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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內要拿三十個諾貝爾獎

文 / 郭正佩    
2003-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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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內要拿三十個諾貝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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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日本媒體最關注的焦點,不是登上美國《時代》雜誌封面的當紅女星濱崎步,不是閃電宣布和攝影師男友結婚的少女偶像宇多田光,也不是紅遍歐美的卡通人物口袋怪獸,而是剛出爐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田中耕一。

2002年10月9日,四十三歲的日本島津製作所研發人員田中耕一因「生物高分子質量分析的離子化法」名列2002年諾貝爾化學獎獲獎名單之一,加上10月8日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小柴昌俊獲得諾貝爾物理獎,這是日本人首次在同一年中創下諾貝爾獎雙響炮的紀錄。

物理獎得主小柴昌俊已獲提名多次,得獎也在媒體的意料之中;然而,田中耕一的獲獎卻讓日本媒體大吃一驚。根據《朝日新聞》,田中耕一是諾貝爾化學獎一百零二年以來一百四十位得獎者中,第二名沒有博士頭銜,也不是教授的人(另一名為麻省理工學院碩士)。

田中耕一年紀輕、學歷平平(學士),也沒有擔任高階職務,卻能摘下諾貝爾桂冠,引起民間不少討論,也讓許多人對日本的競爭力再度燃起信心。

全力投入人才培育

日本政府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提出科學技術創新立國的戰略目標以及相關政策。根據2002年4月的統計,日本的科技研發人員達七十二萬八千人,僅次於美國的一百一十萬人,居全世界第二。儘管日本經濟不景氣,科研的經費卻不減反增,近幾年一直能維持在國民生產毛額的3%以上。2001年3月,日本政府的新科學技術基本計畫,信誓旦旦地提出要在五十年內拿三十個諾貝爾獎。

過去,日本施行填鴨式教育,優秀學府畢業的年輕人雖有滿肚子學問,也能充分利用團隊合作力量,卻缺乏獨立自主動手和規劃的能力,模仿力強,但少有創新和冒險勇氣,也深受詬病。

曾經擔任美國史丹佛大學訪問科學家的NTT DoCoMo資深主任研究員岡島一郎就認為,其實日本教育下出來的學生根本沒有研發能力,無論是大學或是碩士畢業生,對公司而言,就像一張白紙。初入社會頭兩年,公司根本就不期待他們能有什麼真正的貢獻。

階層制度嚴明的傳統日本企業偏愛雇用只有學士或碩士學位的年輕畢業生。許多企業主相信,只要透過有系統的內部訓練,員工本身的背景學歷並不是最重要的。

不注意個人表現的日本企業傳統,使得廣大受薪階級(salary man)的歐吉桑們普遍缺乏成就感與信心,成為漫畫電視劇中嘲諷的對象。

情況開始有了轉機。為了培養多元發展的下一代、重振日本國力,日本的教改起跑比台灣還早,一如台灣的教改,贊成和反對的聲浪也始終交錯。田中一舉成名的例子,除了有振奮人心的效果,他在得獎後表示,「學問的源頭就是興趣!」對不少教改支持者來說,也是對於新式教學法中強調從生活經驗學習,表示肯定。

從觀察環境中學習

星期一清早,橫濱市文庫小學三年二班三十九位小朋友,由社會科老師帶領著坐上海岸列車,抵達橫濱市八景島漁港,三十九位小朋友今天的社會課教室,從學校移至八景島漁港。這堂課裡,他們得觀察漁港裡有多少船,駕船的漁夫們如何抓魚?

另外,他們得研究出八景島漁港碼頭的漁夫伯伯們抓上岸的都是些什麼魚?三年級的小朋友分成五個小組,手上拿著筆記本,分頭訪問不同的漁夫伯伯,希望知道八景島漁港,究竟出產什麼樣的魚類。

三年一班同學們的目的地則是橫濱市的超級商店。他們每個人手上拿著一張大大的日本地圖,今天老師派給他們的功課是,在超級市場的生鮮蔬菜、水果、肉製品食物中,認識日本每一個縣市出產的特有食物,誰能先把日本地圖填滿,誰就是今天的地理王!

