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台灣現在經濟有一點緩慢成長，甚至開始有了貧窮的感覺，這個時候文化是不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A：我覺得台灣現在新感覺到的那種貧窮，可能是一個機會，教我們自己謙虛。謙虛的傳統美德，在過去幾十年來逐漸消失。突然富裕帶來暴發戶氣質，使領導人一下子膨脹得很厲害。「富而有禮」需要三代的時間，先是小康，然後開始投資自己的教養，接著富有，最後才有文化。台灣卻沒有經過這樣的階段。
拿德國的例子來說，總理施若德的出身非常貧窮，常常要躲債，是從窮苦中過來的。大家會說，這跟我們領導人不是一樣嗎？不是的。一個社會有共同的教養過程跟水準，雖然來自窮人家庭，但德國的環境是一個連販夫走卒都會去聽音樂會、聽演講、會進圖書館去借書的社會。有一個自然醞釀與教養的過程。所以我說的不是個人貧窮與否，而是整個社會還沒有足夠的時間去醞釀和教養。沒有這樣的教養過程，又有那樣多出來的財富，會使得謙虛缺少。現在貧窮來臨，似乎可以讓這個社會得到機會去學習真正的謙虛。謙虛包含認真地去瞭解別人，「別人」包括大陸及亞洲、世界其他國家。不謙虛是因為自大，自大則是因為無知，我們的無知是對於整個國際全盤不瞭解，而且從來沒有下功夫去瞭解。現在正是應該好好求知、去認識別人的時機。
但我們還沒有那樣長期的教養過程，當國家或者城市預算受到打擊，我擔心第一個會被刪除的預算就是文化預算，這恐怕是社會上一個立即而不經思索的反應。如果社會罹患心靈貧血、心理智能不足的病症，卻認為不需要治療，就是很嚴重的偏差。
文化醞釀以百年為單位
Q：換個角度積極地來想，這也是文化剛好可以扎根的時候。
A：文化扎根的部分，以及教養過程方面，我比較保守。雖然我覺得文化局同仁辛苦三年有成（編按：龍應台擔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三年），但這種醞釀過程是要以百年做單位，現在不過才在三年的一個刻度上而已。例如，如果只看電視，會以為這是一個完全沒有思想的、豬的社會。電視節目對這個世界上發生的重要事情，如全球化引起的文化問題、歷史解釋權的問題、兒童的教育問題、外籍勞工在台灣的前景、台灣對今天大陸深層文化跟歷史意識認識的程度等重大問題，沒有任何討論，連碰觸都不碰觸。
Q：大家還是用經濟的思維來看待文化，是不是可能有個折衷的角度，看文化跟經濟可不可能結合？一些跟文化有關的產業，有沒有機會起來？
A：文化本身是經濟。我發現台灣缺兩件東西：一個是對「文化是產業」這個事實的認識非常模糊；另外是發現沒有人把文化行政當作管理科學來看待。數字管理、基本資料跟統計完全從缺。
文化當然是產業。拿「台北之家」來看，它閒置了二十二年，後來我們不僅進行修護，還將這裡轉化為多元文化區——其一，是侯孝賢經營的藝術電影院，專門放映楊德昌、蔡明亮等導演的國片；其二，是誠品書店，裡頭是跟電影文化有關的書籍跟影音製作品，還有是用各種語文介紹台北的書籍，或是以台北為背景寫出的小說；其三，是咖啡廳跟餐廳。這樣的組合是偶然的嗎？不是的。我們在古蹟修復的思考時，就已經瞭解這是一個產業，想透過「台北之家」讓台灣電影產業有個據點，讓台灣人看得到自己的電影。
Q：像雲門這樣的文化團體面臨如何讓經營更有效率的問題。
A：這是一個人才培養的問題，像懂藝術的人不懂行政、經營、行銷，而懂行銷跟經營的人又不懂文化，這樣的狀況，變成我們三年來最痛苦的地方。不管是藝術節或是台北之家的委外經營，找到純藝術人才的話，他會把藝術企劃得很好，但在管理或宣傳上可能一塌糊塗；如果交給公關公司，行銷做得很好，但連死掉的詩人也發邀請函。所以當務之急是要培養又懂得文化、又懂得經營的人才。
立功比立言更難
Q：你覺得三年的時間足以在歷史上留下足跡嗎？
A：不足。我重新認識了古人所說的「立德、立功、立言」。我以前是立言者，認為立言是天下第一等重要的事情，這三年讓我謙虛，知道立功要比立言困難個十倍、百倍。可以想見，立德恐怕是更困難的工作。
