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在立法院做施政報告時，一個立委質詢時說，如果街上有個招牌掉下來，剛好砸到兩個人，應該都是大學生。他是埋怨我們大學畢業生太多，到處跑。如果有一天社會上所有的人都接受過十六年的教育，我們的社會將會是什麼樣子？
如果我們很樂觀，只從正面看，而我們的教育又辦得很好，一定有人會說，社會將很美滿。因為社會上的人都將是有智慧、知識、道德、責任感、民主的素養、審美的觀念，懂得世界的轉變、有遠見、有各種能力，這就是每次教育改革談到高等教育時強調要培養的能力。
有些人一定也會說，「如果大家都接受大學教育，社會一定很糟糕，」因為我們也常聽說「百無一用是書生」。以現代社會來說，那麼誰來開公共汽車呢？沒有人開計程車，沒有人理髮、做衣服，那怎麼辦？
我們的社會總覺得，有高學位的人是應該做高等或高收入的工作。隨著科技的發展，從事生產工作的人確實慢慢地在減少，從事服務業的人在增加。另一方面，也由於衛生、醫療的進步，人均的壽命也在提升。
從這兩個因素看，社會上每個人花在學習的時間變得更長。慢慢地更多的人接受十六年的教育，大學生的比率在提升，從二十、三十年前的精英教育，變成大眾教育，或者說普及教育。當然在過程中我們是看到一些問題，當精英教育變成普及教育之後，我們不能期待每個大學生都能當總統，或是行政院長、立法委員。
六年前，澳洲一個高等教育代表團到台灣來，那時澳洲高等教育在擴充時，發生一些問題。例如，人均花在高等教育的錢愈來愈少，而且很多以前所謂的精英分子，慢慢地出走，跑往美國。因此代表團一直問我們，「你們如何因應？怎麼樣能夠同時兼顧普及教育和精英教育？」
台灣在世界急速全球化的今天，是沒辦法閉門造車的。目前也看到，台灣有一百多萬人到大陸發展，投資數目聽說將近1000億美元。可是我們看到外勞還是大量進入到台灣，從事廉價的勞力工作。台灣失業人口在增加，但是在高科技產業，卻找不到所需的人才。這是我們的教育沒跟上社會的進步？或是產業提升過程中沒做適當的調整？
不過，只要在地球上，不管住哪裡，都在世界的舞台上。在經濟這麼高度全球化的時代，教育水準的提升是很重要。
英業達副董事長溫世仁先生曾提到，二十一世紀每一個人都應該是大學畢業生。從人類發展歷史的觀點上看，我是同意。不過還是要提出兩件事：一個是學位與職業；另一個是學位與學問。我們常聽說，在民主社會人生而平等，職業無貴賤。因此，職位、職業跟學位應該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林肯：世上沒有下賤的工作
林肯總統有一天自己擦皮鞋，隨身護衛就說，「總統你為什麼做這種下賤的工作呢？」林肯回答說，「世界上沒有下賤的工作，只有下賤的人」。
我在柏克萊當教授二十多年，期間替我理髮的理髮匠是柏克萊加州大學的畢業生。
有一次我到俄亥俄大學演講，在機場叫一部計程車，發現司機道貌岸然，一上車他開始為我介紹哥倫布市（Columbus）的發展背景，他可以當嚮導。一個大學生，因為喜歡他受教育的地方，就留在當地開計程車。
前年我到澳洲訪問，有一天看到一篇由教育科技部長寫的文章。他談到，「如果想瞭解二十年後的澳洲，到高等院校看年輕人在想什麼、學什麼？教授在做什麼樣的研究？他們對社會新思潮有什麼樣的看法？」
如果我們相信澳洲科技教育部長的話，由現在的社會，我們來反省二十年前，我們的高等教育到底是怎麼回事？才會有我們現在的社會。
二十年前，我們還是精英教育，能進入大學的人大概不足50％。那時也還沒有脫離威權統治，所以一般人並沒有培養民主的素養。即使我們說三育並重，但是我們常常「以智毀德」「以智毀體」「以試毀志」。
