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美國媒體鉅子透納（T. Turner）捐了10億美元給聯合國，同時指責「別的有錢人」吝於捐款給慈善事業或非營利組織。他還曾譴責《富比士》雜誌「美國最富有的四百人」排行榜等於是鼓勵人們累積財富，而不是慷慨解囊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這類對「有錢人」的指責，從來沒有少過。
全世界第二有錢的人——軟體業霸主之一的甲骨文公司老闆艾利森（L. Ellison），卻不以為然。他認為，「大眾對慈善事業的看法很奇怪。大家都用你捐了多少錢來衡量『慈善』，卻不看看這些錢是否真的創造了成果。」因此，儘管他在商場的頭號對手、也是全世界最有錢的微軟公司董事長蓋茲近年來成了大筆大筆捐錢的「大善人」，艾利森仍不為所動，只在商場上和蓋茲競爭，並不在慈善事業上爭。
非營利組織大幅成長
無論透納捐錢或艾利森不捐錢的真正理由為何，他們的言行說明了一個日益明顯的趨勢，至少在美國是如此：慈善事業或非營利組織的規模日益擴大，包括組織的數量、捐款的金額、雇用的員工人數、擔任志工的人數等，企業界扮演的角色也日益重要；同時，社會大眾也愈來愈重視這些匯集了這麼多社會資源的組織，成效究竟如何。
美國也許是全世界慈善事業最發達的國家，1990年代美國經濟的榮景助長了慈善事業的發展。由多家非營利組織合組的「獨立部門」（Independent Sector）機構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1990年代美國的非營利組織大幅成長，1987年美國約有四十二萬兩千個非營利組織，到1998年時增加為七十三萬四千個，成長了74％。在1998年，非營利組織雇用員工達一千零九十萬人，是1977年以來的最高水準。
《紐約時報》也指出，由於美國矽谷的高科技產業蓬勃發展，使得美國西岸非營利組織的資產占全國非營利組織總資產的比例，從1975年的8.6％大幅提升至目前的24％。
生在全球經濟最強的國家，美國人比其他國家的人更有條件捐款。美國波士頓學院的社會福利研究所曾經進行一項調查，發現美國人平均在財產達到2000萬美元時，開始大規模地捐款給慈善事業，或自行成立基金會，其他國家的富人則是平均財產達1億美元時，才會這麼做。而且，捐款的比例也持續提高，在2000萬美元的財產中，捐給慈善事業的比例從1992年的34％提高到1997年的49％。
《捐獻美國》期刊統計，去年美國的慈善捐款總額高達2034.5億美元，較前年成長了6.6％，占美國國內生產毛額（GDP）的2％，在1995年時僅占GDP的1％。
根據《捐獻美國》的資料，在去年的捐款者中，增加最多的是非企業成立的基金會，成長19.6％，其次是企業捐款，成長12.1％；在接受捐款的對象中，以公共和社會利益類所獲得的捐款成長最多，增加5.9％，成長最少的是教育類，僅成長2.6％。
贊助慈善事業，混合著利己和利他的目的。可以是為了自己節稅，為了博取好名聲，也可以是真心幫助別人。
從最現實的角度來看，美國人樂於捐款的出發點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為了節稅。美國一名專精稅法的律師沙貝爾（W. Zabel）就說，「大多數的慈善捐款出發點都是為了稅。」
另一個原因則是為了博取好名聲。許多富人是在外界批評或譏嘲之下，為了改善形象而捐錢。
不過，英國《經濟學人》指出，美國人似乎比別的國家的人更熱中於慈善事業，固然是因為美國的稅制鼓勵人們捐錢，但也不能忽略美國文化傳統的影響。美國文化讚揚那些慷慨解囊助人的人，而不只是指責他們沽名釣譽。
波士頓學院上述那份調查報告的作者謝維其（P. Schervish）指出，調查結果發現，美國人在協助慈善事業的動機上有根本性的轉變，愈來愈多美國人是真心行善，為了做一些「他們真心想做，又能幫助別人，做了之後會讓自己開心，而且是政府或其他商業性機構做得不夠好」的事。謝維其認為，美國平均所得愈來愈高，使得人們更樂意參與慈善活動。
