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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就在巷子裡

文 / 莊素玉    
2002-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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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就在巷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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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台灣現在經濟有一點緩慢成長,甚至開始有了貧窮的感覺,這個時候文化是不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A:我覺得台灣現在新感覺到的那種貧窮,可能是一個機會,教我們自己謙虛。謙虛的傳統美德,在過去幾十年來逐漸消失。突然富裕帶來暴發戶氣質,使領導人一下子膨脹得很厲害。「富而有禮」需要三代的時間,先是小康,然後開始投資自己的教養,接著富有,最後才有文化。台灣卻沒有經過這樣的階段。

拿德國的例子來說,總理施若德的出身非常貧窮,常常要躲債,是從窮苦中過來的。大家會說,這跟我們領導人不是一樣嗎?不是的。一個社會有共同的教養過程跟水準,雖然來自窮人家庭,但德國的環境是一個連販夫走卒都會去聽音樂會、聽演講、會進圖書館去借書的社會。有一個自然醞釀與教養的過程。所以我說的不是個人貧窮與否,而是整個社會還沒有足夠的時間去醞釀和教養。沒有這樣的教養過程,又有那樣多出來的財富,會使得謙虛缺少。現在貧窮來臨,似乎可以讓這個社會得到機會去學習真正的謙虛。謙虛包含認真地去瞭解別人,「別人」包括大陸及亞洲、世界其他國家。不謙虛是因為自大,自大則是因為無知,我們的無知是對於整個國際全盤不瞭解,而且從來沒有下功夫去瞭解。現在正是應該好好求知、去認識別人的時機。

但我們還沒有那樣長期的教養過程,當國家或者城市預算受到打擊,我擔心第一個會被刪除的預算就是文化預算,這恐怕是社會上一個立即而不經思索的反應。如果社會罹患心靈貧血、心理智能不足的病症,卻認為不需要治療,就是很嚴重的偏差。

文化醞釀以百年為單位 

Q:換個角度積極地來想,這也是文化剛好可以扎根的時候。 

A:文化扎根的部分,以及教養過程方面,我比較保守。雖然我覺得文化局同仁辛苦三年有成(編按:龍應台擔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三年),但這種醞釀過程是要以百年做單位,現在不過才在三年的一個刻度上而已。例如,如果只看電視,會以為這是一個完全沒有思想的、豬的社會。電視節目對這個世界上發生的重要事情,如全球化引起的文化問題、歷史解釋權的問題、兒童的教育問題、外籍勞工在台灣的前景、台灣對今天大陸深層文化跟歷史意識認識的程度等重大問題,沒有任何討論,連碰觸都不碰觸。

Q:大家還是用經濟的思維來看待文化,是不是可能有個折衷的角度,看文化跟經濟可不可能結合?一些跟文化有關的產業,有沒有機會起來? 

A:文化本身是經濟。我發現台灣缺兩件東西:一個是對「文化是產業」這個事實的認識非常模糊;另外是發現沒有人把文化行政當作管理科學來看待。數字管理、基本資料跟統計完全從缺。

文化當然是產業。拿「台北之家」來看,它閒置了二十二年,後來我們不僅進行修護,還將這裡轉化為多元文化區——其一,是侯孝賢經營的藝術電影院,專門放映楊德昌、蔡明亮等導演的國片;其二,是誠品書店,裡頭是跟電影文化有關的書籍跟影音製作品,還有是用各種語文介紹台北的書籍,或是以台北為背景寫出的小說;其三,是咖啡廳跟餐廳。這樣的組合是偶然的嗎?不是的。我們在古蹟修復的思考時,就已經瞭解這是一個產業,想透過「台北之家」讓台灣電影產業有個據點,讓台灣人看得到自己的電影。

Q:像雲門這樣的文化團體面臨如何讓經營更有效率的問題。 

A:這是一個人才培養的問題,像懂藝術的人不懂行政、經營、行銷,而懂行銷跟經營的人又不懂文化,這樣的狀況,變成我們三年來最痛苦的地方。不管是藝術節或是台北之家的委外經營,找到純藝術人才的話,他會把藝術企劃得很好,但在管理或宣傳上可能一塌糊塗;如果交給公關公司,行銷做得很好,但連死掉的詩人也發邀請函。所以當務之急是要培養又懂得文化、又懂得經營的人才。

立功比立言更難 

Q:你覺得三年的時間足以在歷史上留下足跡嗎? 

