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大眾關心台灣什麼時候才會有諾貝爾獎得主出現；而學界領袖當然也不能免俗，常隨性撂下豪語：「未來二十年要為台灣培養出諾貝爾獎得主。」甚至有人面對年輕學子時，也會以先知的口吻斷言哪些熱門的研究領域才是未來競逐諾貝爾獎的正確方向。
這些對諾貝爾獎的迷思，其實不僅是台灣所獨有，在東方的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大陸亦不例外，其中以日本「未來五十年拿下三十座諾貝爾獎」的承諾最令人歎為觀止！
表面上看來，諾貝爾獎得主的多寡當然反映出所在地區的學術實力。但是當舉國上下把它當成傳統「科舉」中另一個狀元頭銜的追逐，就不免讓人覺得我們這個社會對學術價值的認識仍然停留在看熱鬧的階段。
其實諾貝爾獎代表的是西方學術社群中的一種「社會活動」，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們倒是可以從熱鬧的表面下看出西方學術發展一些不同的門道。
譬如說，台灣最近為了大學該不該分級而爭吵不休。以美國加州為例，把大學分成研究、教學與社區等不同型態，做為政府輔助經費的依據，這個制度立刻成了我們高等教育改革的標竿，每個人琅琅上口的都是研究型大學，好像研究型大學是培養人才的唯一方式。
學術領袖的成長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