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的體育新聞主編山姆．沃克（Sam Walker）擔任體育記者長達20年，研究過上千支隊伍，他精心挑選出在體育界的16支最強隊伍，並發現這些隊伍的相同點就是擁有一位「上能抗衡管理階層、下能統御怪物隊友的怪物隊長」。
主力戰將與領導者的供需關係
挑水者能支撐起隊伍的弱點，並拉升標準，讓整支隊伍進步，這樣的例子我們已經看過許多了，但謎題的答案還缺了一塊：如果隊長的職責是在場上指揮隊友，那麼他們就應該要找到方法影響，甚至是控制隊伍的戰略。
對於某些一級隊長，這樣「四分衛」般的角色顯而易見。傑克．蘭伯特指揮匹茲堡鋼人的防守，而米蕾雅．路易斯幾乎主控了古巴的練習菜單和比賽策略。洋基的捕手尤基．貝拉指揮投手和野手。米蕾雅．路易斯的古巴隊友瑪蓮妮絲．柯斯塔這麼形容她：「她總是表現得像個嚮導。她不會動怒，但如果你犯錯，她會立刻糾正你。她會糾正球員的任何錯誤，因為她對排球的視野很好。」
然而，在我的研究中，許多頂級隊伍的挑水者隊長在場上扮演的是輔助角色，當關鍵戰術執行時，他們往往離得很遠，守在己方的半場。既然遠離前線要如何鼓舞人心，或是全力以赴？這樣的輔助型選手要如何主宰比賽的走向？
挑水者的始祖德尚是最好的例子。雖然總是在後方，也很少得分，他卻能帶領馬賽隊連續拿下4次法國冠軍，以及1993年歐洲冠軍聯賽頭銜；此外，他也帶領法國國家隊贏得1998年世界盃和2000年歐冠盃。
在2015年於巴黎受訪時，德尚對於自己扮演角色的描述與歐福貝克如出一轍。他身高只有5呎7吋，很清楚自己的體型在中場沒有優勢，技術也不是頂尖。因此，他對自身的得分紀錄不太關心，很自在地全心輔助隊友。在國家隊時，他主要的目標就是要把球傳給天才縱橫、得分的主力戰將中鋒席內丁．席丹。德尚說：「我踢出的10球裡，有9球是傳給他的。」雖然對哈佛教授海克曼的著作不熟悉，德尚的領導方式卻很符合功能性的領導。他說，在隊伍中，「你不能只有建築師，也需要砌牆的人。」
談論到與席丹的合作時，德尚卻提出了很有意思的觀點。他說，這樣的關係是雙向的。的確，他為席丹效力，確保席丹能拿到球，但席丹也得依靠他來傳球。
他說，席丹「也需要我」。
為其他隊友效力的同時，其實也能建立對方的依賴性，這樣的想法我以前不曾想過。德尚這樣主要在中場布局的球員，卻能夠藉著選擇傳球的對象，控制前場的比賽。他的明星隊友們不只要靠著他的傳球，也得贏得他的認同。對德尚來說，默默的付出不只是為球隊貢獻而已，更是他的領導模式，雖然這樣的模式對坐在觀眾席上的我們來說並不耀眼。「我知道自己沒辦法一步就改變比賽。」
德尚說，「但時間一長，累積了上百步的付出和管理，我就能達到平衡，成為隊伍不可或缺的存在。」換句話說，當電視攝影機總是關注前場球員時，領導的苦差事往往在後場進行著。
巴西在1822年宣告從葡萄牙獨立，卻和我們所想像的國家形式很不相同，匯集了天差地別的城邦、階級、種族、政治立場、宗教和微文化，只靠著一面國旗勉強維繫在一起。然而，自從19世紀晚期，俱樂部球隊草創以後，巴西就有了團結的目標：足球。巴西國家隊的前教練卡洛斯．阿爾貝托．帕雷拉（Carlos Alberto Parreira）這麼告訴BBC體育台：「國家足球隊是國家認同的象徵，也是國家唯一團結的時刻。」
當巴西國家隊開始在世界盃與其他國家交手時，足球給了巴西另一項贈禮：巴西優越主義。巴西隊不只是贏得許多場比賽的獎盃而已。巴西獨特的背景融合了不同文化，從足排球（用腳踢的沙灘排球）到24拍的森巴舞，似乎創造了培育足球大師的溫床，來自不同背景的巴西人都能以超凡的創造力操控足球。
