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xa
置頂

不能不懂的時代「憤怒」

導演楊力州
文 / 成章瑜    攝影 / 關立衡
2014-09-30
瀏覽數 800+
不能不懂的時代「憤怒」
分享 Line分享分享 複製連結

金馬電影50年,我把它分成5個時代:

60年代加工出口區女工瘋瓊瑤—《我是一片雲》

70年代中美日斷交政宣片熱燒—《梅花》

80年代解嚴前後開始反省回顧—《搭錯車》

90年代劫機走私賭博紙醉金迷—《古典時刻》

2000年後迎向國際—《臥虎藏龍》

我發現,改變當代電影的巨大力量都是青年,不論是侯導,或更早的李行導演,在20幾歲到30出頭,都是當代非常年輕的電影導演、電影工作者。

年輕創作者有個重要特質,就是對這個世代懂得憤怒,我所謂的憤怒不是翻桌打人,我所謂的憤怒是思考過的,對於不公不義也好,或是對所有該鼓勵的或反對的事也好,他們思考,他們懂得憤怒。

憤怒是一種動力來源,因為有憤怒,所以你想改變。

「改變的力量」或「改變」這個詞,它是進行式,可是我們好像沒有認真思考之前,是怎樣一股動力驅使他想要改變。

憤怒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它對於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社會、更好的國家、更好的制度、或更好的人們被照顧⋯⋯等這些命題,因為懂得憤怒,會試著去找到答案及方法,改變它,或是排除。

我發現具有影響力的作品,背後都帶有這種想法,因為我憤怒,因為我不能,所以更必須提出主張。

一個世代如果不懂得憤怒,我覺得是因為他不會思索了。太多的虛擬世界,意味著絕對的安全及被保護好或封閉。當你遇到生命挫折時,反而有地方可以躲;可是,一旦脫離虛擬,遇到挫折,你可能不堪一擊,你會失去面對它、思考、甚至改變它的能力。

歷史也許是一個訓練思索很棒的平台。

《那時此刻》在拍戴立忍導演時他提到,當時楊德昌在上電影課時,常會丟出一個社會事件,要每個人提出看法,他會回饋另一種角度與看法。在雪山隧道剛通車時,我問班上學生,你們想到什麼?學生都馬上拿起手機google,靠google大神來決定答案。就有學生照google回答,「老師,雪山隧道開挖困難,歷時多少年多少天⋯⋯」。

你不能說他是錯誤的答案,可是隱隱約約你覺得哪裡不對,我發現是沒有思索。

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坐在角落的年輕女孩,有點不好意思地舉起手來,她說「老師,我想到以前我要去宜蘭時,走九彎十八拐的北宜公路,那個在最頂端賣茶葉蛋的人,雪山隧道通了以後,他要去哪裡呀?」這就是思索。我們太少這種從另外一個角度的思索了。

女工時代, 我是一片雲

三廳電影時代,躲在瓊瑤電影世界裡的安慰,對艱困時代有其特定意義。

「金馬50」紀錄片我想呈現一個歷史角度的綜觀,思考每一個階段台灣電影背後的故事,就像「影中戲」。

第1 個10 年,除了戒嚴時期政令宣導片外,那時也是健康寫實片時期,像李行導演的《養鴨人家》、《蚵

女》,再來就是瓊瑤愛情「三廳電影」。

這時的電影看到了未來的夢想,更可以看到重要元素—愛情。

我很好奇,到底是誰在看這些電影?我開始找資料,發現這個時期正好是台灣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非常多女性從農村到城市邊陲工作,像高雄楠梓加工出口區、台中潭子加工出口區,這些女工非常高的比率是長女,那個時代的長女必須犧牲自己,讓弟弟妹妹讀書,長女永遠扮演一種犧牲自己的角色。

這些女工從禮拜一到禮拜六都在工廠,只有趁晚上到電影院看著「二秦二林」電影,秦祥林、秦漢、林青霞、林鳳嬌,根本不管誰配誰,在電影裡面得到一絲絲的滿足。

我找到當時的一位女工,她的名字叫阿雲,訪問時她突然唱起〈我是一片雲〉,我愣住了。

那種躲在電影裡或躲在瓊瑤小說世界裡的某種安慰,對那個艱困時代是重要的,電影給她們勇氣和力量。

我去戶政事務所調查,那時最多的名字叫婉君,因為有瓊瑤的《婉君表妹》。

我們的父親或母親,他們把對愛情的嚮往,投射到下一代。

天啊! 一個男女主角的名字,竟然影響到你的人生或你的下一代。

中美斷交,召喚八百壯士

面臨外交打擊,整個國家社會必須唱出愛國主旋律,鞏固民心。

第2 個10 年,台灣退出聯合國,跟美國斷交,跟日本斷交,一連串外交打擊,風雨飄搖。

這時整個國家社會必須唱出另一種愛國主旋律,因為必須鞏固起這時候我們的民心。

那幾年金馬獎得獎影片,全部都是政宣片,得獎理由是主題正確。現在聽起來荒謬,可是當時真的就是

主題正確。

小時候看《筧橋英烈傳》,演到自殺、軍機衝向對方船艦時,我會哭耶,我就想,這些電影會影響哪些人?會不會有人看了這些電影去從軍?我問了當教官的人,他們說,對,他們真的是因為看了電影選擇去從軍。

