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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每個人都是大學生

文 / 遠見編輯部    
2003-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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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每個人都是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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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在立法院做施政報告時,一個立委質詢時說,如果街上有個招牌掉下來,剛好砸到兩個人,應該都是大學生。他是埋怨我們大學畢業生太多,到處跑。如果有一天社會上所有的人都接受過十六年的教育,我們的社會將會是什麼樣子?

如果我們很樂觀,只從正面看,而我們的教育又辦得很好,一定有人會說,社會將很美滿。因為社會上的人都將是有智慧、知識、道德、責任感、民主的素養、審美的觀念,懂得世界的轉變、有遠見、有各種能力,這就是每次教育改革談到高等教育時強調要培養的能力。

有些人一定也會說,「如果大家都接受大學教育,社會一定很糟糕,」因為我們也常聽說「百無一用是書生」。以現代社會來說,那麼誰來開公共汽車呢?沒有人開計程車,沒有人理髮、做衣服,那怎麼辦?

我們的社會總覺得,有高學位的人是應該做高等或高收入的工作。隨著科技的發展,從事生產工作的人確實慢慢地在減少,從事服務業的人在增加。另一方面,也由於衛生、醫療的進步,人均的壽命也在提升。

從這兩個因素看,社會上每個人花在學習的時間變得更長。慢慢地更多的人接受十六年的教育,大學生的比率在提升,從二十、三十年前的精英教育,變成大眾教育,或者說普及教育。當然在過程中我們是看到一些問題,當精英教育變成普及教育之後,我們不能期待每個大學生都能當總統,或是行政院長、立法委員。

六年前,澳洲一個高等教育代表團到台灣來,那時澳洲高等教育在擴充時,發生一些問題。例如,人均花在高等教育的錢愈來愈少,而且很多以前所謂的精英分子,慢慢地出走,跑往美國。因此代表團一直問我們,「你們如何因應?怎麼樣能夠同時兼顧普及教育和精英教育?」

台灣在世界急速全球化的今天,是沒辦法閉門造車的。目前也看到,台灣有一百多萬人到大陸發展,投資數目聽說將近1000億美元。可是我們看到外勞還是大量進入到台灣,從事廉價的勞力工作。台灣失業人口在增加,但是在高科技產業,卻找不到所需的人才。這是我們的教育沒跟上社會的進步?或是產業提升過程中沒做適當的調整?

不過,只要在地球上,不管住哪裡,都在世界的舞台上。在經濟這麼高度全球化的時代,教育水準的提升是很重要。

英業達副董事長溫世仁先生曾提到,二十一世紀每一個人都應該是大學畢業生。從人類發展歷史的觀點上看,我是同意。不過還是要提出兩件事:一個是學位與職業;另一個是學位與學問。我們常聽說,在民主社會人生而平等,職業無貴賤。因此,職位、職業跟學位應該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林肯:世上沒有下賤的工作

林肯總統有一天自己擦皮鞋,隨身護衛就說,「總統你為什麼做這種下賤的工作呢?」林肯回答說,「世界上沒有下賤的工作,只有下賤的人」。

我在柏克萊當教授二十多年,期間替我理髮的理髮匠是柏克萊加州大學的畢業生。

有一次我到俄亥俄大學演講,在機場叫一部計程車,發現司機道貌岸然,一上車他開始為我介紹哥倫布市(Columbus)的發展背景,他可以當嚮導。一個大學生,因為喜歡他受教育的地方,就留在當地開計程車。

前年我到澳洲訪問,有一天看到一篇由教育科技部長寫的文章。他談到,「如果想瞭解二十年後的澳洲,到高等院校看年輕人在想什麼、學什麼?教授在做什麼樣的研究?他們對社會新思潮有什麼樣的看法?」

如果我們相信澳洲科技教育部長的話,由現在的社會,我們來反省二十年前,我們的高等教育到底是怎麼回事?才會有我們現在的社會。

二十年前,我們還是精英教育,能進入大學的人大概不足50%。那時也還沒有脫離威權統治,所以一般人並沒有培養民主的素養。即使我們說三育並重,但是我們常常「以智毀德」「以智毀體」「以試毀志」。

