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言為何逆耳？
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爵士，四月二十四日在出席博愛醫院總理就職典禮後對記者的「坦言」，這幾天來引起了相當激烈的反應。鍾爵士強調香港不是主權國，因此政制改革不能光以大多數意見為依從，一切應照中英協議行事；此外，他又認同了基本法未制訂之前，香港政制不可變的說法。
一般而言，鐘士元的意見，本來沒有什麼新意，只不過他是港督最資深最高級的顧問，所以局限了他的「言論自由」，而其公開談話，向來例必與港府同一口徑，以示與港府「同心同德」。值此港府成立民意匯集處，傾力炮製情假戲真的有關政制改革的民意之際，鍾士元大唱反調，公然提出「民意無用論」，引起民主欲望已被港府誘發出來者大張旗鼓的反對，可說是意料中事。
民意不值錢
香港民意不值錢，鍾士元曾有切身體會。第一、他的議員職位，就不是憑民意選出。第二、在他漫長的兩局生涯中，對於政府如何運用行政手法抹煞民意，早已司空見慣。第三、在中英談判期間，鍾士元一度想藉民意之力，「為港人爭取最大利益」，事實上當時亦確實爭取到相當的民意支持，但到頭來民意不是被扭曲就是被拋進陰溝……。由此可見，鍾士元的「民意無用論」並非無所本，而是經驗的結晶！
從這一角度看，鍾士元對直選派，特別是希望藉民意推銷直選者潑冷水，可視為行將退出港英政治圈的長者的忠告；與其在這方面浪費時間精力，不如做些於人於己更有益、有建設性的事。
事實上，香港的政治授權和行政架構，向來與民主絕緣；僅有的一點民主氣息，是在麥理浩知道中共於租約屆滿時，鐵定收回香港後才人工培植出來的。如果沒有主權轉移問題，香港政壇絕不會出現民主現象。港英對民主突然有點興趣，不過是「還政於民」的應有部署；港府對民意突然尊重，則是因為民意是最佳的下台階。民意調查顯示「中」英聯合聲明「大得人心」，反證了英國沒有出賣港人利益。這種民意對港英有利，因此被大加利用。反之在大核事件中的民意，由於不利政策推行，即使有百萬簽名亦被認為代表性不足……。
在香港，民意之是否存在，端視對政府是否有利用價值而定。換句話說，政府對香港民意的態度是唯心的而非唯物的。
皇帝的新衣
顯而易見，有一個時期港府曾對逐步推行民選制甚為熱衷，因為這是殖民者退卻的最體面做法；但北平對此頗有微詞，港英早已拿不定主意，近經鄧小平正面否定，港英對此愈感躊躇，是不難想像的。為了避免與北平正面衝突，根據民意而草擬的政制改革綠皮書，還得由民意匯集處搜集「民意」，再交由行政局「裁決」。這種安排保證了「民意」最終能為政府所用。
不過，若非經鍾士元之口，政治兒童們對民意匯集處搜集的民意仍寄予很大的期望。在他們的天真想法中，如果大多數人表示贊成直選的意見，行政局就會「評估」出「大多數人贊成直選」的結論，至此，直選就不可能不在香港落地生恨。鍾氏一語道破「皇帝的新衣」，絕非童言無忌，而是看透港英政治手腕的政壇大老的肺腑之言。政治兒童如果不能從此參破香港政治玄機，顯然是他們的悲劇。
真正民主不會出現
港人現實世故，經鍾氏的提點後，應知現在不存在的真正民主，九七年後亦不會出現。不過，由中國大陸通過基本法賜予港人點綴民主的可能性則甚大。未來香港政制有點民主成份，正好向世人展示北平較倫敦更開放民主；此外，也唯有象徵式的民主，才能點燃人們對香港前途的憧憬，刺激港人的參與並維繫港人的歸屬感－－為達此目的，我們相信基本法不會完全排除直選，只是一切都有「妥善」安排，議會會完全落在委任者控制之中。
事實上，我們多年前已指出普選之不可能，對政府如何玩弄民意，亦早有詳盡分析；但是因不同理由主張直選和企圖通過民意影響政府決策者仍大有人在；不過，經過北平的再三闡明和鍾士元的「坦言」之後，相信這方面的呼聲和行動會日益消沉。
香港畢竟缺乏民主文化傳統，香港人的短視與現實態度舉世知名，這使他們服從權威多於信服理性分析，這種現象對現在和未來的統治者是同樣有利的。
香港沒有政治家？
大體而言，在大專院校講授政治學的學者，都可稱為政治學家；但是，參與實際政治活動的人，則不能都稱為政治家(statesman)，在大多數情形下，他們只符合政客(politican)的稱謂。
政治家和政客的分別在那裡？我們以為十八世紀英國大儒克拉克(J.
