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知道我們要做什麼，但我們開出的價格實在太好了，所以絕大多數人都願意賣給我們，」曾任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研究員、參院預算委員會成員，目前是量子基金操盤人、索羅斯的搭檔強森（R. Johnson），在電話裡得意洋洋地對朋友說，「有時我很好奇，這些人怎麼看不出一筆驚人的利潤就要擦身而過，他們至少該這麼猜：如果這是索羅斯急需的債券，一定有玄機在內，我就保留不賣，聰明人就會這麼做。」
但是在全球金融的大賭局中，沒有人是永遠的聰明人，包括索羅斯在內。從九○年代以來，短短七年中，國際間已發生三十餘件金融危機。其中較著名的有：一九九二年，投機客成功攻擊英鎊與義大利里拉，使兩國貨幣下跌；一九九三年，投機客繼續偷襲法郎及歐洲其他主要貨幣，使「歐洲匯率機制」瓦解；一九九四年上半年，各國主要政府公債瘋狂大拋售，造成全球債券市場崩潰，長期利率攀高；一九九五年初，墨西哥「披索危機」，是市場全球化以來第一次重大金融危機，波及全世界；一九九七年的東亞金融風暴，至今仍餘波蕩漾。
金融危機已從病態轉為常態。
一九九二年九月，索羅斯的基金才剛從狙擊英鎊的行動中，獲利九億五千萬美元。英國媒體稱此慘烈的一役為「黑色星期一」，封索羅斯為「擊潰英格蘭銀行的男人」。當時英鎊有大幅貶值之虞，為了要保持英鎊價位，聲譽卓著的英國央行被迫再拉高利率，即使英國國內已面臨棘手的經濟蕭條問題，也在所不惜。
同樣情況在今年九月港府大戰投機客一役中幾乎完全重演。港府為了維持聯繫匯率，除了拉高利率，別無他途；但一再調高利率，卻又加深產業失血。這種進退維谷的窘態，恰是投機客的天賜良機。
做與不做，都是死棋
兩個案例的邏輯是一致的。以攻擊港幣的戰役為例，索羅斯判斷，香港的實際表現不足以支7港幣的高價位，而且香港經濟已經進入衰退期，港府實施緊縮政策來捍衛匯率，只會讓香港的工商業受傷慘重，絕對持續不下去。港府採取這種自殘政策的理由只有一個：迎合資金市場的喜好，讓國際資本留在香港。現在只等有一個人來戳破謊言，而這個人便能享受一筆不勞而獲的龐大財產。
許多人質疑，為什麼要死7匯率？他們認為，只要讓匯率浮動，反映經濟實況，自然消除投機客攻擊的機會。但一國政府有太多理由必須維持匯率穩定。以香港為例，港幣一旦貶值，難保不會狂洩不止，造成大量資金外逃，不僅自身步上泰國與南韓後塵，還連帶拖垮中國大陸。
於是，調高利率，產業受不了，投機客會攻擊；調低利率，資金大量恐慌外逃。做與不做，都是死棋。
一切都是因為國際資金能夠大幅流動、到處追逐更高的回收所致。假使一國央行不想讓貨幣貶值，只有拉高利率，吸引國際資金回注一途。
金融資本要求更高的回收，實際經濟成長卻趕不上需求，其間產生的衝突正是索羅斯這類投機客一再成功的條件。正如索羅斯在《金融煉金術》(The Alchemy of Finance)一書中言簡意賅地指出：「我相信市場價格永遠是錯的，它們反映對未來的扭曲看法。」
國家陷入兩難的局面中。一方面，政府必須為國內經濟提供一個穩定的環境，扶植企業健全發展；另一方面，又必須迎合全球資本喜怒難測的需索。這兩項目標往往不能共存，對政治領袖而言，幾乎是個必敗的結局——為了迎合市場喜好，主政者被迫採取壓縮政策，增加失業率、削減政府支出，結果失去下一次的選舉；若不迎合瞬息萬變的投資人心理，往往是上億資金外流而出。
一個將資金自由流動視為當然的政府，想要實行健全的財經政策，是愈來愈難了。
然而，將資產投入金融市場、全球逐利的人卻愈來愈多。以美國為例，數百萬的薪水階級將未來的退休金從銀行中提領出來，交給共同基金，在新興市場中逐利。金融資產增加的速度比任何商品都快，根據麥金錫顧問公司的調查，到二○○○年為止，先進國家的金融資產總值將達到五十三兆美元，是各國經濟總產值的三倍。
金融資本的老虎鉗
奇怪的是，金融資產增加如此迅速，投資於新工廠或生產計畫的比率並未增加。在經濟開發暨合作組織（OECD）諸國中，工業投資呈現微幅下降的趨勢；成長最迅速的是各種債券市場，包括公債與公司債。投資人寧願收取高額利息，也不願拿錢與有潛力的公司互利共榮。OECD各國的公債每年以九℅的速度增加，比經濟成長快三倍，意味各國政府的舉債速度都大過於賺錢償債的能力。
