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灣最落後的是「觀念」
在中華文化綿延發展的過程中，知識曾被珍惜，也被漠視過；知識分子曾被器重，也被踐踏過。
近半世紀的台灣發展證明：只要社會走向開放與多元，知識與知識分子就會得到較多的重視。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所得可以提升而知識是落伍的；世界上沒有一個社會，法治可以樹立而知識分子是懦弱的。
我們常聽到：「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會有什麼樣的政府。」更正確的說法是：有什麼樣的知識分子，才會有什麼樣的社會！
因此，堅持要傳播進步觀念的人，就義不容辭地變成了以傳播知識為己任的知識分子。
天下文化的第一本書《經濟人與社會人》在1982年春天出版，撒下了第一顆傳播觀念的種子。
回顧八○年代初的台灣，受到國際人士稱讚的因素持續存在，如經濟成長率高、失業率低、所得分配平均、物價穩定……；但是以西方國家的典章制度及現代理念來評比當時的台灣，台灣的落後包括了粗糙的競賽規則、強烈的保護心態、過多的政府干預、惡化的生態環境……。
實際上，台灣社會所真正反映的，無一不是觀念的落後。做為一個知所進退的知識份子，最能做的就是傳播進步的觀念。於是《天下》雜誌在1981年，天下文化在1982年，《遠見》雜誌在1986年先後誕生。
在《天下》與《遠見》雜誌的創刊詞中，我分別強調「經濟是我們的命脈」；「知識與遠見的結合，才能夠避免無知與短視，才能夠審察世局、開拓國運。」天下文化則從一開始就以「傳播進步觀念」為出版的職志。
（二）推動進步觀念
在生命力飛揚的1980年代，我聲嘶力竭地在文章中呼籲：「我們最缺少的還是進步的觀念！」
觀念是一種看法、一種推理、一種思想；它同時也是一種意願、一種行動的規範。它表達了一個人的標準價值、專業知識，以及道德勇氣。
「進步的」觀念是在尊重法治與民主之下，這些看法與論點能夠促進經濟效率、社會公平與文化進步。它向獨裁、特權、壟斷、私慾、惰性等現象挑戰。
「進步觀念」之不普及不論是由於迷信、私心、無知，或者來自於人情，甚至好意，影響了國家現代化的方向與速度。
「進步的」觀念幾乎一定引起爭論、曲解及強烈的反對。因為「進步的」觀念通常會使既得利益者受到制衡、使當事人產生不安全感、使自己減少收入或增加負擔。
法國文學家雨果在十九世紀就說過：「當一個觀念成熟時，武力都擋不住。」只可惜，觀念的成熟常常是姍姍來遲。
（三）「新台灣人」
在我所出版的書中，沒有一本比《新台灣人之路》（天下文化，1998年）使我寫得那麼地痛心及心痛。痛心的是台灣社會的和諧，竟會被幾個政治人物這樣容易的分化！心痛的是全台灣人民，不得不為這種政治人物的言行付出沈痛的代價。
在《遠見》100期（1994年9月）推出「新台灣人」專集時，我不得不寫下這些話：「人必須要從歷史灰燼中重生，人必須要從意識形態中破繭而出，人更必須要從悲情自憐的死胡同中跨越。」
「這正是『新』台灣人誕生的背景。他們命運共同的基石，不再侷限於同一種方言、同一個省籍；更在於同一種文字、同一個文化、同一個血統，甚至同一夢想。」
「對這些『新』台灣人，事業成就超越了歷史悲情；自我主張超越了委曲求全；族群融合超越了省籍情結。他們注意的焦點是：對準二十一世紀。過去四百年的歷史，引不起他們的激情及抗爭。有自信的『新』台灣人，毋需靠歷史事件求取同情，更毋需靠挑撥省籍求得出頭。」
「他們大都是1949年以後出生的一代——除了台灣人，還有外省人的第二代（或者他們更認為是本省人的第一代）。這一代人不同於上一代的最大習性是：喜歡往前展望，不喜歡往後回顧。他們追求經濟成長，但更要社會進步；他們追求生活水準，但更要生活品質。」
（四）三個「一流」
2000年總統大選前後，台灣社會的人心又因意識形態的爭論陷入嚴重的焦慮不安。當中研院院長李遠哲提出台灣社會是要向上提升或向下淪落時，大部分的選民選擇了遠離李登輝主政十二年的國民黨。
真要蛻變為一個向上提升的社會，執政已兩年的民進黨，不能再在政治符號中空轉。它必須凝聚全民的共識、規劃奮鬥的藍圖，以及兌現政策的步驟。歸納來說，它必須要有理念、人才以及政績。
這真是天下文化於千思萬慮之後，所提出「讀一流書、做一流人、建一流社會」的用心。
「讀一流書」才會吸取到進步的理念。
「做一流人」才會孕育出各方所需的人才。
「建一流社會」才會產生人民渴望的政績。
讓我們從自身做起：在所有的自由中，要堅持「讀一流書」的自由；在所有的選擇中，要堅持「做一流人」的選擇；在所有的努力中，要堅持「建一流社會」的努力。
在所有的決定中，「堅持」最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