F. Clarke)所下的定義最清楚：「政客所想到的只是下屆選舉的得失；政治家則以下一代的福祉為念。」百多年來，這一定義被奉為界定政客與政治家的圭臬，而這正是西方社會政治家絕無僅有；而政客多似恆河沙數的原因。
香港有政治家嗎？答案恐怕是少之又少。在立法局完全沒有選舉成份之前，從政者本來大有成為政治家的客觀環境，不過這只是我們一廂情願的膚淺想法，因為看深一層，爭取再度獲得委任以至希望獲得皇室封賜，在在成為政客邁向政治家途上的障礙。
香港政治環境
事實上，在沒有民選制度之下，香港政客在道德層次，較須對選民負責的西方政客略遜一籌；西方政客考慮下屆大選中如何爭取選票，這是他們的私心，而這私心會帶予其選區一定的利益－－是否犧牲了納稅人的錢，是另一回事；香港政客沒有選票的憂慮，但其私心並不因此而消失，只不過是由爭取選票轉到爭取經濟利益罷了。
有些委任議員為大企業服務，有的在獲委為議員之後，當上多家公司的董事。有人會說，當董事亦是替社會服務的一種形式，而且最終對香港總體經濟有利；這當然是事實，但由於這種「社會服務」是有物質報酬的，當這類議員在所屬財團與公眾利益有衝突有矛盾時，港人懷疑他們有徇私的可能，就不足為奇。
我們認為為了從政，外國護照持有者應放棄外國籍；同樣道理，我們認為議員應與私人商業機構的利益畫清界線，甚至辭去有關職務。因為與物質報酬沾上關係，其服務社會的精神受玷汙是必然的。從政畢竟是一項有高尚目的和理想的工作，其滿足感與報酬偏重於精神上而非物質收穫！
間接選出的明聲貝中，是否有人「為了下一代，而不是為了重選」而工作，目前似乎尚難定論。不過，間選議員欲獲重選的困難較委任議員大。委任議員只要獲港督和他的高級顧問認可，連任應無問題。間選議員所面對的考驗則很大：一位受群眾歡迎的間選議員，只要在一項公眾關心的問題上行差踏錯，其民望就會直線下降。
從政的現實和難處
假定現在間選議員都有在九七年後的港人政府中佔一席位的打算，而獲選民支持是保證他們攀登未夾政壇的主要途徑，那麼，現在就已闖出知名度的議員，能否在未來十年內保持民望於不墜，確是一大疑問。
在某種程度上，間選(當然直選亦然)議員的「走勢」和上市公司的每股(不是公司)盈利及派息政策極相似。盈利和派息如年年有增長，投資者就會通過持有其股票表示支持，機構投資者才會吸納作長線投資；但只要有一年利潤倒退暫停派息，股民就會拋售，而機構投資者亦不會將之列為長期投資項目。
港人港督的人選
同理，間選議員在公共政策或公眾關注事務上，必須有持續不輟「大獲民、心」的表現，其聲望才能保持，才能獲得選民的擁護；任何與大眾意願相違背的言行，都會使他長期累積的聲望大打折扣甚至被一筆勾銷！這就是從政的現實和難處。
順便一提，經濟學家對政客和政治家向來無好感。亞當．史密斯在「原富論」中談及保護政策時說：「政客和政治家是狡猾陰險的動物。」(現代圖書版頁四三五)；「公共選擇」學派理論則建立在政客如生意人、政黨如企業的基礎上。
史密斯對「政治家」或有誤解，但他對政客之沒有好感，則是顯而易見的。
說罷政客和政治家，順便談談未來港人港督的人選。現在揣測誰會被北平看中，出任此一北平與港人間的中介人角色，顯然並非時候。不過，最近有不少言論提到，無論從年資與才幹看，現任副布政司陳祖澤先生是其中一位成為港人治港總督(屆時當然已改了官銜)的人選，本報對此當然有同感；事實上，我們在七五年十月十七日「殖民者經濟上的退卻」一文，就指出陳氏為殖民者部署退卻時與北平打交道的最佳港人公僕之一，我們對他有厚望，可說是由來已久。
英人會否釋懷
可是，陳氏曾直接參與「中」英談判，對談判期內英方的動向與「密謀」有全盤認識，因此，英國人對陳氏他日在中共轄下管治香港會否釋懷，很成疑問；因為當英國人離去之後，將會提防陳氏對新的權力來源洩露一些可能在三十年至一百年後(高度機密檔案一百年後才能公開)才能發表的機密。
我們以為深謀遠慮的英國人有這種顧慮，十分正常。但如果這種想法是官方的「共識」，豈非連談判期的行政局議員亦不能在九七年後留港，行政局議員所知較陳氏少，但亦與聞二手(由港督傳達)機密資訊，同時在與中共「對抗」上曾經出謀獻策。我們認為，中共和英國既已達成彼此有利的協議，關係亦空前密切，英國對機密就不必耿耿於懷，中共更不必對此尋根問柢；至於陳氏和行政局議員，英國人則應相信他們有有所不為的風格。如果英國人因上述的顧慮而不惜扼殺他們的政治前途，則未免太令人心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