創造捐款的正面意義
捐錢的利己或利他動機也許不易釐清，但從美國志工人數日益增加，可以說明不計報酬、真心助人的人的確愈來愈多。「獨立部門」最近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在美國，擔任志工的人數從1995年的九千三百萬人，增加為1998年的一千零九十萬人。
無論動機是利己或是利他，從結果來看，只要能善用慈善捐款，就能為社會創造正面的意義。正如《經濟學人》所指出的，富有的企業家捐錢往往出於自私的目的，為了避免財產被沒收，並且博取好名聲，但是他們捐出的錢，卻也塑造了美國的未來。
例如，卡內基（A. Carnegie）在一些貧困的地區設立學校和圖書館，因為他希望美國社會能讓所有願意力爭上游的人都能獲得資源來提升自己。而洛克斐勒（J. Rockefeller）還只是一個小職員的時候，就捐出所得的十分之一；後來他事業有成，把旗下的標準石油公司從一個創造財富的大企業，改造成為有史以來最大的慈善機構，洛克斐勒的名言是「人死的時候如果很有錢，可說是死得很羞恥」。
通常慈善團體或非營利組織，既然目的不在獲利，而是為了更崇高的任務或理想，所以不像營利事業那麼重視經營績效和結果。但這個情況逐漸改觀。
獨立部門曾進行過一項「績效評估調查」，結果發現，大多數的非營利組織都會在提供服務不久後記錄工作的成果，但不到三分之一的組織會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繼續追蹤記錄結果。
獨立部門指出，隨著經濟不景氣，以及各項競爭日益激烈，非營利組織日益感受到新的壓力，要求他們評估工作的成果，並向捐款人提出報告。
麥肯錫顧問公司華盛頓分公司董事沙希爾（J. Sawhill）也在《麥肯錫季刊》上撰文指出，雖然非營利組織的性質五花八門，但是他們都應該要追蹤記錄工作的進展，看看是否符合該組織的成立宗旨和任務，因為他們必須對他們的捐款人、接受他們幫助的人、以及整個社會負責。
避免創辦人症候群
除了運作效率之外，非營利組織還必須避免一個常見的問題——「創辦人症候群」。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慈善事業研究中心主任譚普（E. Tempel）解釋，罹患「創辦人症候群」的組織裡，創辦人往往是對理想充滿熱誠的人，他找來一群能夠支持他達成理想的人擔任董事，這類創辦人往往比整個董事會還強勢，因而通常無法讓整個組織的運作制度化，結果，在創辦人去世之後，組織就無法繼續運作。
《經濟學人》進一步指出，基金會最後往往變成由一群專業慈善工作者所掌控，他們掌握極大的權力，卻不必對任何人負責。
《財富創造者》一書的作者史密斯（R. Smith）擔心，這類問題若不能解決，恐怕會有大量的捐款會被運作毫無效率的基金會浪費掉。
非營利組織《兒童速報》（Children’s Express）就是一個罹患「創辦人症候群」而不得不結束的例子。1975年，華爾街一名律師克蘭彼特（R. Clampitt）創立《兒童速報》，目的是為了讓八至十八歲的兒童和青少年能參與新聞工作，表達他們的觀點和心聲。這個組織甚至在華盛頓、東京都設有分部。今年3月，《兒童速報》的董事會發現財務出了問題，他們雖然設法爭取新的經費來源，但並不成功，終於在今年6月底決定停止運作。
譚普認為，《兒童速報》結束運作就是因為患了「創辦人症候群」。曾擔任《兒童速報》印第安那波里市分部負責人的希格爾（L. Sygiel）也同意這個說法。他指出，自從創辦人克蘭彼特在1996年去世之後，整個組織有了極大的轉變，「《兒童速報》不再像過去二十年那樣是一個由青少年主導的團體。他們讓那些捐錢的人來決定我們的運作，他們做事毫無章法。」因此，印第安那波里市分部在兩年前就脫離總部，獨立運作。
面對這些問題，《經濟學人》建議了一些解決之道。例如，捐錢成立基金會的人可以明確定義基金會的任務，所有經費都必須用在指定任務上；或者可以訂定基金會的「落日條款」，例如，在創辦人去世後二十年，基金會即結束運作。
