促進私利的成分遠多於公益；在某些情況下，這些政策會讓經濟更不穩定，而且會減緩長期的經濟成長。
汽車業全盛時期的1950年代，擔任通用汽車公司總裁的威爾森（Charles E. Wilson），曾因提出一項論點而聞名。他認為，對美國有益的事物，也會對通用汽車公司有益，反之亦然。現在的新口號變成，對高盛或華爾街有益的，對美國與全世界也都有益。
狂飆的1990年代，大多數政策都幫忙金融市場賺更多錢。解除管制措施提供華爾街新商機，而華爾街也迅速抓住這個機會。會計假帳以及較低的資本利得稅率，把經濟泡沫吹得更大，而經濟泡沫則餵養了華爾街。在海外，大規模紓困意味著，事情發展不如預期時，大眾就要收拾殘局，正如美國在解除管制後，對存貸業危機的鉅額紓困。
如果金融市場已經光環盡失，我們仍待學習的基本教訓就是：金融市場不是智慧泉源；對華爾街有利的事物，不一定對整體社會有益；金融市場總是短視近利。一個單純到以為自己可以用金融市場規範治國的國家，只會讓自己身處險境。
迷思4：政府大而無當？
我們金融界的新英雄，與其他人共同鼓吹另一個迷思：所有的經濟問題，都是大政府的錯；大政府強迫人民繳納重稅，對民間的管制已經達到令人窒息的程度。
這項迷思的含意十分明顯：縮小政府規模、減稅並解除管制。但是，解除管制不一定能釋出強大的力量，促成強勁的長期經濟成長，反而經常釋出利益衝突的來源，以及操縱市場的新方法。正如同我們已經目睹的，市場浪費了數千億美元，炒作金融市場的企業執行長們，已抱著數十億美元遠走高飛，讓股東與員工蒙受重大損失；一般納稅人則必須承擔這類醜聞的部分損失。
認為政府規模過分龐大的人士中，有些人卻因管制措施鬆散（例如會計產業）、解除管制（例如電力與天然氣產業）、政府對業者促進海外業務開發的補助與協助、以及政府的研發投資而獲益良多。新經濟之所以能創造榮景，大部分是以網際網路、創新及生物科技為基礎。網際網路是政府研發出來的；創新也源自基礎研究；至於生物科技，也是來自政府資助的生醫研究進展。
咸認減稅能大幅增加儲蓄金額，讓人更努力工作。這個迷思已證明與相關事實不符。雷根政府曾大幅減稅，但是儲蓄金額未見增加，人們也沒有更努力工作；事實上，生產力幾乎沒有什麼成長。而柯林頓政府調高富裕階層的稅率，也沒有危及經濟發展。
迷思5：外資入境一定好？
在海外，美國宣揚某種形式的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的基礎在於，國家扮演的角色必須愈小愈好；但是美國自己卻抗拒這種資本主義。在美國本土運作良好的機構，美國並未鼓勵他國政府採行，例如身兼穩定物價、提升就業並促進經濟成長等職責的美國聯準會。美國敦促其他國實行的是市場基本教義派的資本主義。
美國財政部在國際經濟政策位居核心地位，難怪資金的自由流動成為重點議題。資金得以自由流動，華爾街因此得到眾多全新商機；但是，發展中國家卻得不到任何好處，還身陷高度危機。當資金流入一國，經濟成長會稍稍提升，然而資金流出時，或是需調高利率防止資金外流時，其中所造成的破壞，程度遠超過資金流入的助益。長期經濟成長最為快速的國家，即使是那些吸引最多外來直接投資的國家，正是干預資金流動以求穩定的國家。
迷思6：美式主義 全球通用？
美國人向來對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深具信心，而美國的成就，以及共產主義的垮台，更重新強化這分信心，並將這份信心推升至新高。資本主義一直就有不同的面貌；美國的資本主義與日本、歐洲的資本主義並不相同。而美國的成就，高於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更加深了一種信念，那就是：美國體系不僅適用於美國，也適用於所有國家。美國相信自己已經找到全球經濟弊病的解藥，而將美國版市場經濟推行至其他國家。
美國的經濟體系有極大的優點，但它並不是唯一運作良好的體系；其他經濟體系在其他國家可能運作得更好。以瑞典為例，他們並未全面放棄傳統的福利制度，只是做了一些修改；瑞典的這套福利制度不但降低了赤貧人口（反觀美國，赤貧的情況仍然相當普遍），也能鼓勵拓展新經濟必要的冒險精神。要論生活水準改善幅度，或論新科技普及速度，瑞典的表現都與美國相當。但是，因應上一波全球景氣衰退時，瑞典其實處理得比美國還要好。
有些國家認為，自己的經濟體系比較好，至少對他們自己比較好。這些國家的所得可能較低，但卻有較多的工作保障與健康保障；他們也享有較長的假期，因為生活壓力較低，也較長壽。這些國家，財富不均的情況較輕微，貧窮人口較少，犯罪率較低，長期監禁的人口比例也較低。有選擇，也就有取捨。
史迪格里茲簡介
以資訊不對稱市場的研究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2001年）的史迪格里茲，1993年至1997年間先後擔任美國柯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的委員及主席；1997年至2000年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及資深副總裁。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
身為美國政府官員，他挺身批判美國政策的勇氣令人敬佩，展現出頂尖經濟學者犀利的思辨能力、知識分子經世治國的熱情，以及對社會均等正義的人道關懷。
書名：《狂飆的十年—一個繁華盛世的興衰啟示錄》
（The Roaring Nineties）
作者：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譯者：齊思賢、張元馨
天下文化出版
出版日期：2005年12月12日
定價：42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