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人需要一個明確的方向……一個完全的、不折不扣的民主制度。每一件事都應當開放(glasnost)，不分鉅細。我們不需要社會主義的烏托邦。」
「同志們，我們現在來談談民意在這個國家裡，所扮演的新角色。我們不要害怕一些標新立異的意見，也不必過度反應，以免在辯論中鑽進了牛角尖。」
「長久以來，一致、單調和平庸，已成為我國發展中的標誌；即使今天，我們仍然不習慣辯論和自由競爭。」
「目前武器競賽已達到危急關頭，過去我們在世界和平與裁軍方面所採取的行動，漸漸喪失了說服力。」
這是蘇聯共黨總書記戈巴契夫，在蘇共第十九次特別大會中的談話片段。
歷史何等諷刺！一九六八年，捷克共黨領袖杜布克發表「行動綱領」，準備大事政經改革，結局是蘇聯大軍開進布拉格，成立傀儡政府，他本人遭到整肅。
二十年後的今天，戈巴契夫卻提出類似的改革方案。更諷刺的是，他的改革構想如果實施，蘇聯將回復到七十年前共產革命成功後，最初實施的制度。
回到從前
一九一七年，列寧在領導蘇聯人民推翻沙皇後的初期，為了利用工人和士兵所組成的地方議會(即蘇維埃)，做為共產黨奪權的跳板，曾呼籲：「一切權力都歸蘇維埃」。然而不久，當他的權力基礎穩固時，即建立了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從此共產黨壟斷了所有的政治、經濟權力，並且成為「真理」的唯一發言人，蘇維埃也成為名存實亡的橡皮圖章。
如今蘇聯的知識分子在檢討共產主義的缺失時，即將矛頭直指列寧，認為「全知全能」的共黨專政，只證明了蘇聯在一切發展上，均遠遠落後於資本主義國家。因此，他們隱隱指出，經濟改革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到目前為止，戈巴契夫仍然以列寧信徒自居，將一切過錯歸諸史達林和布里茲浬夫。他在這次大會中，一方面提出警告：「我們的政治體制再不改革，社會主義就要壽終正寢了。」另一方面部重申：「我們不是要放棄黨(共產黨)在我國所扮演的角色，相反的，我們要重新確立這個角色。」
雖然如此，他所提出並獲得黨代表通過的政治改革方案，即意在糾正共產黨黨政不分、罔顧民意的傳統。如果成功，政大東亞研究所所長趙春山教授認為：「其影響之大，可稱為蘇聯自一九一七年以來的第三次革命。」
根據改革方案(見圖一)，在地方上，蘇共勢必要將大權歸還地區蘇維埃，由他們負責管理行政事務，黨官無權管轄；在中央，立法權歸於最高蘇維埃，行政權歸於由最高蘇維埃選出的部長會議。共產黨將只做思想的領導和大目標的釐訂。
新方案的矛盾
然而新方案中卻又規定，地方黨書記是地方蘇維埃主席的當然候選人；外界因此對戈巴契夫嚴格實行黨政分離的決心感到懷疑，認為如果政府實權擴張的同時，共黨的勢力也滲透進政府體系，則改革將只是形式而已。
姑不論這個看來大膽的構想能否實現，僅由其所蘊含的民主精神－－黨政分離、自由選舉－－即已顯示，蘇聯敢於向共產制度的禁區挑戰，畢竟不愧是共產世界的領袖。問題是其他的共產國家是否會追隨蘇聯，採取類似的行動，使政治改革繼經濟改革之後，成為共產世界一個新的發展趨勢呢？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蘇起教授認為：「很難。」
他指出，由於共產黨是領導蘇聯革命成功的政黨，而且七十年的統治，早已根基深厚穩固，才能從事這種改革。但是在其他國家，共產黨是外來政黨，因為有蘇聯的武力支持，才得以執掌政權；他們如果也嘗試開放政治，其國內的反對勢力一定會起而要求分權，而危及共產黨政權。東歐各國看蘇聯的政治改革，毋寧是以一種憂懼的心情，靜觀其變。
趙春山教授則認為，戈巴契夫的政治改革充其量只能算是實行黨內民主。因為既已明言絕不容許多黨存在，則日後即使人民代表大會和蘇維埃以選舉方式產生，仍不可能成為西方式的民主。從這個角度來看，或許可以對蘇聯政治改革在共產世界所可能產生的影響，有較正確的體認。
改革的影響有限
雖然蘇聯在內政上的改革能否影響它的盟國，尚需假以時日，視其本身實施的成效而定，但是它的開放政策至少已帶給其他共產國家一些心情上的釋放。
在東歐，政治反對勢力和宗教勢力再度獲得發展的空間；部分國家開始朝向西方，尋求經濟改革的援助；部分國家甚至懷疑，脫出困境的解答不是改革(perestroika)，而是拋開共產主義。