A:不足。我重新認識了古人所說的「立德、立功、立言」。我以前是立言者,認為立言是天下第一等重要的事情,這三年讓我謙虛,知道立功要比立言困難個十倍、百倍。可以想見,立德恐怕是更困難的工作。

我必須承認,三年根本不夠完成目前的工作!為了台北市還有台灣,我應該再做四年,讓基礎更穩定些,打開所有應該打開的窗,讓新鮮的空氣進來,也讓格局更加確定。但人也有自己的限制,三年頭不出水面的潛水,也快憋不住了,我現在渴望自由,回到自己寫作的軌道上去。

Q:當初怎麼會做這樣的決定,要來做立功的工作? 

A:老實說,當時太懵懂、太天真無邪,不知道立功比立言難上百倍。同時也完全不知道會不自由到這樣的程度,連看孩子都看不到。此外,面對這裡不認識文化產業、缺乏數據管理的狀況,等於在荒蠻中披荊斬棘,對我的體力挑戰到了極限。但你如果問我當時市長把這些全告訴我,我是不是就不來了?恐怕也不見得。有些過程是非過不可的。當初做這樣的決定,跟寫《野火集》(編按:此書為龍應台在1985年出版的作品)不是一樣嗎?寫《野火集》的時候也是天真無邪。這是人的性格裡頭注定的弱點,會不斷重複自己的決定。

另外的原因就是對社會的責任感與好奇心,做為體制外的批判者這麼多年,確實想放下身段去瞭解一下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Q:當初除了天真以外,一定有對文化局長這個職務的想像。這些理想跟目標是什麼?這三年來做了多少?目標是否有調整? 

A:我在歐洲這麼多年,已經深有感受,覺得台北這個城市本身文化的厚度、有趣、活力,國際上完全不認識,是一片空白;台北人、台灣人自己也不知道要怎麼讓別人瞭解。回來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怎麼樣讓台北這個城市得到應有的、別人對它的尊敬,跟自己對自己的尊敬。

面對這片蠻荒,短短三年內有這樣的成績,我自己覺得相當了不起。這個了不起,不是我個人的,我有著深切的認知。三年以前,我是自行其是的作家,一個人做好,就是一百分;進來三年,對我最大的挑戰是,發現什麼叫 team work(團隊工作)。應該是說,我大驚失色,發現自己一個人好是不夠的,局內一百五十個人,加上附屬機關五百個以上的人,都要好才行。

Q:就你這三年的觀察,台北文化的厚度跟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A:你要比較文化的教養醞釀,台北比起上海跟北京都要來得溫柔敦厚,這一點是大陸文化人來台都馬上注意到的。這樣的溫柔敦厚使一個城市有厚度、有涵養。再來談創造力、創作的豐沛跟多元,台北也超過其他的華文城市,因為沒有任何政治上的限制跟壓迫,可以真正發現這個社會裡頭不同的聲音、不同人的樣子,這是上海跟北京看不到的。

Q:可不可以歸納這三年施政的重點? 

A:重點在為台北市開窗和在國際的交流上,三年來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多。透過兩年前的「亞太文化之都」,大概有四百多個城市的市長跟文化局長來過台北,還有源源不斷的藝術家進駐。

在古蹟、歷史建築,還有文化背景方面可能比較不容易直接感受到,因為特別困難、衝突特別大、法令又不通、市民的認識又不夠。但我們使府內改變原本的工程單向思維。以前既定道路就是既定道路,現在我們可以做到一條既定道路因為一棵老樹轉個彎,做到這點非常不容易。

文化就在巷子裡 

另外,我們提出一個口號是「文化就在巷子裡」,把平常認為是高級精緻藝術的東西,帶到廣場、帶到公園、帶到廟前,讓那些可能一輩子都不會買票進音樂廳的市民跟孩子去看表演,讓藝術進入底層的住民生活圈裡。

這三年比較來不及做的,也有好些。例如,青少年文化城的部分,我們幾乎沒有做任何事情,因為青少年主要是教育局負責的範圍,我們還沒有想出要怎麼跟教育局密切進行合作的方法,以便全面培育青少年藝術教育和文化美育。

兒童的文化權方面,我們跨出了第一步,不過成績還不明顯。我常常做這樣的對比:像斯德哥爾摩這個城市,人口數是我們一半,但他們專業的兒童劇場有八個,我們零個。所以我們一方面利用每年的兒童藝術節來進行兒童美育的培養,一方面也進行動工,會有幾個兒童劇場出現。這都只是第一步,但是時間不夠,做得不夠。另外,還有一些明年會開始做的,透過社教館,做一些老人的文化權。 

老年人、青少年跟兒童,我覺得是要特別特別去推動的,尤其是那些青少年,特別讓我憂心。一個城市要看得遠,二十年是一個基本距離,這個城市要維持競爭力,要有多少是投資在人才的培養上?這要分兩層面,一個是要給青少年基本的醞釀過程,另外就是對青年人才的培養。有一個小島叫聖露西亞島,人口十六萬,位在加勒比海,原先沒沒無聞,結果出現一個得諾貝爾獎的沃克特,全世界的人就都知道它在哪裡了。這是對一個人才培養的遠見,做一個文化決策者,要有全套的措施,把錢用在對的地方,培養創作人才,而且做重點投資,使二十年後的台灣變成一個人才輩出的地方。

懂得國際才能生存 

Q:你怎麼去強調台灣在國際上的文化情形,又要顧及本土化? 

