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網路上讀到幾句話，是比較亞洲四個地區民主自由程度的，說得很有意思，值得轉述。它說，「香港人什麼都可以做，除非法律不准許的；新加坡人什麼都不可以做，除非法律准許的；台灣人什麼都可以做，包括法律不准許的；大陸人什麼都不可以做，包括法律准許的。」四相比較，台灣最有民主自由。但若論民主的「品質」，似乎應屬香港，人民的自由在法律的規範之內，法所允許者都能做，法所禁止者都不能做。
中國人大概沒有不知道「公車上書」這回事的。提起「公車上書」，自然想到康有為及其弟子梁啟超。康梁在1895年發動的這樁歷史性大事件，可能肇因於十六年前康有為受到的一項刺激。
1879年康有為訪香港，看到近代西方社會整潔、繁榮、有秩序的文明景象，證明西人治理的績效，內心大為震動。後來他在《康南海自編年譜》中寫到：在香港「覽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從此康有為更堅信，中國非學外國不可，唯變法始足以圖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