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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鏡頭寫日記的人

文 / 馬萱人    
1996-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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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鏡頭寫日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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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筆寫日記;有人拿相機寫日記;現在,有更多關心這片土地的人,以攝影機寫「社會日記」--紀錄片。

三月中旬,台灣東海岸已是豔陽天。文化建設委員會「地方記錄攝影工作者訓練計畫」邁入第二期,一群東區學員揮汗扛起數斤重的攝影器材,在花蓮市美崙山爬上爬下,以在地人的鏡頭觀察在地人的生活。山上的長青歌友會、蟲魚鳥獸、登山者及住戶,一一人鏡;一位學員一邊揮趕叮了她滿腳的蚊子,一邊和路過的歐巴桑,在攝影機前大談開發美崙山的環保問題。

另一位北區學員、專職畫家劉秀美,則曾和同組學員停駐台北市松山區市場邊,記錄一個自南部北上、以賣麵維生的家庭。她目睹女主人依依不捨送兒子服兵役的畫面;而在拍攝途中,也曾被這位女主人嚴詞拒絕,質問道:「聽人家說第四台拍片都有給錢,你們為什麼沒有?」

最後,在麵攤老闆寬容下,劉秀美等人依然完成了這部紀錄片。拍攝麵攤收工過程的那一晚,老闆為他們更加賣力地擦洗鍋碗飄盆,直至凌晨五點,讓劉秀美深感和被記錄者其實生活接觸的悸動,也認清電子媒體惡性競爭的不良影響;「如果勉強地拍,是不會有好東西的,」她衷心體會。

這類表面看似毫無特異之處的場景,向來不是多數專業影像傳播工作者(尤其是電視人)的主要焦點。更嚴重的是,多年以來,不少紀錄片受到主管傳播事業的官方機構干預,經常淪為政令宣導片。一位資深的紀錄片製作人,甚至聽過某位新聞局官員今人遺憾的一段話:「本紀錄片應代表國家進步形象,不能出現原住民畫面。」

如今,有這麼一群來自各行各業各族群的人士,願意嘗試投入需要時間經營的紀錄片工作行列,爭取選材運鏡的自主權力,留住日漸消逝的家鄉映像。正如主動向文建會提案、承辦此次訓練計畫的「全景映像工作室」創辦人吳乙峰所言:「創作,回到人民生活現場。」

一群有心的「傻瓜」

的確,隨著人民生活的急速變遷,愈來愈多的非營利團體或個人工作者,體會在文字之外以影像記錄台灣的急迫性。北區學員劉秀美和夫婿張建隆,早於官方喊出「社區總體營造」一詞之前的一九七八年,即在台北縣淡水地區創辦「淡水文教促進會」及「茶友會」;研究台灣史的張建隆,亦曾為淡水鎮公所編輯社區刊物,為故鄉盡一份心。

雖然促進會等社區團體已因故解散,刊物亦因理念不合易手編輯,張建隆仍堅持以一己之力繼續研究台灣史及淡水地方誌,他也一直存有將其研究由文字層面提升至影像層面的想法。認為「享用美術不應是少數人權利」的畫家劉秀美則覺得,現在是「影像閱讀的時代」;理念的其實傳達,必須掌握時效性,就該運用時代的語言與媒材去創作。於是,這對不屬於任何團體的夫妻,一同參加了文建會北區紀錄片訓練班。

東區學員、來自花蓮縣光復鄉的阿美族人達風與布魯,則和其他十位同鄉合組「太巴塱青年文化研究會」。身材魁梧的布魯半開玩笑地說,當初他們幾位同年齡層的男男女女合組這個「讀書會」,族中長老非常反對,「還以為我們在搞「來電五十」呢!」

一年多來,「讀書會」成員在工作之餘,一有空就聚在一塊,學著以稻殼燒陶、木雕、編籃等阿美族傳統文化,並自編刊物保存即將失傳的童謠、民歌等等,族人這才發現他們是認真的。達風和布魯這一回學拍紀錄片,算是全新的經驗:對一支無法以自有文字記錄文化的族群而言,這群有心的「太巴塱」青年,期待能以影像傳播輔助世代傳承。

另一位來自宜蘭縣五結鄉的東區學員卓碧珠,任職於「大二結文化促進會」,平日就常拿著v8拍攝當地耆老演奏北管的實況。為了能更進一步.記錄宜蘭當地風土民情,她必須克服從小怕坐火車的恐懼感,持續半年、每個週末往返宜蘭、花蓮上課。但是,卓碧珠非常高興能在班上認識一群「與我同樣的「傻瓜」」,她在班刊上寫道。

其他和卓碧珠一樣、樂於犧牲近半年假期學拍片的「傻瓜」,還包括小學老師、家庭主婦、民意代表、環保人士、研究所學生及社區協會成員等。他們的成長背景互異,卻有著共同特點:關心土地與人。雖然這項訓練計畫至今僅有數十人參加,但只要想想這群人所參與的社會與個人工作,及其背後所代表的民間自主文化意識,紀錄片「自己動手做」的影響力,自無法單以「量」計。

生活是最好的劇本

當然,這群人才剛開始掌鏡,作品尚未成熟;然而,不只一次從事紀錄片人才培訓計畫的吳乙峰比喻:「從事文化工作,猶如農夫種田。」認真執行的紀錄片,本就需要長期的田野調查與時間醞釀。文建會在舉行各種熱鬧的慶典式文化活動之外,這回願意撥款主辦地方紀錄片人才訓練計畫,「總算做對了一件事」,吳乙峰肯定。

不過,紀錄片從前並不受執政當局歡迎,至今亦末引起文化主管單位的全面重視。一位傳播學者曾為文觀察,因為這類型式的影片太貼近社會、似日記般其實、又無立即利益可圖,黨政軍掌控的三家無線電視台,至今仍甚少有紀錄片的蹤影--除了少量廣電基金支持的影片之外(然而,近日又傳出中視力拒一部生態紀錄片在該台播出的消息)。

而最有潛力製播紀錄片的公共電視台,籌設過程一波三折;多數新興的民營電子媒體基於成本考量,不大可能長期投資紀錄片,堅持拍攝紀錄片多年的文化工作者,都面臨失去發表管道的困境,更何況這群才剛起步的新血輪。

此外,已是賠本訓練紀錄片人才的吳乙峰憂心表示,基於經費考量,聽說文建會還不一定支持接下來的南區及中區訓練班。前兩期經由甄選而來的學員(每期報名的人數皆大爆滿),結業之後能否持續拍攝地方紀錄片,更加未知了。

無論如何,這群剛學會由觀景窗看世界的在地人,還沒有人輕易打退堂鼓。任職於花蓮市中華紙漿廠、平時跟著太太到環保團體「日出小組」幫忙的學員吳恩貴說得坦白,現在要他馬上辭掉工作去拍紀錄片,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他也許會在退休之後,好好地用攝影機留下花蓮的景觀。一歲時就隨著父母從大陳島撤退至花蓮的吳恩貴,早就自稱是花蓮人了。

正如曾以「月亮的小孩」一片感動無數觀眾的吳乙峰所言:「生活永遠比創作重要。」當紀錄片工作者一直想完成某個目的時,反而容易扭曲原意。對這群本就認真過活的地方紀錄片初學者而言,生活,就是最好的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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