無論從金錢或參與人數的角度來看，「慈善」都已成為現代社會的一個大事業或大部門，企業界也許可以在其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約百年前的卡內基和洛克斐勒致力慈善事業，為現代的科技新富和科技新貴立下了好榜樣，近年來這些新富階級的企業家和企業紛紛透過不同的方式，例如成立基金會，來參與慈善事業。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夠貢獻的不只是錢，還包括他們的管理和商業技能。
《經濟學人》曾批評，在慈善事業上，現在的科技新貴不如過去舊經濟時代的大企業家們，現在科技業的「善行」往往是對他們自己有好處的，像捐贈自家公司生產的電腦。
此外，不過四、五年前，全美國前十大非營利組織中，只有一個來自高科技產業，那就是惠普科技創辦人之一普克（D. Packard）成立的普克基金會。
科技新貴慈善做上手
但隨著外界批評聲浪日高，同時這些新富新貴也慢慢學會如何參與慈善事業，情況已有改觀。目前，美國資產最龐大的基金會就是蓋茲以他們夫婦名義捐款210億美元成立的蓋茲基金會。
蓋茲基金會的運作，免不了有捐電腦和軟體之類與微軟公司行業相關的活動，但也開始有一些《經濟學人》認為比較「有創意」的行動，也就是與他所屬產業沒有直接相關的活動。例如，蓋茲基金會日前宣布，將分年提撥總額達1億美元的經費給聯合國的全球愛滋病及健康基金，協助防治愛滋病的蔓延。
惠普科技另一名創辦人惠烈（W. Hewlett）的「惠烈基金會」則在加州發生大停電危機之後，於8月初贊助一項有關能源政策的研究，希望有助於加州和美國的能源政策，預定在三個月內提出第一次的研究報告。
從英國起家，發展為全球性事業的美體小鋪（Body Shop）創辦人羅迪克（A. Roddick），在7月份宣布將出售公司股票以籌措1.5億美元，她打算把這筆錢捐給慈善事業。「我知道很多人覺得我這麼做很奇怪，但是從回教到基督教，所有的宗教全都是鼓勵人們付出。我覺得我有責任付出，我對這件事是非常認真的，」她說。
即使在目前全球不景氣的環境下，企業也可以對慈善事業做出貢獻。
例如，網路硬體龍頭廠商思科系統公司，受到網路泡沫破滅和科技產業不景氣的打擊，不但股價直落，也不得不裁員。不過，思科在5月份宣布了一項計畫，被裁減的八千五百名員工可以選擇加入任何一個矽谷地區的非營利組織，為期一年，協助該組織運用網際網路來改善他們的運作。參加這項計畫的人可以領到原先薪水的三分之一，而且在一年服務期滿時，有兩個月的時間可以讓他們重新在思科內部尋找是否有適合他們的工作。
當企業界碰到慈善事業，還有新的火花值得期待。以美國來說，戰後嬰兒潮世代已逐漸開始從職場上退休，他們在商業界累積了豐富經歷，他們在經營管理上的才幹，可能可以應用到慈善事業中。
嬰兒潮世代平均較他們的父母更早退休，其中有不少人有興趣投身慈善事業。舊金山一個以年長者為主的非營利組織「市民風險」指出，六十二歲以上仍在工作的人占整體勞動人口的比例，從1950年的81％降至目前的54％。而根據獨立部門的資料，五十五歲以上的美國人，有48％擔任志工。
但企業界和慈善事業畢竟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雙方都要有調適的心理準備。
例如，《財星》雜誌認為，目前慈善團體可能還不太知道如何利用這些人的才幹。如果只讓這些人裝裝信封、或者到當地的醫院分送果汁和點心，他們很可能會覺得無趣而放棄，乾脆回去打高爾夫球享受退休生活。
「應該給志工更有挑戰性的工作，」志工管理網站CyberVPM的總編輯霍桑（N. Hawthorne）說。
此外，有志轉進慈善工作的企業人士，必須要放下在企業界的身段，尤其是在商業界累積相當資歷、甚至當到高階主管的人，告訴自己並不是轉到另一個領域當主管，而是扮演全然不同的角色，況且非營利組織所能掌握的資源，一定遠少於企業。
對於企業人士在退休後有意轉進慈善事業，《財星》雜誌建議，非營利組織必須放棄一些眼光短淺的作法，而曾經在企業界位高權重的志工，則應懂得適時放下身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