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請談談你是如何踏入電影工作圈的？
答：我從小就愛好電影。小時候在台灣沒有別的娛樂，晚上經常全家一起去看電影。尤其是週末，有時候五點鐘看完一場，接著再看九點鐘的。
在史丹福上大學的時候，我雖然專門研究東方美術史，但也有機會學習拍電影，從編劇、拍攝、剪接、錄音到配音等等，都自己做過。
問：從史丹福出來後你做些什麼事情？
答：出來後，在舊金山中華文化中心工作。這個中心每年都辦很多次展覽，有的是介紹當代的美術家，有的是講中國民間繪畫或國畫等。我負責介紹中國文化，還有教育方面的工作和研究計畫，其中有個計畫是中國電影史研究。
問：後來你是不是就到聯邦政府做事？
答：後來到華盛頓，在美國人文基金協會，擔任公共計畫的副主任，負責電影、電視、博物館、美術館等方面的事情，範圍很廣。
問：我知道你當時是華裔在聯邦政府擔任職位最高的一個人。在這之後呢？
拍攝北京故事
答：在這之後我就拍電影。其實，我離開大學之後就一直在拍電影，一邊工作，一邊拍，從來沒有停過。到華盛頓去的時候，我剛剛拍完「中國的城市」，還沒剪接。到了華盛頓之後，每週五一下班就飛到紐約去剪接片子。我的剪接室在紐約。
問：是一部什麼樣的片子
答：「北京故事」。這部片子是講舊金山一個華裔家庭回北平探親時，中國文化與美國文化交會所產生的有趣事情。
問：為什麼會選擇這個題材？
答：因為拍電影，就要拍你自己感覺到的、有經驗的。我們常常有這方面的經驗，也常聽到親戚朋友談起。我覺得這種經驗是……你看到了親戚……幾十年不見，你不知道要哭還是要笑，我們覺得還是笑比較好，所以就拍個喜劇吧！
我們開始將這個想法跟中共方面，也就是北平的南海製片公司談的時候，他們就非常喜歡這個題材，也覺得這不但可以瞭解中國，也可以瞭解外國。所以很快地雙方就同意合作了。
問：劇本是你自己寫的？
答：導演王正方和我兩個人寫的。寫完後給他們看，兩個星期後，一個字都沒改，就通過了。
問：雖然說是「北京故事」，但也有一部份是在美國的故事？
答：對！故事是在舊金山開始的。主角方立群是在矽谷的那種典型的中國工程師。他小時候就離開北平，幾十年沒回去過，現在帶著自己的兒子和太太－－美國生長的華僑，不會講中文－－回大陸探望姐姐和姐夫。
製片的困難
問：可不可以談談製片的經過午有些什麼困難?
答：因為這個片子主要是在北平拍的，先要和中國大陸方面把條件都講好，告訴他們我們需要什麼。我們大概只去了二十多人，他們給我們六十多人，例如攝影助理、打燈的人等等。其實這是一個小片子，不需要那麼多人，可是在大陸只能加人不能去掉人，所以後來越加越多。
例如有幾個副導演，我們覺得效率不高，想換一下，結果不行，只好加人，後來副導演越來越多。還有你知道司機在中國大陸是大老爺，有一個司機我們對他不滿意，叫他不要來了，但這樣也不行，因為司機是跟車在一起的，司機不荂A車也就不來了。太多這種問題了。
問：製片過程還有什麼問題？
答：還有就是在中國大陸與在美國製片不一樣。他們讓美方的人住一個飯店，他們的人住另一個飯店。分開了，聯繫很不方便，何況那裡又不是每個房間都有電話，有時候很難找人。
時間不是金錢
問：為什麼要分開？
答：他們說是經濟問題。我看一方面還是政策問題。
問：拍了多久？
答：拍的時間很短，大約是八個半禮拜，差不多準備了三個月，剪片花的時間最長，大約八個月。在美國拍片，後期工作比攝影時間長。
在中國大陸則相反，他們拍攝的時間最長，常常一個片子拍一年多還沒有拍完，對我們來講是很難想像的事。因為我們每天都要算錢的，他們人工很便宜，所以多拍幾天無所謂，時間不是金錢。
問：兩種情況出來的產品有什麼不同？
答：在中國大陸，他們最缺少的就是膠卷，所以拍的比例非常少，一般是二比一，我們拍普通是十比一，當然可以多拍一些。我們覺得底片是最便宜的，去了那麼多人、那麼遠，情願多拍一些，不要省底片。他們覺得底片很貴，所以捨不得用。他們看了我們拍片，覺得很浪費，怎麼一個鏡頭拍了十次還要拍？
他們的方法是先預演、排戲，排得每一步都走得很整齊再拍，才不會浪費一吋的底片，但這樣就很死板、很硬，每一個鏡頭都要分，都要固定在那裡。
問：製片過程中有沒有什麼有趣的事情？
答：當然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因為我們去的有美國人、香港人，和他們一起合作，天天生活在一起，有時候也吵、也哭，因為思想不同啦！看法也不同啦！可是到最後幾天的晚會上，大家根本就抱著不想離開了，抱著大哭一場……。