我高中時，是個比較富於理想的人，常常想整個社會的發展，我母親也是個教育家，但她擔心的只是我能不能考上大學。她把我拉到城隍廟去拜拜我就是不去，她想的就是「你考不上怎麼辦？」
我跟母親說，「你是教育家，你希望台灣能夠有很多非常出色的人，都能凸出表現嗎？」她同意。於是我問她，「你難道對你的兒子不滿意嗎？」
母親看看我說，「你還不錯！」我說，「如果你對兒子滿意，那我考不上的話，表示台灣有一千多個人比我更好，應該為台灣鼓掌。台灣有這麼多好的年輕人，你應該很高興才對。如果你對你的兒子不滿意，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我母親想了一想說，「你講得有道理，但是你這個人不可理喻。」
從前人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現在人說，「你如果沒去補習，就不能進入明星高中，就進不了好的大學，就不能進像廣達這樣的公司上班，賺的錢不多，」最後會說，「你如果有錢的話才可以娶一個漂亮的太太，」最後一句話可能感動了孩子，他決定去補習了。
改正不當的價值觀
我們的社會確實有這些矛盾。我小時候想學父親去畫畫，我父親說，「不，去當醫生，你養活不了一家人，」這是我們目前所面臨的很大的矛盾。參加教改工作時說，「不要補習，讓他們發揮他們的才能，」但是回到家卻對小孩說，「趕快去補習！」
前幾天大專聯考放榜之後，我還是非常不安，一百三十多個大學，幾千個系所，像排行榜排下來，我不禁問到底有沒有人像我年輕時一樣，受到居禮夫人的感動，要成為化學家？很少啊！
反過來說，有多少醫學院的學生是對醫學感興趣的？當醫生，對於為病人解除痛苦，應該具有很大的熱忱。很多學生都是從台大的電機系開始挑、挑、挑……。進到學校之後，對於自己挑的科系並沒有那麼大的熱忱，因為他並不是年輕時就立志當動物園管理員而去努力。
「人生而平等」，不論數學好、物理好、英文好，都是平等的，職業也沒有貴賤。如果我們相信這是對的，那麼我們「用同樣的一把尺去量度所有的學生」，就是不對的。
是「分數」這把尺扭曲了我們的教育。我們廢科舉、興學校之後，學校是興了，但是考試——筆試的制度還是從學校的後門走了進來。
還是那一把尺，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衡量著每一個人。我們需要讓年輕人做自己喜歡的事，他才會盡心盡力、做得好、學得快樂。
我們的高等教育應該有宏觀的規劃。也許把大學分為教學型、研究型、專業型、社區型。
不過今天我們說大學生就跟以往說中學生一樣，大學生畢業之後，再繼續接受教育念碩士和博士的人數都愈來愈多。
對將來還要進入碩士、博士班深造的人而言，在大學階段應接授「博雅」教育。好的基礎教育是很重要的，不管它是哪一類型大學，都應該有一個辦學理念。
前陣子有機會到明尼亞波利市（Minneapolis）一所私立大學演講，一進學校就在會客室看到他們的簡介，第一頁就談辦學理念。他們相信「多元化的環境是教育最好的環境」，所以這個學校從世界各地吸引了不少學生，走進學校像走進真正的聯合國，很有趣。
我們的社會裡有各式各樣的人，有人想做藝術家、科學家，有人想當政治家。但是我們如何做好社會資源的分配，才能讓每個大學真正達到不同的目的？
當然，要培養一位腦外科醫生，需要的器材、金錢是很多的，但是社會需要這種人，所以社會願意花錢培養這種特殊才能的人，他的薪水也許會高一點，但是也不能因此與別人的收入有天地之別。
所以社會花錢培養各種各樣的人，但這些人以後對社會的貢獻，不應該跟社會的投資成比例，我們必須適當地觀察我們社會的公平性。