對這些盟國的發展，蘇聯似乎視若無睹，甚至鼓勵他們尋求適於其本國的改革之道。自戈巴契夫執政後，蘇聯在全球的外交戰略即改變為；減少對外的軍事干預、減少武器競賽，和減少對第三世界的干預。這種化敵為友的戰略已很明顯的影響了全世界的政治局勢。
戈巴契夫認為，在核子武力的陰影下，傳統上你死我活的敵對觀念不但不合時宜，而且危險萬分。
他主張超級強權應該放棄你輸我贏的外交政策：「美國的防衛能力不如蘇聯，未必就符合我們的利益，因為這種情況可能使雙方失去互信，造成不安。」
以往，蘇聯領袖均以其他國家的不安全感，換取本身的安全感。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蘇聯在全球各地擴張勢力，尤以七０年代為烈。當時蘇聯勢力從東南亞的高棉，到非洲的安哥拉、衣索匹亞，以及南美的尼加拉瓜，無處不在。
今天，戈巴契夫卻僕僕風塵於世界各地，與各國領袖坐而論交。
過去，蘇聯一心要向全世界輸出共產主義，甚至將「支持第三世界國家民主解放鬥爭」寫入憲法。這是從三０年代的共產國際(Comintern)時代就延續下來的外交政策。
戈巴契夫的新主張
今天，蘇聯發現支持高棉、安哥拉、衣索匹亞、莫三鼻克、尼加拉瓜等國家的「民族解放戰爭」實在是耗費龐大。
在蘇聯本身的經濟都快要淪為第三世界國家之際，戈巴契夫開始宣傳「新國際經濟秩序(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NIEO)表示將支援各國，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經濟鬥爭。換言之，蘇聯因為決定專心內部的發展，減少軍費支出，而鼓勵那些不爭氣的盟國從事經濟改革，自求多福。
過去一、兩年間，蘇聯在世界各地以實際行動，如與美國簽訂銷毀中程核子武器協議、自阿富汗撤軍，及促使越南自高棉撤軍等，表達它企圖與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和解的誠意。(見圖二)
戈巴契夫的努力為他個人換來極高的聲望，對消減國家之間的敵意也有某種程度的成就，然而敵對雙方的互信仍然相當薄弱。
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在其新書「一九九０」中指出：「在戈巴契夫的領導下，蘇聯的外交政策比以往任何時期要來得有技巧而且莫測高深。不過它是變得更具有攻擊性，而非更消極。」與以前不同的是，它不再採取武力或脅迫方式，而是以宣傳或影響力達成它的目標。
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共黨組召集人畢英賢教授就認為，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雖是消滅資本主義，但是它可以用其他方式達成這個目標，未必一定是用侵略的手段。
敵對雙方缺乏互信
美國國務院政策規畫小組負責人理查．所羅門說：「他們想把我們拉入一些集體行動、國際組織或多邊協定中，使我們自主行動的能力受到約束。」舒茲稱蘇聯的策略是要讓美國去「擁抱北極熊」。
蘇起教授也認為，雖然蘇聯在這一波的改革中，所採取的和解行動是歷來最深人而持久的一次，但是它征服世界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
目前他們只是基於現實的需要，必須以和緩的外交政策，換取對手的相對讓步，形成一個安定、和平、有利於其國內發展的環境。在短期內，這種和解政策將有助於發展區域性的和平，和減緩軍備競賽；但從長期來看，一旦蘇聯與西方國家的經濟差距縮小，必會再度製造紛爭。
一只要蘇聯的意識型態不改，不放棄馬列主義，一趙春山教授說：「全球共產與反共陣營對峙的大勢就不可能改變。」
一九八五年戈巴契夫上台執政後，帶給全世界的是一波又一波的驚奇。十九屆蘇共代表大會中通過的政治改革決議，究竟會是這場「戈氏地震」(Gorbo-quake)的高潮，或是悲劇的結尾(一如當年赫魯雪夫改革的下場)？其實全看短期內蘇聯經濟改革的成效而定。
對長期忍受物資短缺之苦的蘇聯人民來說，戈巴契夫的政治改革是太遙遠的崇高理想。他們迫切需要的是餐桌上的麵包、牛油。
不可否認，政治改革方案如能付諸實施，將可幫助戈巴契夫清除中央和地方政府中抗拒改革的保守官僚，為經濟改革釐清障礙。然而政治改革是一條比經濟改革還要艱辛而漫長的道路，戈巴契夫或許有信心，但是蘇聯人民有耐心伴他走過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