老幹部演喜劇
問：還有其他有趣的事嗎？
答：還有就是我們去的時候，他們早就把人請好在那裡坐等了我們幾個月。為什麼要那麼早請人？在美國不能請了人在那裡坐著等，可是他們說這無所謂。
問：沒有人去計算人力的浪費？
答：他們覺得人力是最便宜的事啊！
問：是不是中國人演戲總是要「作戲」？你如果要拍得很真實的話，如何克服這個困難？
答：因為他們要幫我們找演員，我們一開始就告訴他們不要找有名的，最好是找沒有經驗的，尤其是演年輕的一代，不要找明星。所以找來了幾百個可能演過電視劇，但沒有「作戲」那一套的年輕人。我們拿劇本給他們唸，拍錄影帶，從錄影帶可以看出演技。這樣選出來的就可以演得比較自然。
問：最後決定的名單中，真正的職業演員有幾個？
答：年紀比較大的都是職業演員。演方立群的姊姊和姊夫的兩個人都是職業演員，但我們讓他們演過去沒演過的角色(play against type)。
本來那個演姊夫的一輩子都在演老幹部，嚴肅的角色，從來沒演過喜劇，但我們和他談話的時候，發現他有一種自然的幽默感，所以讓他演一個幽默的角色。他雖然是頭一次演喜劇，卻演得相當好。還有那個演姊姊的女演員，也是從來沒演過這類的角色，也是一直在演幹部。你讓地們演「反角色」，可能會更自然一點。
中國式的幽默
問：這部片子一九八六年發行後，在各地的反應如何？
答：在美國特別受歡迎。這個題材美國人覺得很新鮮。他們看了說這是一種特別的美國式幽默，但中國人看了也覺得其中許多是中國式的幽默，而猶太人看了也說這是一種猶太經驗。這是這個片子的好處。
問：也到香港上演是吧？
答：對！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感恩節時在香港公演。雖然有些影評人說這是一部好片，但開始時我們沒把握在商業上是不是會成功，最後結果比我們想像的要好多了。香港的電影市場是很難講的，有的片子一個星期就下來了，如果能演兩個星期就已經是很好的了，三個星期更不得了。
結果我們從十一月二十五日演到聖誕節，票房還一直上去，而且是在特別大的戲院，有一千多個位子。這個戲院原本已訂好另一部影片要在聖誕節上演，但因為我們的片子一直吸引很多觀眾，他們就馬上把新片換到另外一個院線，這個戲院有四個院線。所以我們的片子沒有停過，一直演到過年。
日本現在對中國片也特別有興趣，所以在東京也演了將近兩個月。後來還到了歐洲。 問：大陸還沒上映？
答：還沒有，可能明年(指一九八八年)。
問：好萊塢拍片要花很多錢，你是一個獨立的製片人，尤其會碰到不少困難吧？
不易打入美國市場
答：困難一直都有。但開始時最困難。我們先和認識的好朋友談，他們都相當支持，所以過了幾個月就籌了一部份錢，作為基本動力，後來大家都知道了，錢就又來了。我們大概一年之內就把錢籌得差不多了。頭一次還算順利。
問：要打入美國市場是不是也那麼容易？
答：獨立製片要打入美國市場並不容易。因為在美國要發行一部片子，以紐約為例，發行人至少要花二十萬美元。如果他對你的片子沒把握，送他他都不要，他一定要肯定這個片子觀眾會喜歡。我們於是先把片子拿到電影節去放，發行商都在那裡，看到了觀眾的反應後，就來跟我們談。我相信如果我們把片子直接就拿給他們一兩個人看，可能不會被接受。
問：你最近的新計畫是什麼？
答：我最近在準備一部新片，是講一個耶魯大學畢業的美國學生到中國教英語。他同時是個武術專家，在中國拜了兩個師傅。這是根據沙茲曼(Mark Salzman)的新書Iron & Silk來製作的。這個根據個人經歷寫成的故事有很多幽默的地方，所以我想把它拍成電影。
問：什麼時候開始拍？要拍多久？
答：希望明年(一九八八年)秋季開始拍，大概拍十個星期，可是準備工作要比較長一點。這部片子我準備自己導演。
問：要找些什麼樣的演員？
答：這本書的作者沙茲曼，我覺得他相當有才能，自己又是個武術專家，所以我還是願意讓他自己演。另外還要找他的師傅及其他非白人角色。我想我可以在春季到香港、大陸還有美國找演員。
藝術沒有國界
問：以你這樣一個華裔美國人，在工作上是不是有什麼困難？你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呢？還是美國人？
答：我覺得藝術方面是沒有國家限制的，我們不應該自設框框。對從事文化工作的人而言，世界越來越小。