目前台灣的大專院校到底有多少？如果將大學定義為一般大學，總共有六十六所；如果將科技大學和學院納入，總共有七十二所；若將專科學校，包括五專算入，現在共有一百三十八所大專院校。
這十年之內，大專院校容量增加大約兩倍。十八歲到二十二歲的年輕人，到底有多少人在念四年制的大學校院？
淨在學率（十八至二十二歲學生人數÷同年齡層總人口數）是31％，如果將專科學校合計在一起，高等教育的淨在學率目前是46％，如果我們算粗在學率，也就是把超過二十二歲的學生全部合起來則有60％以上。
今年五十二萬人報考，錄取二十二萬人，錄取率是43％。如果說二十二萬人是容量，而每年誕生的小孩為三十萬人，我們應該能接受70％的人，但是我們很多是重考生。如果把所有的二專、五專都合起來，今年有78％能夠進入大專。
我們的大專適齡人口在下降，再過四、五年，我們的適齡人口降到二十六、七萬人時，大學跟專科的容量確實是接近百分之一百。
我們最近的改變是相當大的，這是好事嗎？如果高等院校量的擴充能夠陪伴著質的提升，這是好事。但是我們回想一下，如果每一個高中、高職的畢業生都能升學，教育是否就應該做適當的調整？
如果有一個學生告訴我他要進修，那麼我會告訴他，「在你離開大學之前，應該有能力找某一個適當的職務，但是大學教育不是技職教育，」我如果這麼說，那研究所的人就應該好好地做基礎學科的研究。
我看到所謂的名校，建國中學、北一女考進台灣大學的比率都是百分之五十，看到他們常常會覺得，他們應該學更多動手的能力，不要只學抽象的東西。比如說參加奧林匹亞（競試）時，我們的實驗往往比較落後。動手的能力要加強！
高職應該多學點基礎
前一陣子碰到屏東科技大學校長周昌宏院士，他說，「院長，我們收的都是高職學生，他們如果知道自己要升到屏東科技大學，應該多學一點基礎的東西，而不是黑手。」
舉個例子，有一個人到高職學會車床。但是車床型號在改變，加上利用電腦控制，因此工具的形狀也要不一樣……，這些基礎的東西高職畢業生是不能適應的。所以我們的高職應該多教基礎的課，這也是我們推動「綜合高中」的原因。
再舉個例子，有個中學生他對機械人很感興趣，但他在一般高中裡面碰不到機械的、電動的東西；如果是在高職，他或許可以碰到機械，但基礎的東西學不好。如果有一個綜合高中，裡面有很多不一樣的東西，學生就可以選擇。有一天高職可能也將變成歷史名詞。
我這麼講之後，第二天的報紙媒體朋友寫文章，說「李遠哲說要廢高職」，很多人就說李遠哲不懂技職教育的重要性。
如果我們培養一位有知識、能學新東西的人，他就不用怕將來找不到工作。最怕的是重複地學一樣技術，在環境變遷的過程中，他就會跟不上時代。
在義務教育裡，我們有很大的迷思，這是全世界都有的迷思。我們都說，義務教育九年下來之後，希望每一個國民都能達到某個程度。但是我們絕不能迷信，三十萬個小孩，每個小孩背景、性向都不一樣；而我們有一個課程、一個進度能讓他們以相同的速度走。
最近美國布希總統說，「No one left behind（無人落後），」當然，這是很好的理想，但是如果這個behind是用一條尺來量，要每個人都走得一樣快，我想不是這個意思。只是大家都應超越最低要求，不要比底限還低。
我們要學會尊重年輕的一代，不管他考試考得好不好，要想辦法把所有的學生培養上來。年輕人不快樂，是我們大家的責任。
現場提問
沈君山（前清華大學校長）：我希望真的大學生，在知識方面、專業方面，有基本的知識，對世界有基本的認識，自己有基本的見識，最好還有一點膽識。
但要做到這一點，不只要有好的規劃，有些基本的問題：第一、應有充分配合的資源。第二、要有充分的師資。第三、還要有能夠因材施教的國民。每個人都上大學，是否每個人都能做真的大學畢業生？