我高中時,是個比較富於理想的人,常常想整個社會的發展,我母親也是個教育家,但她擔心的只是我能不能考上大學。她把我拉到城隍廟去拜拜我就是不去,她想的就是「你考不上怎麼辦?」

我跟母親說,「你是教育家,你希望台灣能夠有很多非常出色的人,都能凸出表現嗎?」她同意。於是我問她,「你難道對你的兒子不滿意嗎?」

母親看看我說,「你還不錯!」我說,「如果你對兒子滿意,那我考不上的話,表示台灣有一千多個人比我更好,應該為台灣鼓掌。台灣有這麼多好的年輕人,你應該很高興才對。如果你對你的兒子不滿意,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我母親想了一想說,「你講得有道理,但是你這個人不可理喻。」

從前人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現在人說,「你如果沒去補習,就不能進入明星高中,就進不了好的大學,就不能進像廣達這樣的公司上班,賺的錢不多,」最後會說,「你如果有錢的話才可以娶一個漂亮的太太,」最後一句話可能感動了孩子,他決定去補習了。

改正不當的價值觀

我們的社會確實有這些矛盾。我小時候想學父親去畫畫,我父親說,「不,去當醫生,你養活不了一家人,」這是我們目前所面臨的很大的矛盾。參加教改工作時說,「不要補習,讓他們發揮他們的才能,」但是回到家卻對小孩說,「趕快去補習!」

前幾天大專聯考放榜之後,我還是非常不安,一百三十多個大學,幾千個系所,像排行榜排下來,我不禁問到底有沒有人像我年輕時一樣,受到居禮夫人的感動,要成為化學家?很少啊!

反過來說,有多少醫學院的學生是對醫學感興趣的?當醫生,對於為病人解除痛苦,應該具有很大的熱忱。很多學生都是從台大的電機系開始挑、挑、挑……。進到學校之後,對於自己挑的科系並沒有那麼大的熱忱,因為他並不是年輕時就立志當動物園管理員而去努力。

「人生而平等」,不論數學好、物理好、英文好,都是平等的,職業也沒有貴賤。如果我們相信這是對的,那麼我們「用同樣的一把尺去量度所有的學生」,就是不對的。

是「分數」這把尺扭曲了我們的教育。我們廢科舉、興學校之後,學校是興了,但是考試——筆試的制度還是從學校的後門走了進來。

還是那一把尺,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衡量著每一個人。我們需要讓年輕人做自己喜歡的事,他才會盡心盡力、做得好、學得快樂。

我們的高等教育應該有宏觀的規劃。也許把大學分為教學型、研究型、專業型、社區型。

不過今天我們說大學生就跟以往說中學生一樣,大學生畢業之後,再繼續接受教育念碩士和博士的人數都愈來愈多。

對將來還要進入碩士、博士班深造的人而言,在大學階段應接授「博雅」教育。好的基礎教育是很重要的,不管它是哪一類型大學,都應該有一個辦學理念。

前陣子有機會到明尼亞波利市(Minneapolis)一所私立大學演講,一進學校就在會客室看到他們的簡介,第一頁就談辦學理念。他們相信「多元化的環境是教育最好的環境」,所以這個學校從世界各地吸引了不少學生,走進學校像走進真正的聯合國,很有趣。

我們的社會裡有各式各樣的人,有人想做藝術家、科學家,有人想當政治家。但是我們如何做好社會資源的分配,才能讓每個大學真正達到不同的目的?