其實現在是一種國際性的文化，有國際派的建築，也有國際派的電影。現在在美國生活，我們也常常吃中國菜、吃日本菜，所以不能說這是中國的，那是美國的。我們常常是兩種文化的人，所以我相信我的作品也是兩種文化的產品(bicultural work)，這方面也是我特別有興趣的。
問：一般美國人只講美國文化，中國人只講中國文化，你要超過兩者，必須對兩種文化有相當深度的瞭解才行？
答：對！需要瞭解兩種文化。其實我們華人在美國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可是美國人對華人的瞭解可說是很膚淺，不太瞭解美籍華人的背景、文化。在銀幕上，能真實地表現華人生活的尤其少。我相信只有我們華人自己來做這個工作……。
問：美國的電影對華人有偏見，把華人塑造成固定的典型？
答：對！就是販毒的啦！洗衣服的啦！開餐館的啦！就是這一類。現在還是這樣。其實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沒有改進，一直是這樣子。
我覺得好萊塢拍電影，雖然他們懷著好意要表現中國文化，但實在是沒辦法，因為他們不瞭解。所以只有靠我們自己來作這種媒介，以前這方面做得很少，也就不能真正地表現華人與中國文化。
孫小鈴的「北京故事」
在上海出生，在台灣成長，在美國求學、定居的孫小鈴是一個立志將中國人以「人」的面貌呈現給世界的藝術工作者。
由她擔任製片與編劇的「北京故事」，以溫馨、該諧的手法描述東西文化的衝突，扭轉了觀眾將中國與政治相連的預期心理，也打破了好萊塢影片刻板而失真的中國人角色造型。
彼此以「人」相待
「每次有人抽中國的電影，大家就預期你會談政治的事情，但是大部份的中國人根本就不關心政治，我想把這個真相表現出來。」孫小鈴說。她希望中國人、美國人和美籍華人能夠彼此以「人」，而不是以「政治體」相看待。
在這部中(共)美首次合作，在大陸拍攝的劇情片當中，中國人不再是販毒者、餐館老闆或洗衣婦，而是在矽谷到處可見的典型中國工程師，是關心日常生活和子女前途，具備幽默可愛特質的「人」。
這是一個華裔返鄉探親的故事。中國人是主角。「許多電影只把中國當背景，例如「愛之船」、「大班」。但在「北京故事」裡，中國和中國人是構成整體的主要部份。」孫小鈴表示。
在她看來，好萊塢永遠拍不出反映真實中國的影片。「如果我們自己不拍，就沒有辦法在銀幕上看到。」
「北京故事」描寫的是中國人在歷史隔離、久別重逢時產生的衝擊。「這是我們有經驗，自己可以感受到的……。幾十年不見的親戚，見了面，你不知道要哭還是要笑，」她道出了這一代中國人的心情：「最後我覺得還是笑比較好，所以就拍個喜劇。」
幽默而充滿人性的表現方式使「北京故事」在歐、美、亞洲都創下優異的賣座紀錄，並被香港選為一九八六年最佳外國影片。
新中國的舊寶藏
「北京故事」是孫小鈴的第一部劇情片。在此之前，她已為圖書館、博物館等文化機構拍攝了十年的紀錄片。一九七九年，她赴大陸拍攝電視影集「中國的城市」，介紹西安、蘇州和北平等三大城市，成為中共與美國關係正常化後第一位應邀至大陸拍片的美國人。
「中國的城市」曾在美國公共電視上播出，並獲得美國電影學會頒發的藍紅彩帶獎；她的另一部影片「新中國的舊寶藏」也在一九七七年獲得芝加哥國際影展的Bronze Hugo獎。
擁有史丹福藝術史博士學位與東亞研究碩士學位的孫小鈴，同時是文化行政事務的老將。她於一九七至七九年間擔任舊金山中華文化基金會執行長，一九七九至八二年間，轉任美國人文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公共計畫的副主任，成為亞裔婦女在美國聯邦政府擔任職務最高的一位。
許多美國製片人極力想到大陸拍片而未能如願，而義大利導演勞倫提斯拍攝的「大班」，據報導已蒙上官僚的政治污點，孫小鈴卻有其管道，通過仍保神祕色彩的中共官僚，拍攝不含政治色彩的好片。她強調自己不是一個政治學家，而是一個想把中國人以「人」的面貌呈現給大家的製片人與藝術工作者。
進兩步、退一步
談到為了拍攝「北京故事」與中共接觸的經驗，孫小鈴覺得就像是在與對方「討論思想與觀點，而不像在爭取官方許可」。
即使比別人順利，孫小鈴仍然認為中共與美國的文化合作是「進兩步、退一步」的過程。「北京故事」於一九八四年拍攝完成後，中共與美國關係緊張，這部片子送交中共審查，一直未獲通過。直到一九八六年夏天，情勢才見紓緩。預計這部片子今年可在大陸上映。孫小鈴表示：「每個與中國大陸打交道的人都知道－－時機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