埃德遜．阿蘭德斯．多．納西門托（Edson Arantes do Nascimento）在巴西又被稱為「球王」，而更廣為人知的稱呼則是比利。他是足球史上最偉大的奇才，從1956年出道到1977年正式退休，一共贏過3座世界盃，替桑托斯足球隊蒐集了超過20個冠軍頭銜，在參與的1,363場比賽中得分超過1,270分，堪稱史上頂尖。當比利在1969年得分破千時，巴西的報紙特別把頭版分成兩半，給了他和阿波羅十二號登陸月球同等的歷史地位。
開始研究時，我以為比利是世界盃冠軍隊伍的隊長，但後來發現事情並非如此，我感到很訝異。
1958年，當比利還只是青少年時，巴西的隊長是強勁的中後衛希德拉多．路易斯．貝里尼（Hilderaldo Luiz Bellini）。貝里尼有著電影明星般的帥氣長相，因為球場上強悍難以動搖的形象，有了「公牛」的綽號。巴西隊在1958年的賽事中新創了「平行四人站位」（flat-back four）的防守陣勢，貝里尼扮演中心角色，負責守住中場，盯住其他隊伍最厲害的攻擊者。這代表他在面對世界上最強壯快速的球員時，必須像個沙包假人那樣，正面承受他們的衝擊。
他在離場時，腳上往往因為衝撞時被對手釘鞋刺傷而血跡斑斑。他也曾經膝蓋碎裂，或是顴骨骨折。
當巴西的目光都集中在像比利那樣靈活、創新、敏捷的得分球員身上時，貝里尼在背後默默付出。他在國家隊的10年生涯中，連1分也沒有得過。
1958年瑞典世界盃決賽前，全巴西都籠罩在不安中。1950年的賽事，他們席捲全場，決賽時卻在主場心碎地輸給烏拉圭；1954年，他們則在4強賽時輸給匈牙利。雖然巴西很被看好，前兩屆失敗的陰影卻糾纏著球迷，甚至給了球員沉重的壓力。人們普遍認為他們不夠強悍，雖然可以取得領先，卻沒有辦法守住優勢。
決賽開場4分鐘，在斯德哥爾摩主場比賽的瑞典隊率先得分，幾乎不給巴西任何碰球的機會。當下，5,000萬木然的巴西球迷交換了心照不宣的眼神：又來了！
當瑞典隊慶祝時，巴西隊長貝里尼毅然走進球門，把球撿起。
他知道自己年輕的隊友們受到打擊，而悲劇可能再次發生的想法吞噬了他們，奪走他們的力量。他走向負責開球的中場球員迪迪（Didi），將球交給對方，給了他一道嚴正的指示：「控制住球隊。」
迪迪聽從隊長的建議，把球挾在臂彎，緩慢而自信地走向中場，叮囑隊友冷靜下來，是好好對抗這些「外國佬」的時候了。巴西隊像是活了過來，連續得了4分，以5:2痛擊對手，贏得隊史第一座世界盃。最終，他們以超群的才華扭轉了勝負，但貝里尼才是背後真正的支柱。
4年之後為1962年世界盃備戰時，巴西已經習慣了世界足球強國的地位，過去的焦慮早已一掃而空。然而，幕後的氣氛卻越來越緊張。巴西的技術監督保羅．馬查多．德卡瓦略（Paulo Machado de Carvalho）正在思考一個可能引起軒然大波的問題：希德拉多．貝里尼到底還是不是隊上最好的中後衛。
巴西對墨西哥的開幕戰前幾天，德卡瓦略的辦公室門被推開，貝里尼的替補球員莫羅．拉莫斯．德奧利維拉（Mauro Ramos de Oliveira）走了進來。莫羅的球技優雅，以冷靜的控球聞名，但體魄和氣勢都比不上貝里尼。然而，在這一天，他決定表現自我，告訴老闆他相信自己應該站在貝里尼的位置出賽。
德卡瓦略注意到莫羅的進步，也很欣賞他的自信。在震驚的觀眾和媒體面前，他不只同意換人，更任命莫羅擔任新的隊長。聽到臨場換人的消息，記者們連忙蜂擁到貝里尼身邊，想聽他的反應。他們期待著他至少會有些微詞，但貝里尼的答覆只有短短兩句話。
「很公平。」他說，「現在是莫羅的機會了。」
結果看來，貝里尼平淡的反應恰如其分。換人的決定並沒有引來隊伍內部的抗議，或是破壞巧妙的默契。莫羅從板凳來到場上，彷彿早已習慣隊長之職，帶領著巴西隊得到連續第二座世界盃，達到一級球隊的標準。8年之後，巴西隊在1970年又一次贏得世界盃。
莫羅和貝里尼當時早已退休，新任隊長也是後衛的一員，是名叫卡羅斯．艾柏特．托雷斯（Carlos Alberto Torres）的右後衛。
即使像巴西這樣才華洋溢的隊伍，卻仍必須仰賴挑水者的付出，我卻沒有感到意外，因為一級隊伍的模式就是如此。令我費解的是，這支隊伍如何在12年間贏得3座世界盃，任用的卻都不是同一位隊長。而在隊伍3次挑選新隊長時，卻從未把重任交給史上最傑出的足球員比利。