當然,要培養一位腦外科醫生,需要的器材、金錢是很多的,但是社會需要這種人,所以社會願意花錢培養這種特殊才能的人,他的薪水也許會高一點,但是也不能因此與別人的收入有天地之別。

所以社會花錢培養各種各樣的人,但這些人以後對社會的貢獻,不應該跟社會的投資成比例,我們必須適當地觀察我們社會的公平性。

目前台灣的大專院校到底有多少?如果將大學定義為一般大學,總共有六十六所;如果將科技大學和學院納入,總共有七十二所;若將專科學校,包括五專算入,現在共有一百三十八所大專院校。

這十年之內,大專院校容量增加大約兩倍。十八歲到二十二歲的年輕人,到底有多少人在念四年制的大學校院?

淨在學率(十八至二十二歲學生人數÷同年齡層總人口數)是31%,如果將專科學校合計在一起,高等教育的淨在學率目前是46%,如果我們算粗在學率,也就是把超過二十二歲的學生全部合起來則有60%以上。

今年五十二萬人報考,錄取二十二萬人,錄取率是43%。如果說二十二萬人是容量,而每年誕生的小孩為三十萬人,我們應該能接受70%的人,但是我們很多是重考生。如果把所有的二專、五專都合起來,今年有78%能夠進入大專。

我們的大專適齡人口在下降,再過四、五年,我們的適齡人口降到二十六、七萬人時,大學跟專科的容量確實是接近百分之一百。

我們最近的改變是相當大的,這是好事嗎?如果高等院校量的擴充能夠陪伴著質的提升,這是好事。但是我們回想一下,如果每一個高中、高職的畢業生都能升學,教育是否就應該做適當的調整?

如果有一個學生告訴我他要進修,那麼我會告訴他,「在你離開大學之前,應該有能力找某一個適當的職務,但是大學教育不是技職教育,」我如果這麼說,那研究所的人就應該好好地做基礎學科的研究。

我看到所謂的名校,建國中學、北一女考進台灣大學的比率都是百分之五十,看到他們常常會覺得,他們應該學更多動手的能力,不要只學抽象的東西。比如說參加奧林匹亞(競試)時,我們的實驗往往比較落後。動手的能力要加強!

高職應該多學點基礎

前一陣子碰到屏東科技大學校長周昌宏院士,他說,「院長,我們收的都是高職學生,他們如果知道自己要升到屏東科技大學,應該多學一點基礎的東西,而不是黑手。」

舉個例子,有一個人到高職學會車床。但是車床型號在改變,加上利用電腦控制,因此工具的形狀也要不一樣……,這些基礎的東西高職畢業生是不能適應的。所以我們的高職應該多教基礎的課,這也是我們推動「綜合高中」的原因。

再舉個例子,有個中學生他對機械人很感興趣,但他在一般高中裡面碰不到機械的、電動的東西;如果是在高職,他或許可以碰到機械,但基礎的東西學不好。如果有一個綜合高中,裡面有很多不一樣的東西,學生就可以選擇。有一天高職可能也將變成歷史名詞。

我這麼講之後,第二天的報紙媒體朋友寫文章,說「李遠哲說要廢高職」,很多人就說李遠哲不懂技職教育的重要性。

如果我們培養一位有知識、能學新東西的人,他就不用怕將來找不到工作。最怕的是重複地學一樣技術,在環境變遷的過程中,他就會跟不上時代。

在義務教育裡,我們有很大的迷思,這是全世界都有的迷思。我們都說,義務教育九年下來之後,希望每一個國民都能達到某個程度。但是我們絕不能迷信,三十萬個小孩,每個小孩背景、性向都不一樣;而我們有一個課程、一個進度能讓他們以相同的速度走。

最近美國布希總統說,「No one left behind(無人落後),」當然,這是很好的理想,但是如果這個behind是用一條尺來量,要每個人都走得一樣快,我想不是這個意思。只是大家都應超越最低要求,不要比底限還低。

我們要學會尊重年輕的一代,不管他考試考得好不好,要想辦法把所有的學生培養上來。年輕人不快樂,是我們大家的責任。

現場提問

沈君山(前清華大學校長):我希望真的大學生,在知識方面、專業方面,有基本的知識,對世界有基本的認識,自己有基本的見識,最好還有一點膽識。

但要做到這一點,不只要有好的規劃,有些基本的問題:第一、應有充分配合的資源。第二、要有充分的師資。第三、還要有能夠因材施教的國民。每個人都上大學,是否每個人都能做真的大學畢業生?