A：我剛回國當教改會審議委員時，我們很努力，每天晚上都開會。他（沈君山）常常問我，「院長，你回來可以當菩薩，為什麼要當住持？」他也說這一輩子從來沒有這麼努力過；他可能忘掉了，我們經過兩年的努力，到最後我們簽字，把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的諮議報告書交給連戰院長之後，我們就解散了。
我記得我們寫了高等教育分類的問題。經過六年，現在高等教育宏觀規劃委員會很多學者專家努力之後，對高等教育的一些看法，提供了一些意見。
Q：你對培植台灣的人才很關心，1994年你從國外回來，國內的人才不管是最高階或中層，是愈來愈多還是有些問題存在？
A：我回國之後一直想的就是，如果台灣要提升，有兩股力量可以用：一股是在台灣經濟發展之後，我們有些財力，企業界累積了一些財富；第二個是，1960、1970年代，1980年代，很多到海外留學的，在海外組織了很多人才，就是剛才沈教授提到的師資問題。
那時我就覺得這兩股力量如果能結合在一起，對台灣是很有幫助的，所以才成立「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募了新台幣10億元（基金）。
最近中央研究院請到很多是非常傑出的人，SARS發生以後，冠狀病毒之父賴明昭院士、美國科學院院士翁啟惠回來做晶體中心的主任，稍早柏克萊大學統計學教授鄭清水回來，最近賀端華院士也回來做植物所的所長。
我覺得很欣慰的是，經過這麼多年努力，我們在很多領域確實是做到相當高的水準。最近，有一個美國大學教授申請到中研院工作，為什麼？因為在這個領域裡，我們是做得最好的。
一個學術單位，變成一個能夠吸引人才進來的地方，它才是有希望的。
Q：好的公司是否堅持一定要用好大學的大學生？有些公司連普通工作也要求要大專生，其實這些公司最後更影響到我們的教育？
A：是有這個問題。有一次我到台積電演講，那天感受很深的是，在台灣演講，第一次看到幾千個人眼睛亮亮的，很聰明的樣子。我在大學演講看不到眼睛很亮的人，那天在台積電看到。平均年齡大約二十九歲，都是所謂台灣的精英分子。
我馬上跟張忠謀董事長說，「你把所有好的、應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的、對提升產業能做出貢獻的人都吸引到公司來了。」我跟張忠謀先生說，「吸引這麼好的人，如果在公司裡做研發工作，使他們這些有能力的人真的能發揮才華，那是好的；如果大才小用，把好的人才集中，跟別人的二馬競爭，倒是不值得。」
我剛才坐在林百里董事長旁邊，他正在做一個研發中心，他的研發中心可以收六千人，如果好好做研發，把好的人才引進來是好事。
林百里（廣達集團董事長）：剛才院長說，中學生畢業，都是要考台大電機系、物理系、醫學院，為什麼會是這樣？是不是高中教育有問題？
第二、既然大學教育是為了社會，為何教改只有學者、老師，而沒有社會人士？既然我們是「使用者」，為什麼把我們排除在外面？大學的教授有無參加高中的教改？
A：我剛才的演講，就是想打破這個迷思。從傳統的觀念看，好像成績好的是一流，考試考不好的是二流、三流，所以中學教育我最不滿的是沒有培養動手做。另外一個觀點看，你是三流的學生嗎？是因為社會價值觀以為考試考不好就是三流？這表示我們的價值觀要改變。
1994年到1996年教改會，那時企業界代表有宏?董事長施振榮和永豐餘集團董事長何壽川；小學校長、老師、中學的校長、老師，大學的校長都在裡面。
教改會和教改不等於我們的教育有問題，把教育等問題都說是教改的問題也不對。不過你說，企業界與教育界應多合作，這個我完全同意。（呂美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