如果看看外匯交易的速度與金額，才令人瞠目結舌。全球的單日外匯交易量超過一兆兩千億美元，每四至五日就相當於美國經濟的年總產出。看來全球錢滿為患，但奇怪的是，各國實質利率反升不減，都進入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期。
為何資金愈來愈多，利息卻愈來愈貴？
麥金錫顧問公司的研究顯示，全球新興市場提供的利率比傳統美國國庫券高了將近一倍，為什麼投資人還要繼續持有國庫券？只要某個國家調降利率，資金就蜂擁而出，到世界其他地區尋找利潤更好的機會，於是任何想要借錢或籌措資本的人（或國家），都必須與全世界借錢的人競爭，這就是為何各國利率都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金融資本要求的利潤，就像老虎鉗一般，當它鉗得愈緊，經濟成長的速度就要愈快，才能維持平衡。但天底下哪有白吃的午餐？東亞金融風暴發生前，就有一些學者（主要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克魯曼教授）指出，東南亞的繁榮主要是外資挹注帶動的成長，華而不實的成分居多。
當成長不如預期時，就是金融風暴發生的時刻。以印尼、南韓、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五個國家為例，短短一年內，資金無預期地大幅逆轉流出即高達一千零五十億美元，相當於五國國內生產毛額（GDP）總和的一一％。
資金逆轉速度之快，數量之驚人，連沙場老手也要吃不消。如索羅斯的搭檔強森所說：「相對於實際的經濟規模，金融資產所占的比例愈來愈大。危險的是，每當一有風吹草動，金融市場往往劇烈震盪。」
不管是股票、債券，還是衍生性金融工具，都是對未來的許諾。它的價值在於投資人相信，經濟活動在未來將會賺錢，最後以分紅、利息或增值的方式回到投資人的荷包中。在每分每秒的交易中，金融資產的價值都被重估。它的價值愈高，代表投資人對未來愈有信心。
陰鬱悲觀的煉金術士
正因為金融市場的價格波動牽涉對未來的信心，因此它的邏輯看來更像是集體盲從。投資人主觀的感覺、甚至謠言，都具有實質的影響力，甚至比客觀的經濟數字更加重要。
不幸的是，劇烈震盪似乎已是常見現象。一九八七年，美國道瓊工業指數從兩千七百點狂跌至一千七百點，歐洲股市隨之崩潰。但一九九五年底，道瓊工業指數又站上四千八百點，一年內再升至六千點。不到十年，投資人居然評估，美國產業應該增值超過三倍以上。
日本泡沫經濟高峰時期，投資者高估日本房地產價格，超過美國所有房產價格之總和；同樣時間，美國政府花費一千五百億美元清理主要商業銀行的失敗投資。
為了減低過度的波動與風險，許多複雜的衍生性金融商品被用做避險的工具，使投資人免於匯率與利率過於劇烈浮動的傷害。但弔詭的是，衍生性金融商品反而成為風險與危機的來源。今年秋天長期資本管理基金（LTCM）陷入困境，正諷刺地說明，「避險基金」一點也不避險。
即使索羅斯也無法抵擋如此劇烈變動、詭譎莫測的市場力量。一九九四年，他在債券與貨幣上的錯誤投資，一瞬間就虧損六億美元。今年八月俄羅斯發生債務違約，索羅斯又重重虧損了二十億美元。狙擊香港匯市，沒想到引來港府及中共破紀錄地干預，結果他又慘敗收場。受到這一連串打擊後，索羅斯已經關閉旗下所有新興市場的基金，進行重整，行事顯得陰沈、低調許多。
索羅斯說：「在市場面前，我只是眾人中的一份子……我的影響力大部分是虛幻的。」
這位眾人崇拜的煉金術士，對未來開始感到悲觀。「我看不到全球金融體制的未來，」索羅斯在他的新書《索羅斯論索羅斯》中如是說，「政治不穩定加上金融不穩定，兩者彼此影響，復又相互加強，依我個人的意見，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全球崩解的階段，只是我們都尚未充分察覺它。」在過去，政治與經濟之間的脫勾、金融與產業間的矛盾，經過索羅斯的點石成金，瞬間變成豐厚的商機；現在，此種失序看來卻更像大悲劇的前兆 ；而那些佩服他在股、匯市中洞燭機先、縱橫四海的人，卻輕易地遺忘他的警告，斥之為癡人說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