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韓國人來說，示威、暴動、汽油彈、催淚瓦斯……，這幾個字眼都不讓人陌生。但是一九九七年才剛開始，這些街頭景象卻變得有點兒特別了。今年一月連續數週，在漢城東大街與鎮暴警察對峙的，不再是血氣方剛的大學生，而是一大群身材有些發福、穿著保守西裝或夾克的中年人。
這些人抗議與憤怒的情緒不下於大學生的暴動，而鎮暴警察也毫不客氣地照樣對他們以驅散警棍和催淚瓦斯齊下。不只在漢城，韓國各大城市都出現類似的景象。
他們當中，有的是銀行職員，有的是國營企業的中層主管，有的是大財閥的小經理。換言之，都是過去手捧鐵飯碗，甚至是金飯碗的白領精英。
這些過去打著領帶、拎著飯盒，準時上下班的人士，之所以出現在街頭，是因為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就在聖誕節的隔天，韓國由金泳三總統所領導的執政黨，在沒有反對黨在場的情況下，快速通過了新的勞工法案；企業得以比過去更簡單的條件解雇員工。第一個受影響的，就是過去幾乎是保障終身的國營事業，和韓國大財閥事業的雇員。
無利益的繁榮
法案通過後一個星期，韓國兩大工會就號召了數萬勞工，包括大批上班族走上街頭。
韓國的白領上街頭，引起了全亞洲，甚至世界的注目，因為它其實不算單一的韓國事件，而是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亞洲未來必然的走向；鐵飯碗時代即將結束；面對全球化經濟的潮流，人數龐大、待遇特優的公家或半公家單位，已經成為各國政府提升競爭力不得不對付的燙手山芋。無論日本、台灣、韓國，甚至新興的馬來西亞、泰國等地區，注定將來都還會聽到更多類似的抗議聲。
鐵飯碗之所以要打破，是因為勞力彈性(Labor Flexibility)的時代來臨了。
全球化經濟在過去十年加速地進行，藉著各地區市場的更加開放，企業對於勞力的運用也有更多的選擇。如何靈活地運用勞力，已成為各國產業競爭力重要的一環。
以德國為例，該國將非技術性的勞力需求逐漸轉移至東歐，為企業節省下大筆的支出，這些錢則反過來提供研發、產業升級以及創造更多專業工作機會。
英國則在這十年來大量將生產力低落、勞力運用最缺乏彈性的公營事業轉移民營，雖然打破了許多勞工的鐵飯碗，但是衰敗的經濟終於在這兩年止跌回升，一些新形態的工作機會也開始逐漸增加。
同樣地，過去五年，美國創造了八百萬個新的工作機會，都是由人力運用靈活的高科技新工業與服務業所提供。
深入了解韓國最近的狀況，就可以知道為什麼金泳三政府甘冒觸怒大批白領精英的風險，甚至以粗魯的手法通過法案，因為南韓過去的發展恰好跟世界的潮流走在相反的方向。
一項驚人的數字顯示，韓國主要的三十個大財閥，平均每個旗下擁有將近兩百家企業；單是名列前茅的四大財閥，一年的營業額就等於南韓全國八０%的國內生產毛額(GDP)。
然而這些宏大的數字，在經濟學家的眼中卻是所謂的「無利益的繁榮」，企業的實質利潤每年持續下降。
員工何處去
這種狀況之所以產生，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勞力的運用。
財閥雖然吸收了南韓最多的人力，但根據過去的傳統，這些人進入公司就等於是終身職業的保障，企業不得裁員。
也因此最近幾年出現了一個怪現象：為了安置產業升級、辦公室自動化後的剩餘勞力，大財閥不斷投資與本業毫不相干的產業，例如現代汽車經營起超市、百貨，又投資建築業、保險業，讓這些閒置的員工有處可去。
這不僅抵消了產業升級所帶來的效率提升，過度而不夠專業的投資，反而帶來企業的虧損，造成巨額的負債；目前南韓企業的總負債已經高於總資產的二００%。
