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矽谷在歐洲非常成功（谷歌在歐洲市占率高達90%，在美國則因有競爭者而只有約64%），但歐洲一直沒讓矽谷真正稱心如意。在法國與西班牙，計程車司機發動罷工抗議Uber。坎城影展鄙視Netflix，還特地制定一條新規則，必須在法國有院線上映計畫的電影才能參加（電影若想在法國院線上映，就必須繳稅支持法國影業，也要遵守發行日期的規定，而Netflix 迴避了這些規定）。
雖然如此，蘋果、谷歌、臉書和亞馬遜還是在歐洲發展蓬勃。只不過，事情開始發生變化。去年（2018），歐盟競爭專員（European Competition Commissioner）瑪格麗特．維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已下令愛爾蘭向蘋果補收130億歐元的稅款；也因為臉書在購買WhatsApp期間誤導監管機構，而對臉書開罰1.1億歐元。
此外，亞馬遜也被命令向盧森堡補稅2.5億歐元。與此同時，谷歌被指藐視競爭法、濫用自身在搜尋市場的主導地位打壓對手，遭罰款24億歐元。歐盟最近也裁定，Uber 的管理監督適用交通運輸業，而不再繼續讓Uber為了規避一般計程車服務業應遵守的法規，而號稱自己是科技解決方案、又或任何其他假面具。
此舉讓維斯塔格聲名大噪。在《新政治家》（NewStatesman）的個人簡介中，她表示：「這些企業的設立方式，有些在經濟上根本說不通⋯⋯並不是為了達成公司的使命；只是想要逃稅。」
而在另一次，她談到科技公司壟斷的權力：「公司可以規模龐大、可以十分成功，但不可以濫用權力來扼止他人在5年或10年內挑戰你、成為下一間成功的公司。」
當然，2018年5月《一般資料保護法規》（General Data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生效後，就有了新的隱私法，嚴格規範個資的運用、並強化個人對自身個資的控制權，這套法規「旨在協調全歐資料隱私法律，保護及授權所有歐盟公民之資料隱私，並重塑全區組織處理資料隱私之方式。」
隨之而來的， 就是對這些公司行為的不滿。公眾開始意識到，某些人的角色在矽谷龍頭企業員工與歐洲政府人士之間自由切換。由美國道德組織「問責運動」（Campaignfor Accountability） 所發起的「谷歌透明度計畫」（GoogleTransparency Project）發現，自2005年以來谷歌與歐洲各國政府之間至少有80起互相轉任的「旋轉門」案例，就為了阻止反壟斷的立法。
這些轉任案例包括前立陶宛無任所大使托瑪斯．古爾比納斯（Tomas Gulbinas），與歐洲議會某法國議員的顧問喬治歐斯．馬夫羅斯（Georgios Mavros），兩人目前都是谷歌的遊說者。
Uber也在2016年聘任前歐盟數位資料專員尼莉．克蘿斯（Neelie Kroes）。2017年，「國際透明組織歐盟分部」（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EU）發布報告指出，谷歌所登記的遊說者當中，有50%曾於歐盟任職。
表面看來這並沒有什麼不妥，歐巴馬不也是聘了許多來自谷歌的人，好讓政府更瞭解科技嗎？隨著這些巨型企業不斷發展、開始面臨法規監管問題，找些政策主管來處理這個領域，也很正常。
然而，太多的身分重疊，就引發了利益衝突問題。有誰會受到來自什麼的影響？國際透明組織歐盟分部的宣傳主任丹尼爾．佛恩德（DanielFreund）在報告發布時指出：「曾任政治人物的經驗和見解，所有組織都能受益良多，但如果有人前一分鐘還在制定歐盟法規，下一分鐘卻在向過去的同事、就同一項議題加以遊說，這就有問題了。我們需要規則，以避免利益衝突，並藉此避免遊說者把持這些機構。」
關於對抗矽谷影響力的立法，已經開始一段時間。2016年，柏林法院維持禁令，Airbnb（及類似機構）的用戶如未經市府許可，不得將超過50%的公寓房間做短期出租，違者可能罰款高達10萬歐元。市府當局甚至建立了一個網站，讓使用者可以匿名通報Airbnb的使用情況。
原因則在於Airbnb這樣的服務扭曲了租金，影響了合理價格租屋的數量。阿姆斯特丹及倫敦也立法規定，房屋所有人每年出租天數不得超過60與90個晚上；Airbnb在2016年底同意遵守，開始對用戶有所限制，這是該公司首次做出這樣的讓步。
對於零工經濟，也開始訂定相關法規：德國在2015年開始處理Uber，要求司機應取得與一般計程車司機相同的許可，Uber因而必須暫停在漢堡、法蘭克福與杜塞多夫的服務。在法國，Uber也因為開通使用無牌計程車的UberPop服務，遭罰款80萬歐元，兩名公司高層也被罰款總額5萬歐元。
同年，歐盟執委會開始針對各種競爭問題對谷歌進行反壟斷調查，包括操縱搜尋結果、優先顯示谷歌購物選項、優先顯示廣告主相關搜尋結果及廣告，以及為自身利益操縱搜尋引擎速度。最後一點，隱私一直是歐洲愈來愈關注的問題。
在愛德華．史諾登（Edward Snowden）爆料美國政府在美國進行大規模監視之後，顯然歐洲用戶一旦使用谷歌、微軟和臉書等服務（都會透過在美國的伺服器），個人資料都可能面臨風險。這在歐洲掀起巨大爭議，包括奧地利律師馬克斯．施萊姆斯（Max Schrems）控告臉書侵犯隱私，導致歐盟法院宣告安全港協議無效（根據安全港協議，美國科技公司得以儲存歐盟民眾個資做資料處理）。
之後，歐盟與美國已經達成了一項新協議。但這件事對英國來說可能意義不大，因為英國為了反恐，在2016年通過《調查權力法案》（Investigatory Powers Act），允許英國政府對全國人民的通訊及網路使用，無差別進行駭入、攔截、記錄與監控。
2018年，新的隱私法規開始生效，讓歐洲國家的監管機構有更多權力裁罰科技企業不當蒐集或共享用戶資料。至少在民眾心目中，這一切的起源是歐盟最高法院在2014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被遺忘權」裁決，宣告個人若認定某些資訊為訛傳、不再準確、或是並不相關，則有權要求從搜尋結果當中刪除此類個資。
劍橋大學的鮑爾絲就在關於本案的論文中表示：「本案以適度但仍不完整的方式，承認及保護了我們對個資的基本權利；個資當中那些有意義但無形的連結，正是我們身分認同的基石，也已經成為數位經濟的基礎。」
為何歐洲能以更強大的力量來應對矽谷的影響？鮑爾絲認為，這是因為集體的力量。換言之，歐盟在許多國家擁有管轄權，能集結足夠的力量，不會被嚇倒。「這樣一來，〔歐盟〕就能處理與整個社會更相關的議題，而且規模足以有影響力。企業唯一在乎的就是股東利益，而歐盟是個夠重要的市場，想抽身或破壞都行不通，所以〔大咖科技業者〕就是得用點心思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