A:我剛回國當教改會審議委員時,我們很努力,每天晚上都開會。他(沈君山)常常問我,「院長,你回來可以當菩薩,為什麼要當住持?」他也說這一輩子從來沒有這麼努力過;他可能忘掉了,我們經過兩年的努力,到最後我們簽字,把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的諮議報告書交給連戰院長之後,我們就解散了。

我記得我們寫了高等教育分類的問題。經過六年,現在高等教育宏觀規劃委員會很多學者專家努力之後,對高等教育的一些看法,提供了一些意見。

Q:你對培植台灣的人才很關心,1994年你從國外回來,國內的人才不管是最高階或中層,是愈來愈多還是有些問題存在?

A:我回國之後一直想的就是,如果台灣要提升,有兩股力量可以用:一股是在台灣經濟發展之後,我們有些財力,企業界累積了一些財富;第二個是,1960、1970年代,1980年代,很多到海外留學的,在海外組織了很多人才,就是剛才沈教授提到的師資問題。

那時我就覺得這兩股力量如果能結合在一起,對台灣是很有幫助的,所以才成立「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募了新台幣10億元(基金)。

最近中央研究院請到很多是非常傑出的人,SARS發生以後,冠狀病毒之父賴明昭院士、美國科學院院士翁啟惠回來做晶體中心的主任,稍早柏克萊大學統計學教授鄭清水回來,最近賀端華院士也回來做植物所的所長。

我覺得很欣慰的是,經過這麼多年努力,我們在很多領域確實是做到相當高的水準。最近,有一個美國大學教授申請到中研院工作,為什麼?因為在這個領域裡,我們是做得最好的。

一個學術單位,變成一個能夠吸引人才進來的地方,它才是有希望的。

Q:好的公司是否堅持一定要用好大學的大學生?有些公司連普通工作也要求要大專生,其實這些公司最後更影響到我們的教育?

A:是有這個問題。有一次我到台積電演講,那天感受很深的是,在台灣演講,第一次看到幾千個人眼睛亮亮的,很聰明的樣子。我在大學演講看不到眼睛很亮的人,那天在台積電看到。平均年齡大約二十九歲,都是所謂台灣的精英分子。

我馬上跟張忠謀董事長說,「你把所有好的、應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的、對提升產業能做出貢獻的人都吸引到公司來了。」我跟張忠謀先生說,「吸引這麼好的人,如果在公司裡做研發工作,使他們這些有能力的人真的能發揮才華,那是好的;如果大才小用,把好的人才集中,跟別人的二馬競爭,倒是不值得。」

我剛才坐在林百里董事長旁邊,他正在做一個研發中心,他的研發中心可以收六千人,如果好好做研發,把好的人才引進來是好事。

林百里(廣達集團董事長):剛才院長說,中學生畢業,都是要考台大電機系、物理系、醫學院,為什麼會是這樣?是不是高中教育有問題?

第二、既然大學教育是為了社會,為何教改只有學者、老師,而沒有社會人士?既然我們是「使用者」,為什麼把我們排除在外面?大學的教授有無參加高中的教改?

A:我剛才的演講,就是想打破這個迷思。從傳統的觀念看,好像成績好的是一流,考試考不好的是二流、三流,所以中學教育我最不滿的是沒有培養動手做。另外一個觀點看,你是三流的學生嗎?是因為社會價值觀以為考試考不好就是三流?這表示我們的價值觀要改變。

1994年到1996年教改會,那時企業界代表有宏?董事長施振榮和永豐餘集團董事長何壽川;小學校長、老師、中學的校長、老師,大學的校長都在裡面。

教改會和教改不等於我們的教育有問題,把教育等問題都說是教改的問題也不對。不過你說,企業界與教育界應多合作,這個我完全同意。(呂美女整理)

本文出自 2003 / 09 月號

第207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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