當時中美斷交,他們衝回家看到家裡有袋雞蛋,二話不說,拿了就出去丟雞蛋,回來時,媽媽要煮飯,「啊!我的雞蛋呢?」「媽,我拿去砸美國人!」真的,他們就這樣決定從軍。

訪問現場,他們再看《英烈千秋》、《梅花》,熱淚盈眶。

他們已經退伍了,但現在還是用那樣的方式去看待自己的生命,看待自己生存的土地,對於台灣,對於未來,他們如此去實踐自己。

解嚴前後,誰搭錯車

土地正義、老兵人生,本土意識抬頭,細細分說解嚴前後時代。

每個世代都有每個世代的主題曲,第3 個世代主題曲對我而言就是《搭錯車》。

第3 個10 年,是台灣解嚴前後非常瘋狂的年代。

電影裡,開始提到「土地正義」,提到國家或政府怎麼去強拆民宅,開始看到這些老兵,他們奉獻自己的人生,就像搭錯車。

導演虞勘平說,搭錯車就是搭錯國民政府的車來到台灣,因為主角在中國大陸有田有地,來到這裡住在違章建築裡,他什麼都不是。

然後就這樣一路到解嚴前後,更多的本土意識抬頭,更多的政治命題跑出來,第3個10年是非常混亂的時代。

貪婪之島,台灣也瘋狂

《熱帶魚》綁票案,訴說了整個台灣深陷在追求金錢的脈絡裡。

第4個10年,這時的台灣從被稱為Formosa美麗之島,轉換成貪婪之島。

當時股市破萬點,大家瘋大家樂。

90年代,台灣以前質樸的樣子都不見了,而是充斥著金錢遊戲,整個台灣陸海空都瘋狂。

「空」,當時劫機一大堆,只要開飛機過來,就黃金3000兩;「陸」,到處是綁票案;「海」,就是走私。

90年代根本沒有人拍電影了,大家都去炒股票!陳玉勳拍了一部《熱帶魚》就在講綁票案,電影深陷在整個台灣追求金錢的氛圍脈絡裡,但保有一點點人性的純樸跟可愛,可以在令人非常沮喪的90年代找到一點點希望。

2000年的第一道曙光從太麻里升起,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當時我們真的覺得那是台灣改變的時刻,可是現在從歷史來看,會不會又是幻影?

走向國際,更多樣的多元

當《臥虎藏龍》在好萊塢得到那麼多票房跟成績時,給了台灣電影走向國際的思考。

第5個10年,我們必須走向國際。

往回看這40年,所有的台灣電影,當然這個說法你可以套用在任何事情、任何產業、甚至文化上,當《臥虎藏龍》在好萊塢、在世界各地得到那麼多的票房跟成績時,給了台灣電影更多思考。

迎向國際的藍海策略,我們是不是可以在這裡得到更多機會跟驕傲?在那個國片最慘的年代,不論票房好壞,蔡明亮也好,侯孝賢也好,楊德昌也好,他們都能在全世界各地影展展現台灣的文化力量。雖然現在也出現一部部破億的電影,但我們在國際卻沒有任何影展跟文化發言權。

第50屆金馬獎最佳影片頒給了一部新加坡非常小成本的電影《爸媽不在家》,這是一個非常認真的提醒,我們在某種追求的當下,是不是不知不覺也打壓了另一種可能,台灣最棒的是更多樣的多元。

M型化,電影更要懂得幽默

從當代回頭看,這個當下我們的青年導演或青年優勢是什麼?

我發現年輕影像工作者,甚至年輕人,有極端的M型化現象:一端極度自信,一端追求小確幸。

M型這端,你不知道他那個自信是哪裡來的,是真自信還是假自信? M型的另一端極度沒有自信,因為他已經對巨大的人生價值選擇放棄,只想開一家咖啡店。

台灣已經夠小,不是「小」就是「微」,「微電影」、「微信」⋯⋯,沒有自信心會讓你不知道為什麼,而沒有機會的窘迫,讓他們放棄追求「大」的可能性。

2000年,看到一個幾乎像賭徒一樣的魏德聖,他追求一個巨大,當這個角色突然丟進台灣電影時,我們似乎看到另外一種企圖跟可能性。

2014年之後,誰是下一個?不管是沉重悲傷,或是政治的議題,我希望台灣未來會選擇一種語法—幽默。當我們用幽默去講一個荒謬的政治議題時,你會發現那個荒謬的政治議題就不再只是仇恨,有理解或諒解可以擺在裡面。

當你用幽默去講一件悲傷的事,悲傷的層次就豐富起來了,它就不是只有眼淚而已,它有希望,它有機會。

分享 Line分享分享 複製連結
輕生活
您也可能喜歡這些文章
您也可能喜歡這些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