我必須承認，三年根本不夠完成目前的工作！為了台北市還有台灣，我應該再做四年，讓基礎更穩定些，打開所有應該打開的窗，讓新鮮的空氣進來，也讓格局更加確定。但人也有自己的限制，三年頭不出水面的潛水，也快憋不住了，我現在渴望自由，回到自己寫作的軌道上去。
Q：當初怎麼會做這樣的決定，要來做立功的工作？
A：老實說，當時太懵懂、太天真無邪，不知道立功比立言難上百倍。同時也完全不知道會不自由到這樣的程度，連看孩子都看不到。此外，面對這裡不認識文化產業、缺乏數據管理的狀況，等於在荒蠻中披荊斬棘，對我的體力挑戰到了極限。但你如果問我當時市長把這些全告訴我，我是不是就不來了？恐怕也不見得。有些過程是非過不可的。當初做這樣的決定，跟寫《野火集》（編按：此書為龍應台在1985年出版的作品）不是一樣嗎？寫《野火集》的時候也是天真無邪。這是人的性格裡頭注定的弱點，會不斷重複自己的決定。
另外的原因就是對社會的責任感與好奇心，做為體制外的批判者這麼多年，確實想放下身段去瞭解一下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Q：當初除了天真以外，一定有對文化局長這個職務的想像。這些理想跟目標是什麼？這三年來做了多少？目標是否有調整？
A：我在歐洲這麼多年，已經深有感受，覺得台北這個城市本身文化的厚度、有趣、活力，國際上完全不認識，是一片空白；台北人、台灣人自己也不知道要怎麼讓別人瞭解。回來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怎麼樣讓台北這個城市得到應有的、別人對它的尊敬，跟自己對自己的尊敬。
面對這片蠻荒，短短三年內有這樣的成績，我自己覺得相當了不起。這個了不起，不是我個人的，我有著深切的認知。三年以前，我是自行其是的作家，一個人做好，就是一百分；進來三年，對我最大的挑戰是，發現什麼叫 team work（團隊工作）。應該是說，我大驚失色，發現自己一個人好是不夠的，局內一百五十個人，加上附屬機關五百個以上的人，都要好才行。
Q：就你這三年的觀察，台北文化的厚度跟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A：你要比較文化的教養醞釀，台北比起上海跟北京都要來得溫柔敦厚，這一點是大陸文化人來台都馬上注意到的。這樣的溫柔敦厚使一個城市有厚度、有涵養。再來談創造力、創作的豐沛跟多元，台北也超過其他的華文城市，因為沒有任何政治上的限制跟壓迫，可以真正發現這個社會裡頭不同的聲音、不同人的樣子，這是上海跟北京看不到的。
Q：可不可以歸納這三年施政的重點？
A：重點在為台北市開窗和在國際的交流上，三年來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多。透過兩年前的「亞太文化之都」，大概有四百多個城市的市長跟文化局長來過台北，還有源源不斷的藝術家進駐。
在古蹟、歷史建築，還有文化背景方面可能比較不容易直接感受到，因為特別困難、衝突特別大、法令又不通、市民的認識又不夠。但我們使府內改變原本的工程單向思維。以前既定道路就是既定道路，現在我們可以做到一條既定道路因為一棵老樹轉個彎，做到這點非常不容易。
文化就在巷子裡
另外，我們提出一個口號是「文化就在巷子裡」，把平常認為是高級精緻藝術的東西，帶到廣場、帶到公園、帶到廟前，讓那些可能一輩子都不會買票進音樂廳的市民跟孩子去看表演，讓藝術進入底層的住民生活圈裡。
這三年比較來不及做的，也有好些。例如，青少年文化城的部分，我們幾乎沒有做任何事情，因為青少年主要是教育局負責的範圍，我們還沒有想出要怎麼跟教育局密切進行合作的方法，以便全面培育青少年藝術教育和文化美育。
兒童的文化權方面，我們跨出了第一步，不過成績還不明顯。我常常做這樣的對比：像斯德哥爾摩這個城市，人口數是我們一半，但他們專業的兒童劇場有八個，我們零個。所以我們一方面利用每年的兒童藝術節來進行兒童美育的培養，一方面也進行動工，會有幾個兒童劇場出現。這都只是第一步，但是時間不夠，做得不夠。另外，還有一些明年會開始做的，透過社教館，做一些老人的文化權。