2015年春天，74歲的比利面色蒼白，身形脆弱，眼睛幾乎睜不開，肩膀也垮了下來。他在曼哈頓接受記者訪問，被問到為什麼巴西隊在他的年代總是能找到實力堅強的隊長。比利靠在椅背上，沉默了一下才說道：「原因很難說。我不知道原因。」
「他們邀請我當隊長。」他繼續說，「但我總是拒絕。」他解釋自己是基於戰術上的理由，「聽著，如果桑托斯隊或巴西國家隊的隊長是我以外的人，場上就會有兩個受到官方敬重的選手，就是比利和某人。但如果我是隊長，我們就少了一個。」
比利的答案很有道理，但卻沒辦法解釋巴西隊更大的謎題：為什麼在他們歷史上最偉大的足球皇朝，能自動「繁衍」出超群傑出的領袖。為了尋找答案，我買了機票到里約熱內盧。在2016年晴朗的10月清晨，我來到位在巴拉達蒂茹卡（Barra da Tijuca）的現代化社區，卡羅斯．艾柏特．托雷斯（Carlos Alberto Torres）為我開了門。
71歲的托雷斯依然精神飽滿，他是黃金時代碩果僅存的隊長。
他曾經和比利同場踢球，一起舉起1970年的世界盃，一起巡迴世界，接著成為巴西受人敬重的足球球評。如果這樣的人都無法解釋為什麼巴西能成為優秀隊長的搖籃，或許真的沒有人知道答案了。
托雷斯告訴我，在國際足球生涯中，他和許多其他國家的隊長交流，總是很羨慕他們。他說，那些隊伍的成員同質性很高，球員的想法類似，而且通常教育程度不錯，帶領這樣的隊伍感覺很容易。「巴西的文化不同。」他說，「在巴西，沒有什麼共同的背景，大家接受正規教育的機會也少。有些很貧困的孩子只上了幾年學就開始踢球，而隊長必須意識到這樣的狀況。我們的領導者在許多方面都必須指引球員，因此，擔任巴西的隊長也是對自己人格本質最深的試驗。你必須試著了解他人，了解他們的背景。你越了解，就能幫得越多。」托雷斯雙手合十，「我們需要領袖來控制球員，你懂嗎？如果你強硬地安排，這樣不自然的領導者沒有辦法得到球員的尊重。」
根據托雷斯的說法，有件事降低了帶領巴西隊的複雜性：其他有可能成為隊長，或是在各自的俱樂部球隊擔任隊長的球員，都知道想讓巴西國家隊團結合作是多麼困難，因此會毫不猶豫地伸出援手。他說：「其他的領導者會幫助你。」
我問托雷斯巴西足球的另一個謎團：為什麼在比利輝煌漫長的生涯裡，球隊從未施壓讓他接下隊長臂章？更廣泛來說，為什麼「巴西國家隊隊長」這個位置很少交給滿坑滿谷的明星球員？
「最好的球員不一定會是最好的隊長。」托雷斯說，「像比利這樣的球員已經承擔許多壓力了，球迷和記者都對他抱著極高的期待。他只要為比賽的好表現做最好準備就夠了，不應該再擔心隊長的責任。隊長隨時都要擔心許多事，要專注解決問題，和教練溝通，找到隊伍最適合的策略，也要扮演官方與球員的橋樑。你得讓頂尖的球員離開人群，他們才能好好準備。」
換句話說，托雷斯的意思是，在巴西，作為球星的負擔和隊長同樣沉重，而兩者並不相容。或許其他國家的球星能自在地扮演起領導的角色，巴西卻沒有人能兩者兼顧。然而，他沒有說的是，巴西隊包含比利在內的每位球員，都直覺地知道這點。
如果有人在研究開始前，問我哪一個隊伍最能凸顯挑水者的力量，我大概不會選巴西國家足球隊。但從里約飛回家時，我意識到巴西隊之所以頂尖，並非單單只是因為集合了頂尖的球員，它能成為一級球隊，是因為符合制衡原則。他們的強盛乃是因為球星們知道自己無法成為好的隊長，而貝里尼、莫羅、托雷斯等隊長也認清，他們不會成為球星。在巴西，隊長就必須扮演挑水者的角色。
本文節錄自：《怪物隊長領導學》一書，山姆‧沃克（Sam Walker）著，謝慈譯，寫樂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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