A:這是牽涉很廣的「全球化」問題,跟本土化之間的關係。我是這樣子看的:台灣應該要儘量敞開心胸,把所有的門窗打開,讓自己走出去,讓別人走進來。這不代表我不重視台灣本身的文化特色和地位,反而是要讓所有影響進來,讓台灣走出去。在我的認知中,台北一定要認識國際,而國際也一定要認識台北,你認識了別人才會知道自己是誰。在全球化大浪不斷打來,一定要知道自己是誰,才能保持自己文化的主體性,這是非常弔詭複雜的介面關係。我注重國際,是因為我要保住本土。要抵抗全球化把你刷掉、掏空,必須很明確地認識自己的地位。要如何認識自己明確的地位?必須要跟國際接軌,認識國際,知己知彼,才能夠明白自己在哪裡,也才能夠做出策略。所有對國際的強調,都是為了要保住台北自己的競爭力,以及本身文化的自主性、本體性。

Q:現在很多人沒有思考這個問題。因為太本土,反而形成自我封閉。 

A:你要求保存住自己生存權利的時候,必須懂得國際,就這麼簡單。當你不懂得國際的時候,自己說自己要如何本土,是明顯地自欺欺人。

Q:大家現在都說上海、北京那邊的吸力很大,到底那邊的文化跟台灣的文化有什麼相關?還有台灣的文化價值在哪裡? 

A:台北是整個華文文化最豐富的、最有厚度的城市,可是很多優秀的人才都到國外去了。因為政治處境充滿不安全感、上層政治決策跟意識型態的鬥爭,加上一個政治強權在北京,到最後會發生的狀況是,文化的珠寶被政治和經濟的力量所踐踏。這是很可能發生的結果,在歷史上發生太多次了。

勾引非欣賞人口 

Q:你曾經說過要勾引非欣賞的人口,現在勾引的狀況怎麼樣? 

A:相當好,我看到進展。勾引非欣賞人口變成欣賞人口,我是一直有信心的。有一個很感動的經驗,我們的交響樂團到士林夜市廟前去演出時,有很多來看的人,有個滿手傷痕的小孩子,坐在我旁邊看演出!你灑下的那個種,總有一天,只要有一朵花開出來,就是你的成果。

另外,像兒童藝術節,以前在劇院裡演出,只限於那些習慣去買票的人才會去欣賞。今年我們大量帶到戶外,結果發生很多狀況——首先,遲到的人增多,不知道看戲一定要準時開演;有些人一手抱著嬰兒,另一手拖著孩子,但只買了一張票,質疑為什麼孩子就坐在腿上,還需要再占一個位子;還有個現象是一家四口都來,可樂瓶子會從上面滾到下面去。這些都是非欣賞人口,因為從來沒有進過劇院,才會有這種行為出現,雖然對演出造成困擾,但我也竊喜不已。

Q:你覺得文化到底有多重要?文化的意義?文化的價值?或者是你剛剛講的教養過程,到底需要多久的時間?而沒有文化又會怎樣? 

A:文化其實就表現在從電梯門一打開,在外面等的人跟在裡面要出來的人四眼相對之間,是禮貌地讓出路來讓別人進出?還是眼中充滿著仇恨?這已經是文化。文化的力量如果缺少,就變成一個暴戾的社會,相當可怕。像去年印尼發生的暴動,把不同種族、宗教的人頭割下來,就是因為文化已經中空了,所以回到原始的地方去。

再來說對文化另一個層次的瞭解,九二一大地震發生後過四天,我們在大安森林公園辦了一場交響樂團的音樂演出,那天演出結束後,所有的人是含著眼淚離開的。每個帶著眼淚走的人,我想他們的心情很類似割傷的人去醫療室包紮的狀況,你想像音樂的力量在那天晚上扮演的,就是療治心靈刀傷的角色。所以他們帶著眼淚離開那片草皮的時候是被治療的,這就是文化的重要。(陳春賢整理)

本文出自 2002 / 11 月號

第197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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