只見小朋友們一哄而散,開始迫不及待在超市冷凍櫃前翻箱尋寶。

「哈,三崎口來的鯛魚!」高橋秀明在剛上岸的魚製品中翻找到印著「三崎口直送」字樣的新鮮鯛魚。「三崎口在哪裡?」高橋秀明和小組同學們從日本地圖上沿著東京都找到神奈川縣,再找到橫須賀市,「有了,三崎口在這裡!」接著,神戶的牛肉、北海道的帝王蟹,也一一被畫上同學們手中的日本地圖。

「我的孩子現在一回家打開冰箱,就急著分析電冰箱裡的食物從哪來,安曇野的芥末、北海道的牛乳,現在他把日本地圖背得熟得很呢!」高橋的母親笑著說。

給孩子自由成長的空間

來自上海的陳健、王嵐夫婦在京都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之後均留在日本工作,他們的孩子陳思揚目前正就讀於橫濱市的公立文庫小學。

王嵐認為,比較起來,日本父母親不像中國或是台灣的父母親那麼緊張。他們的彈性比較大,如果小孩想當麵包師而去念麵包專門學校,他們也不反對,只要將來過得幸福,不一定非上大學不可。

「我的小孩每天都很輕鬆,回家頂多做幾十分鐘功課。不過,有時候我們會擔心將來若是回上海,他會跟不上,所以有時候放學給他一點數學習題做做。日本小孩算九九乘法表還是不太行,陳思揚算得很慢,老做錯。」

居住於東京都、來自台灣,但已改入日本籍的的青木醫師有三個孩子,大女兒今年二十歲,一路從東京都品川區的私立東洋英和女學院小學念到初中、高中和大學。兩個兒子目前十六歲和十四歲,分別就讀位於涉谷區的青山學院高中部和初中部。

「我好像從來也沒有看到我的孩子在家裡寫功課。」青木醫師說,「他們的課外活動時間很多,三點多下課之後一般都會留下來打籃球、排球、參加交響樂團等等。回家就是彈鋼琴和聽音樂,沒有什麼壓力。」

比較台灣和日本的教育制度,青木醫師說,「其實日本和台灣的家長,都有著科舉制度下的心態,一心望子成龍,望女成鳳,但願子女能進入好學校,找到好工作,成為一個優秀的人。然而,在行動力上,如果以一百個台灣家長和一百個日本家長相比較,日本家長在行動力上,就沒有台灣家長的積極。」

「另外,學生同儕也會互相影響。台灣的小孩可能同儕都在讀書、啃書,而日本小孩則因為同儕並不見得都熱衷讀書,所以不會產生『唯有讀書好』的氣氛,」青木醫師提出他比較台灣和日本青少年教育的看法。

師資的培育是關鍵

日本關西大學電機研究所畢業,擔任恩益禧(NEC)研發工程師數年的田上光大,兩年前,得到公司補助,前往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史隆管理學院攻讀碩士。

田上光大承認,從小學到高中,因為課程單調,老師無法引導學習,他大部分的時間在玩,實在沒興趣念書。田上說,「那時考上關西大學其實很輕鬆,之所以沒到更好的東京、京都或大阪大學,其實是因為當時的我根本不覺得必須讀好學校。」

田上承認,自己是到進入恩益禧工作後,才深深覺得進修和國際化的重要。

「上高中的時候,班上的英文老師根本沒辦法講英文,」田上強調,「我認為日本教育最大的問題,尤其是公立學校,在於他們無法讓教師改變。日本政府無法負擔聘請懂得用電腦或是會說英語年輕新教師的費用,除了等年老的教師退休之外別無他法。然而,這批年老的教師自覺踏出學校也無其他專業,自然不肯提早退下。」

