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電影50年，我把它分成5個時代：
60年代加工出口區女工瘋瓊瑤—《我是一片雲》
70年代中美日斷交政宣片熱燒—《梅花》
80年代解嚴前後開始反省回顧—《搭錯車》
90年代劫機走私賭博紙醉金迷—《古典時刻》
2000年後迎向國際—《臥虎藏龍》
我發現，改變當代電影的巨大力量都是青年，不論是侯導，或更早的李行導演，在20幾歲到30出頭，都是當代非常年輕的電影導演、電影工作者。
年輕創作者有個重要特質，就是對這個世代懂得憤怒，我所謂的憤怒不是翻桌打人，我所謂的憤怒是思考過的，對於不公不義也好，或是對所有該鼓勵的或反對的事也好，他們思考，他們懂得憤怒。
憤怒是一種動力來源，因為有憤怒，所以你想改變。
「改變的力量」或「改變」這個詞，它是進行式，可是我們好像沒有認真思考之前，是怎樣一股動力驅使他想要改變。
憤怒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它對於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社會、更好的國家、更好的制度、或更好的人們被照顧⋯⋯等這些命題，因為懂得憤怒，會試著去找到答案及方法，改變它，或是排除。
我發現具有影響力的作品，背後都帶有這種想法，因為我憤怒，因為我不能，所以更必須提出主張。
一個世代如果不懂得憤怒，我覺得是因為他不會思索了。太多的虛擬世界，意味著絕對的安全及被保護好或封閉。當你遇到生命挫折時，反而有地方可以躲；可是，一旦脫離虛擬，遇到挫折，你可能不堪一擊，你會失去面對它、思考、甚至改變它的能力。
歷史也許是一個訓練思索很棒的平台。
《那時此刻》在拍戴立忍導演時他提到，當時楊德昌在上電影課時，常會丟出一個社會事件，要每個人提出看法，他會回饋另一種角度與看法。在雪山隧道剛通車時，我問班上學生，你們想到什麼？學生都馬上拿起手機google，靠google大神來決定答案。就有學生照google回答，「老師，雪山隧道開挖困難，歷時多少年多少天⋯⋯」。
你不能說他是錯誤的答案，可是隱隱約約你覺得哪裡不對，我發現是沒有思索。
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坐在角落的年輕女孩，有點不好意思地舉起手來，她說「老師，我想到以前我要去宜蘭時，走九彎十八拐的北宜公路，那個在最頂端賣茶葉蛋的人，雪山隧道通了以後，他要去哪裡呀？」這就是思索。我們太少這種從另外一個角度的思索了。
女工時代， 我是一片雲
三廳電影時代，躲在瓊瑤電影世界裡的安慰，對艱困時代有其特定意義。
「金馬50」紀錄片我想呈現一個歷史角度的綜觀，思考每一個階段台灣電影背後的故事，就像「影中戲」。
第1 個10 年，除了戒嚴時期政令宣導片外，那時也是健康寫實片時期，像李行導演的《養鴨人家》、《蚵
女》，再來就是瓊瑤愛情「三廳電影」。
這時的電影看到了未來的夢想，更可以看到重要元素—愛情。
我很好奇，到底是誰在看這些電影？我開始找資料，發現這個時期正好是台灣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非常多女性從農村到城市邊陲工作，像高雄楠梓加工出口區、台中潭子加工出口區，這些女工非常高的比率是長女，那個時代的長女必須犧牲自己，讓弟弟妹妹讀書，長女永遠扮演一種犧牲自己的角色。
這些女工從禮拜一到禮拜六都在工廠，只有趁晚上到電影院看著「二秦二林」電影，秦祥林、秦漢、林青霞、林鳳嬌，根本不管誰配誰，在電影裡面得到一絲絲的滿足。
我找到當時的一位女工，她的名字叫阿雲，訪問時她突然唱起〈我是一片雲〉，我愣住了。
那種躲在電影裡或躲在瓊瑤小說世界裡的某種安慰，對那個艱困時代是重要的，電影給她們勇氣和力量。
我去戶政事務所調查，那時最多的名字叫婉君，因為有瓊瑤的《婉君表妹》。
我們的父親或母親，他們把對愛情的嚮往，投射到下一代。
天啊! 一個男女主角的名字，竟然影響到你的人生或你的下一代。
中美斷交，召喚八百壯士
面臨外交打擊，整個國家社會必須唱出愛國主旋律，鞏固民心。
第2 個10 年，台灣退出聯合國，跟美國斷交，跟日本斷交，一連串外交打擊，風雨飄搖。
這時整個國家社會必須唱出另一種愛國主旋律，因為必須鞏固起這時候我們的民心。
