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大眾關心台灣什麼時候才會有諾貝爾獎得主出現；而學界領袖當然也不能免俗，常隨性撂下豪語：「未來二十年要為台灣培養出諾貝爾獎得主。」甚至有人面對年輕學子時，也會以先知的口吻斷言哪些熱門的研究領域才是未來競逐諾貝爾獎的正確方向。
這些對諾貝爾獎的迷思，其實不僅是台灣所獨有，在東方的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大陸亦不例外，其中以日本「未來五十年拿下三十座諾貝爾獎」的承諾最令人歎為觀止！
表面上看來，諾貝爾獎得主的多寡當然反映出所在地區的學術實力。但是當舉國上下把它當成傳統「科舉」中另一個狀元頭銜的追逐，就不免讓人覺得我們這個社會對學術價值的認識仍然停留在看熱鬧的階段。
其實諾貝爾獎代表的是西方學術社群中的一種「社會活動」，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們倒是可以從熱鬧的表面下看出西方學術發展一些不同的門道。
譬如說，台灣最近為了大學該不該分級而爭吵不休。以美國加州為例，把大學分成研究、教學與社區等不同型態，做為政府輔助經費的依據，這個制度立刻成了我們高等教育改革的標竿，每個人琅琅上口的都是研究型大學，好像研究型大學是培養人才的唯一方式。
學術領袖的成長之路
我們不妨從過去諾貝爾獎得主的生平，來看看人家的學術領袖是怎麼培養出來的。過去三十年中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有三十八位來自美國。
分析這些諾貝爾獎得主是在哪些大學完成他們的基礎教育，我們很訝異地發現他們最高比例來自小型的博雅學院（Liberal Art College）；其次則是歷史悠久並深具學術傳統的長春藤盟校。加州的研究型大學在這方面幾乎交了白卷！
以美國生物醫學界當前最有影響力的兩位諾貝爾獎得主為例。現任加州理工學院校長的巴耳提摩（David Baltimore）博士畢業於賓州的史瓦茲摩爾學院（Swarthmore College），而前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現任史隆凱特靈癌病醫學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主任的法姆斯（Harold E. Varmus）博士則來自麻州的阿默思特學院（Amherst College）。
這兩所學院都不是所謂的研究型大學，甚至連個像樣的研究所都沒有，但是它們卻是以「博雅教育」著稱的小學校！這些學校注重的是大學部學生文理教育的均衡發展，與培養學生基礎的學習能力。
它們沒有什麼營養學分的「通識課程」，也沒有要膚淺地去培養什麼「人文素養」！在這些學校裡，每一門課都是扎扎實實的去開放學生的心靈與眼界。開發每位學生的潛力與洞識是它們的教育目標，專業訓練則留到研究所。
法姆斯大學時主修是哲學與英國文學，而巴耳提摩大一到大三在生物系，大四則轉到化學系。他大二暑假在紐約的西奈山醫學院（Moun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大三暑假在長島的冷泉港（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研究所實習，大四則到賓州大學化學系做學士論文。
史瓦茲摩爾學院給巴耳提摩的不是什麼了不得的科學訓練，反而是提供一個完全開放的學習空間，在這裡他所接觸到的自由人文經驗是無可取代的，他因此終身愛好古典音樂、藝術、攝影、政治及現代文學！
從法姆斯與巴耳提摩身上，我們看到國外學術領袖的成長之路。另外，如果去分析歷年來諾貝爾獎得主的出身與他們研究的主題，我們不難看出另一個有趣的訊息，那就是學術發展的潮流以及所謂學術傳統的傳承。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美國華盛頓大學的柯里夫婦（Carl and Gerty Cori），他們在1947年因為研究肝醣代謝而得獎。柯里夫婦手下有一位醫生薩瑟蘭（Earl Sutherland），想探討肝醣代謝如何受到荷爾蒙的調控，結果發現細胞內的二級訊號——cAMP；薩瑟蘭因此在1971年得獎。柯里的另一位「導生」克雷伯斯（Edwin G. Krebs）則因為研究cAMP的作用機制，發現細胞利用蛋白質的磷酸化做為訊息傳遞的機制，而在1992年得獎。
薩瑟蘭與克雷伯斯奠定了「細胞訊息傳遞」這個研究領域的基礎。而薩瑟蘭又直接影響到吉爾曼（Alfred Gilman）及穆拉德（Ferid Murad）兩人的研究方向。
吉爾曼研究cAMP生成酵素的調控，發現一個蛋白質負責把荷爾蒙受體的訊號傳給cAMP生成酵素，進而促使細胞內cAMP增加。
穆拉德則是發現cGMP，並進一步瞭解cGMP的生理作用。他們兩人分別在 1994年及1998年得獎。
從柯里夫婦到穆拉德，歷經近五十年的時光，可以看出一個學術研究傳統的建立雖不容易，但仍有其脈絡可尋，絕非我們在這裡吵吵鬧鬧便可短時間內見得成效的！
閱讀諾貝爾獎得主的故事還可以體會出另一重意義，就是它往往指引出當前學術發展的主流趨勢。
譬如說，細胞凋亡的現象早在1970年代初期就被英國科學家發現，但是它背後的生理意義混沌不明，一直到研究線蟲發育的科學家發現細胞的凋亡受到一些基因的調控，「死亡程式」才立刻成為生物醫學研究的顯學。
研究線蟲的先驅布瑞納（Sydney Brenner）、蘇斯頓（John Sulston）和霍維茲（H. Robert Horvitz）也就在2002年得獎。另外像1995年得獎者建立了利用果蠅進行胚胎發育的研究模式，2001年得獎者則開創了細胞周期調控的研究領域，都是很好的例子。
至於說哪些研究領域未來最可能得獎，我敢說大部分的猜測都屬無稽之談。開創性的研究突破不是用猜測或是用金錢可以堆出來的，靈感、努力加上一點運氣，恐怕還是成功最重要的條件！（作者為長庚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此文亦為《諾貝爾的榮耀——生理醫學桂冠》再版書序，天下文化預計2005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