「所以,日本政府應該想出一套更換新血教師的計畫才行,」田上提出他的看法。

畢業於東京大學、目前任職於Sony研究室的大前浩司也認為,日本的教育制度仍然在改革之中。在日本全盛時期,日本人認為本國人的能力就代表了人類的所有可能性。

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之後,日本的父母認為他們有義務讓孩子受最多的教育。因此,幾乎所有的小孩都必須學習大量課程,政府也把很大一部分稅金用在教育之上。當時的課程量多、時間也長,課本的內容也比較艱澀,如此一來,日本的學童總能夠在世界各項筆試測驗中,取得優異的成績。

「到1980年代後期,日本政府開始思考,即使日本學童能在筆試中脫穎而出,卻缺乏思考和實現的能力。過去十多年來,日本也開始減少教科書的內容難度和分量,以及授課時數。」大前指出,「現在國小所用的基本課本,大概比1980年代使用的課本薄了20%,日本政府希望學生除了記憶數學公式之外,還能有更多思考的時間。」

用創意打造競爭力

擔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訪問學者、史丹佛大學日本研究所所長和日本情報政策設計所議長的中村伊知哉教授,著眼於提升日本兒童青年未來在世界的競爭力,近年來頻頻往返於美、日、歐之間,規劃並推廣2000年於京都開館的兒童藝術博物館中心(CAMP——Children’s Art Museum Park)以及2002年展開的e化日本(e-Japan)國家策略計畫之一——畫布計畫(CANVAS)。

「e化日本政策宣誓將在五年建設日本成為世界上資訊科技第一強國。」

談到兒童藝術博物館和畫布計畫的中心思想,中村教授說到,「在未來的數位社會裡,新的行為模式、規範、權利及義務都將重新建立。在數位空間裡,新的表現形式也將被創造出來。未來多元化的社會將由今天的孩子和他們的後代來建立,網路已是今日孩子生活中的一部分,虛擬的表現形式也已是他們共有的語言,孩子將會是未來的抬轎者。」

「兒童藝術博物館和畫布計畫的目標,就是為孩童提供一個可能發揮潛力、學習利用科技來表達、分享、實現他們感受和點子的環境。」中村教授強調,計畫的目地著眼在藉著知識交流,改造日本成為一個以創意為本的國家。

兒童藝術博物館結合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和歐洲各國兒童博物館,不定期地舉行最新科技的研習會。

「我真很喜歡自己的工作,在這些研習會中,孩子的創意實在會令成人吃驚。而且在這裡,他們有機會接獨到國際上最先進的科學,也有機會和世界其他國家的孩童互動,」兒童藝術博物館館長森秀樹說。

畫布計畫則是由e化日本策略補助的四年計畫,將針對國家未來的主人翁,階段性地推出全國及國際性大型活動。規劃中的研習活動將結合藝術及科學,尤其是日本特有文化諸如漫畫、遊戲、音樂等領域,激發日本孩童在未來數位時代的創新表達手法,並計畫逐漸將實驗成果納入未來正規中小學教育之中。

日本能,台灣也能

日本的資訊科技政策主力,將由強化基礎建設,轉換至發展應用的層面。如何利用資訊科技影響日本經濟和文化,內容產業會是主要的一項課題。「我相信,如畫布計畫這種全國及國際性活動將是關鍵,」中村先生表示。

「日本企業裡,像田中耕一這樣沒有博士學位、但非常優秀的研究人員比比皆是。如果能持續得到國際的認知及評估,五十年內拿下三十個諾貝爾獎不是沒有可能。」

日本教育改革走過陣痛期,也經歷過社會的質疑與不信任。田中耕一,代表的是典型日本教育之下產生的大眾形象,諾貝爾獎的肯定,讓日本人相信,創新和堅持將能帶領他們走出國際。

日本經過長期修正、摸索,及逐年在國際上受到肯定,逐漸地對教育改革產生信心。

日本能,相信台灣也能!(作者為《遠見》雜誌專欄作家)

本文出自 2003 / 02 月號

第200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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