那幾年金馬獎得獎影片，全部都是政宣片，得獎理由是主題正確。現在聽起來荒謬，可是當時真的就是
主題正確。
小時候看《筧橋英烈傳》，演到自殺、軍機衝向對方船艦時，我會哭耶，我就想，這些電影會影響哪些人？會不會有人看了這些電影去從軍？我問了當教官的人，他們說，對，他們真的是因為看了電影選擇去從軍。
當時中美斷交，他們衝回家看到家裡有袋雞蛋，二話不說，拿了就出去丟雞蛋，回來時，媽媽要煮飯，「啊！我的雞蛋呢？」「媽，我拿去砸美國人！」真的，他們就這樣決定從軍。
訪問現場，他們再看《英烈千秋》、《梅花》，熱淚盈眶。
他們已經退伍了，但現在還是用那樣的方式去看待自己的生命，看待自己生存的土地，對於台灣，對於未來，他們如此去實踐自己。
解嚴前後，誰搭錯車
土地正義、老兵人生，本土意識抬頭，細細分說解嚴前後時代。
每個世代都有每個世代的主題曲，第3 個世代主題曲對我而言就是《搭錯車》。
第3 個10 年，是台灣解嚴前後非常瘋狂的年代。
電影裡，開始提到「土地正義」，提到國家或政府怎麼去強拆民宅，開始看到這些老兵，他們奉獻自己的人生，就像搭錯車。
導演虞勘平說，搭錯車就是搭錯國民政府的車來到台灣，因為主角在中國大陸有田有地，來到這裡住在違章建築裡，他什麼都不是。
然後就這樣一路到解嚴前後，更多的本土意識抬頭，更多的政治命題跑出來，第3個10年是非常混亂的時代。
貪婪之島，台灣也瘋狂
《熱帶魚》綁票案，訴說了整個台灣深陷在追求金錢的脈絡裡。
第4個10年，這時的台灣從被稱為Formosa美麗之島，轉換成貪婪之島。
當時股市破萬點，大家瘋大家樂。
90年代，台灣以前質樸的樣子都不見了，而是充斥著金錢遊戲，整個台灣陸海空都瘋狂。
「空」，當時劫機一大堆，只要開飛機過來，就黃金3000兩；「陸」，到處是綁票案；「海」，就是走私。
90年代根本沒有人拍電影了，大家都去炒股票！陳玉勳拍了一部《熱帶魚》就在講綁票案，電影深陷在整個台灣追求金錢的氛圍脈絡裡，但保有一點點人性的純樸跟可愛，可以在令人非常沮喪的90年代找到一點點希望。
2000年的第一道曙光從太麻里升起，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當時我們真的覺得那是台灣改變的時刻，可是現在從歷史來看，會不會又是幻影？
走向國際，更多樣的多元
當《臥虎藏龍》在好萊塢得到那麼多票房跟成績時，給了台灣電影走向國際的思考。
第5個10年，我們必須走向國際。
往回看這40年，所有的台灣電影，當然這個說法你可以套用在任何事情、任何產業、甚至文化上，當《臥虎藏龍》在好萊塢、在世界各地得到那麼多的票房跟成績時，給了台灣電影更多思考。
迎向國際的藍海策略，我們是不是可以在這裡得到更多機會跟驕傲？在那個國片最慘的年代，不論票房好壞，蔡明亮也好，侯孝賢也好，楊德昌也好，他們都能在全世界各地影展展現台灣的文化力量。雖然現在也出現一部部破億的電影，但我們在國際卻沒有任何影展跟文化發言權。
第50屆金馬獎最佳影片頒給了一部新加坡非常小成本的電影《爸媽不在家》，這是一個非常認真的提醒，我們在某種追求的當下，是不是不知不覺也打壓了另一種可能，台灣最棒的是更多樣的多元。
M型化，電影更要懂得幽默
從當代回頭看，這個當下我們的青年導演或青年優勢是什麼？
我發現年輕影像工作者，甚至年輕人，有極端的M型化現象：一端極度自信，一端追求小確幸。
M型這端，你不知道他那個自信是哪裡來的，是真自信還是假自信？ M型的另一端極度沒有自信，因為他已經對巨大的人生價值選擇放棄，只想開一家咖啡店。
台灣已經夠小，不是「小」就是「微」，「微電影」、「微信」⋯⋯，沒有自信心會讓你不知道為什麼，而沒有機會的窘迫，讓他們放棄追求「大」的可能性。
2000年，看到一個幾乎像賭徒一樣的魏德聖，他追求一個巨大，當這個角色突然丟進台灣電影時，我們似乎看到另外一種企圖跟可能性。
2014年之後，誰是下一個？不管是沉重悲傷，或是政治的議題，我希望台灣未來會選擇一種語法—幽默。當我們用幽默去講一個荒謬的政治議題時，你會發現那個荒謬的政治議題就不再只是仇恨，有理解或諒解可以擺在裡面。
當你用幽默去講一件悲傷的事，悲傷的層次就豐富起來了，它就不是只有眼淚而已，它有希望，它有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