老年人、青少年跟兒童，我覺得是要特別特別去推動的，尤其是那些青少年，特別讓我憂心。一個城市要看得遠，二十年是一個基本距離，這個城市要維持競爭力，要有多少是投資在人才的培養上？這要分兩層面，一個是要給青少年基本的醞釀過程，另外就是對青年人才的培養。有一個小島叫聖露西亞島，人口十六萬，位在加勒比海，原先沒沒無聞，結果出現一個得諾貝爾獎的沃克特，全世界的人就都知道它在哪裡了。這是對一個人才培養的遠見，做一個文化決策者，要有全套的措施，把錢用在對的地方，培養創作人才，而且做重點投資，使二十年後的台灣變成一個人才輩出的地方。
懂得國際才能生存
Q：你怎麼去強調台灣在國際上的文化情形，又要顧及本土化？
A：這是牽涉很廣的「全球化」問題，跟本土化之間的關係。我是這樣子看的：台灣應該要儘量敞開心胸，把所有的門窗打開，讓自己走出去，讓別人走進來。這不代表我不重視台灣本身的文化特色和地位，反而是要讓所有影響進來，讓台灣走出去。在我的認知中，台北一定要認識國際，而國際也一定要認識台北，你認識了別人才會知道自己是誰。在全球化大浪不斷打來，一定要知道自己是誰，才能保持自己文化的主體性，這是非常弔詭複雜的介面關係。我注重國際，是因為我要保住本土。要抵抗全球化把你刷掉、掏空，必須很明確地認識自己的地位。要如何認識自己明確的地位？必須要跟國際接軌，認識國際，知己知彼，才能夠明白自己在哪裡，也才能夠做出策略。所有對國際的強調，都是為了要保住台北自己的競爭力，以及本身文化的自主性、本體性。
Q：現在很多人沒有思考這個問題。因為太本土，反而形成自我封閉。
A：你要求保存住自己生存權利的時候，必須懂得國際，就這麼簡單。當你不懂得國際的時候，自己說自己要如何本土，是明顯地自欺欺人。
Q：大家現在都說上海、北京那邊的吸力很大，到底那邊的文化跟台灣的文化有什麼相關？還有台灣的文化價值在哪裡？
A：台北是整個華文文化最豐富的、最有厚度的城市，可是很多優秀的人才都到國外去了。因為政治處境充滿不安全感、上層政治決策跟意識型態的鬥爭，加上一個政治強權在北京，到最後會發生的狀況是，文化的珠寶被政治和經濟的力量所踐踏。這是很可能發生的結果，在歷史上發生太多次了。
勾引非欣賞人口
Q：你曾經說過要勾引非欣賞的人口，現在勾引的狀況怎麼樣？
A：相當好，我看到進展。勾引非欣賞人口變成欣賞人口，我是一直有信心的。有一個很感動的經驗，我們的交響樂團到士林夜市廟前去演出時，有很多來看的人，有個滿手傷痕的小孩子，坐在我旁邊看演出！你灑下的那個種，總有一天，只要有一朵花開出來，就是你的成果。
另外，像兒童藝術節，以前在劇院裡演出，只限於那些習慣去買票的人才會去欣賞。今年我們大量帶到戶外，結果發生很多狀況——首先，遲到的人增多，不知道看戲一定要準時開演；有些人一手抱著嬰兒，另一手拖著孩子，但只買了一張票，質疑為什麼孩子就坐在腿上，還需要再占一個位子；還有個現象是一家四口都來，可樂瓶子會從上面滾到下面去。這些都是非欣賞人口，因為從來沒有進過劇院，才會有這種行為出現，雖然對演出造成困擾，但我也竊喜不已。
Q：你覺得文化到底有多重要？文化的意義？文化的價值？或者是你剛剛講的教養過程，到底需要多久的時間？而沒有文化又會怎樣？
A：文化其實就表現在從電梯門一打開，在外面等的人跟在裡面要出來的人四眼相對之間，是禮貌地讓出路來讓別人進出？還是眼中充滿著仇恨？這已經是文化。文化的力量如果缺少，就變成一個暴戾的社會，相當可怕。像去年印尼發生的暴動，把不同種族、宗教的人頭割下來，就是因為文化已經中空了，所以回到原始的地方去。
再來說對文化另一個層次的瞭解，九二一大地震發生後過四天，我們在大安森林公園辦了一場交響樂團的音樂演出，那天演出結束後，所有的人是含著眼淚離開的。每個帶著眼淚走的人，我想他們的心情很類似割傷的人去醫療室包紮的狀況，你想像音樂的力量在那天晚上扮演的，就是療治心靈刀傷的角色。所以他們帶著眼淚離開那片草皮的時候是被治療的，這就是文化的重要。（陳春賢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