而這些負債又透過特殊的官商關係，轉嫁到南韓的金融系統，許多銀行對財閥旗下企業超貸，成為循環的呆帳，現在已高達兩百四十億美元。這麼高的數目，把目前全韓銀行的資金掏空了，恐怕都還不夠抵。
大財閥養著過多的閒置人力，吸取了過多的資金，結果也造成了南韓的中小企業一直疲乏不振。評多人擔心，只要有一家大財閥出現危機，就會引發全國的經濟風暴。最近愈演愈烈的韓寶企業倒閉事件就是一例。
更糟糕的是，從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五年，南韓的工資每年上漲幅度都在八．二%左右，工廠工人的薪資在這十年成長了五倍(台灣約二．五倍)，比台灣、香港都高。南韓消費電子產業的員工，平均每小時薪資十美元，英國還不到七美元。但是反觀其國民生產力，則遠低於工資的成良。(見表)
面對東南亞新興經濟體的競爭，以及眾多勞力彈性度高的跨國企業，以輸出為主的南韓大企業，有著失去市場又失去便宜勞力的危機。
這些惡性循環已經開始影響南韓的經濟了。據估計，今年該國的經濟成長會從一九九五年的九%，下降至六．二%。
雖然就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南韓成為「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第二十九個會員國，但是眼前南韓面對的，卻不是加入世界有錢國家的俱樂部的喜樂，反而是OECD會員國如法國、英國等所經歷的經濟陰影。
人力結構大革命
根據統計顯示，去年韓國的經濟痛苦指數是亞洲四小龍中最高者。這代表著愈來愈高的通貨膨漲率、失業率，而背後則是低生產力、高負債、失去競爭力的企業與效率不彰的政府。
一項對於一一九家在南韓的外商所做的調查顯示，八０%的外商認為，南韓層層的官僚系統，尤其是缺乏效率的低階公務員，是在當地進行投資最大的障礙。
南韓財政部長韓鐘泌感慨地說，「我們若要能繼續的發展，從企業到政府，整個人力結構需要有大革命。」
他的這番話聽在許多亞洲國家企業與政府領導者的耳中，可能也會感同身受。韓國的故事，其實也在日本、台灣、泰國、印尼等地區出現，只是程度有別罷了。
從長遠來看，南韓政府這一次的新法案，對於該國的競爭力絕對有正面的幫助。不過南韓政府處理的手法卻是最拙劣的示範，也足以當成各國的反面教材。
一方面，南韓政府沒有充分的社會溝通，而是以投機的方式，在三十分鐘之內通過了如此影響重大的決策。
另一方面，當社會抗議行動愈來愈烈時，又以陰謀論的方式來處理，把工會領袖說成是被北韓利用的間諜。
「過去創造南韓經濟奇蹟的藍領與白領受薪族，在工作了大半輩子之後，被當成暴民處理，問題如何能夠解決？」一名工會領袖表示。
也因如此，一直到農曆春節前，每天在南韓都有兩、三萬的罷工人次。
罷工造成南韓外銷上億美元的損失。而現代集團也宣稱，他們因為這一個月的罷工潮，將會減少近十億美元的收益。
雖然金泳三已經表示，未來將再小幅修改法案，使企業不能進行大規模的裁員並且提高資遣費的標準，不過一般預料，韓國鐵飯碗終將成為歷史的名詞了。「因為金泳三如果回頭了，他對不起的是韓國的末來。」一名經濟學者表示。
南韓政府打破鐵飯碗的行動，動機是為了在下個世紀能創造更多的金飯碗，但是民眾擔心的，卻是眼前籠罩的失業陰影。這當中注定存在著無法彌補的鴻溝。
漢城大學的一名社會觀察家指出：「金泳三過去標榜與勞工站在同一陣線，卻只有討好，沒有誠實教育他們面對全球競爭，這才是他最大的敗筆。」
台灣未來一波波的公營事業轉移民營，以及台灣省虛級化，鐵飯碗端不牢的震撼，也將有增無減，如何能適當地化解其中的社會緊張，南韓未來的發展必然還有許多教訓可以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