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台灣人
《遠見》雜誌曾在1994年9月製作了一個「新台灣人」專題，引起熱烈迴響。次月我在《遠見》發表了：「新台灣人：改寫台灣生命力的新劇本」。時間上比李前總統在陳馬台北市長競選中用「新台灣人」，大概早了四年。在文章中，我對「新台灣人」有這樣的詮釋：
「新」台灣人不僅是務實的經濟人（如王永慶），也是理想的文化人（如林懷民）；不只是胸懷外國科技（如李遠哲），更要立足本土（如施振榮）；不再局限於小我的成就，更是在共創大愛（如證嚴）。
「新」台灣人的最大特徵是，不再自憐於歷史捉弄所帶來的悲情與委屈。「新」台灣人的共同分母來自於教育普及所帶來的自信。「新」台灣人正在逐漸擺脫「移民與流民」中蘊藏的狠、自私、機會主義、西瓜靠大邊……的性格；代之而起的是要講求一個民族得以綿延的「信」與「義」。「新」台灣人也正由內向外地將島嶼性格提升為海洋性格——包容、寬大、擴張、開放。「新」台灣人的理念中，已釋出了排他性，吸收了族群融合的包容性。
他們跳出了悲情的舊框框，看清了發展的舞台不在過去，而在未來。
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理性、前瞻、有愛心；他們擁有新觀念、新態度、新做法以及新視野。
他們不一定參與政治，但關心本土的公眾事務；不一定有高所得，但富有理想色彩。
「新」台灣人深知：轟轟烈烈的一生，不是重演歷史劇，而是要改寫充滿台灣生命力的新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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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期《遠見》副總編輯成章瑜在上海的現場報導：近幾年來為數五十萬左右的新台灣人湧入了大上海，他們在尋找新的發展、新的夢想，台灣海峽隔絕不了他們，意識型態阻擋不了他們。這些新台灣人有些脫穎而出，有些鎩羽而歸。這是台灣的新移民潮還是台灣短期的人才外流，就要看大陸「吸」的誘因與台灣「推」的力量。
當新台灣人定居上海之後，是否要稱他們為「新上海人」呢？
（二）新上海人
如果用這樣的稱呼，那麼「新上海人」就是指定居在上海的新台灣人。讓我來記述自己的上海人經歷。
魯迅曾經寫過：「凡是我住過的地方，就是我的家鄉。」這樣說來，我有三個家鄉：上海、台北及河城（位於美國威斯康辛州）。
童年在上海，青少年在台北，成年以後在河城。我對這三個家鄉有著同樣的偏愛。河城擁有生活的品質，台北擁有奉獻的空間，上海擁有尋根的幽思。引伸來說，家在美國、心在台灣、情在江南。
我生在南京，長在江南。十三年在大陸的童年有八年在上海。1949年3月從上海吳淞江口搭海張輪來台時，還是復旦中學初二的學生。
此後的半世紀，十年在台灣，由初中到大學；另外的四十年，主要在美國讀書、教書。
再回到大陸竟是三十九年後的1988年。回到童年時代中，最熟悉的上海，不僅一切依舊，並且更顯得蒼老，那是一種沈痛的失望。
可是自1992年後，上海的持續開放及各種建設，居然使「舊」上海脫胎換骨變成「新」上海。今天的上海已經擁有了一個國際都市的架勢，放射出龐大的吸引力。當我在交通大學演講，被問及上海可以在二十一世紀扮演什麼角色時，我的答覆是：「在經濟、貿易、金融、高科技等方面，上海當然要扮演不僅是中國，更是亞太地區的樞紐角色。這是一條漫長的路——要做更大的投資，要做更大的開放，要吸引更多的人才。」經過遲疑，還是直說：「近十年來上海的進步，快過上海人的進步。」
提到「上海人」的進步不夠快，自然就會想到余秋雨先生筆下的「上海人」：上海人始終是中國近代史開始以來最尷尬的一群；全國都離不開上海人，又都討厭著上海人；上海人在總體上有點崇洋，但在氣質上卻不會媚外；上海人有大家風度，卻沒有大將風範；有鳥瞰世界的視野，卻沒有縱橫世界的氣概。最後，他歸結：「上海人有一種冷靜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靜。」
如果大力改建一個衰落的城市需要二十年，那麼全力提升一個城市居民本身的品質又需要多少年？
我的觀察是：唯有個人的不斷進步，才能帶動社會的持久進步。
今天的上海，正因為幾十萬來自台灣的「新上海人」的日夜打拚，加快了上海的進步，也加快了上海人品質的提升。
（三）中國人
我生在南京，是南京人。父親生在江陰，又是江陰人。住在台北很多年，又是台北人；但是來自大陸，又是大陸人。當經國先生說「我也是台灣人」時，我也是台灣人。當1990年代「新台灣人」一詞出現，我當然就是理直氣壯的新台灣人。
回到大陸，被稱為台胞；在海外，被稱為華人（或華裔知識分子）。不論是在台灣、大陸、或海外，最得我心的稱呼是「中國人」；我對中國的歷史與文化有感情，對中國的傳統與倫理有溫情，對中國的山河與鄉土有熱情。
近年來，這個中國人有「四常」：常留台灣，常回美國，常去大陸，和常常夢想：有一天大陸人與台灣人情如手足，再也不分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