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無暇回味首次民選總統的空前盛況，台灣正面對政治饗宴之後，杯盤狼藉的資本市場與不景氣下錙銖必較的現實生計。
從去年七月，兩岸軍事對峙隨選情不斷升溫之後，台灣經濟就持續發冷。退票率與銀行逾期放款比例月月迭創新高，失業率攀升，投資意願走低；資本大量外流，使年度國際收支帳產生近四十億美元的逆差。開年之後，出口成長開始趨緩，到了三月，前半個月的出口金額更出現一０%的負成長。
選後的台灣，是久違了的百業蕭條，向下調整過後的五．七六%經濟成長率，寫下一九八三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結束後的最低點。
而在此之前，政治推出新版本的經濟振興方案，花費二百二十億美金(根據「亞洲華爾街日報」估計)，親自介入資本市場操作。「敵人子彈已經打過來了，我們的銀彈當然得打出去。」股市安定基金小組成員之一的經建會財務處長葉明峰如此宣示。
振興房市行動首先展開。政府釋出八百億郵政儲金承做首次購屋貸款優惠利率，企圖提高消費者的購買意願。而所收到的「成效」是，房地產價格在半年內下跌一成，預售屋銷售率僅達一六%，建築業者跳票與倒閉的消息依舊頻傳。然後，政府宣布，由於「承做績效良好」，將繼續釋出一千億郵政儲金投入房市。
接下來，在李登輝總統「讓股市漲回去」的動員令下，由公民營金融機構奉命籌組兩千億股市安定基金，在大選之前進場護盤。在投入六百億資金之後，股市止住跌勢，但比起去年同期，市值四兆六千億的台灣股市，已經縮水五分之一。
中央銀行穩定匯率措施，與安定股市行動同步開展。為了防止民眾恐慌性擠兌美金，造成新台幣幣信崩潰，央行大量拋售美元，一千零四億美金的外匯存底，降至八百五十億美金。
資本市場的質變與量變
這些措施或者讓散戶大眾稍稍喘息，卻讓內行人心驚。因為政府強將資源集中於股市匯市的結果，使資金市場如同失衡的天平，壓制住匯率，卻造成短期利率高漲；止住了股市跌勢，卻讓債券市場大幅下挫。
一位退休的財經官員更憂慮地形容，中央的作為，猶如引錢入黑洞，完全斲傷交易市場天生具備反應經濟發展的機制，也引得眾人只將眼光置於股、匯市漲跌，忽略資本市場在這段時期，已經產生質變與量變。
例如，原先被預估將在選後回籠的資金，台灣國際標準電子總經理毛渝南推估，國內即將於七月開放八家民營電信公司，是企業界引頸已久的大商機，原有十多家財團都積極參與，但因資本市場生變，屆時極可能出現只有四家業者申請的局面，因為，「大老闆的股票資產剩下一半，而社會大眾手上的閒錢，一大半換成美鈔和黃金。」向來語鋒犀利的毛渝南分析台灣已出現資金旱象。
另一方面，雖然外商紛紛表態，聲稱願意繼續在台灣投資，但隱藏末見的損失，卻可能發生在末來，「既定的投資當然要執行，但眼前怎麼說服總部在這裡進行新投資？」一位外商總經理私下表示：「新投資案已經轉到其他國家，再輪到我們起碼也是三年以後的事。」根據「天下雜誌」對外商所進行的不記名間卷調查中，超過六成的受訪者認為，兩岸關係已經阻礙該公司在台灣進一步投資。
素有「經濟學界的良心」之稱的加爾布雷斯(J. Galbraith)，在「自滿年代」一書指出：「任何經濟、社會與政治下的既得利益者，都會依其所需而塑造社會道德和政治安定。即使有充分的證據顯示，他們所塑造的結果是與他們原先的目標背道而馳。」台灣的現況，似乎正如所言。
打折扣的政策
就像一本釐不清投資報酬與機會成本的帳冊，政府投入了資金，換得的卻是更萎縮的市場。這一系列的振興方案，正陷入系統思考理論模型的補償性回饋－－善意的干預引起系統的反應，但這反應反過來抵消干預所創造的利益，干預愈大，系統的反推力量也就愈大。
而問題的關鍵是，當權者在挽救市場時，無視於其他干擾運作的力量，在政策干預與其反挫力量形成負面的互動循環之後，資本市場運作更形惡質。
從房市政策來看，以釋出郵政儲金鼓勵首次購屋，原本從需求面提振市場景氣，推動建築業發展。然而，「特權和金融機構利益掛鉤的結果，很多資金根本就被體質不佳的建商利用人頭借走；」立委許添財指出：「這種結構不改革，只是讓該倒閉的業者苟延殘喘，民意代表從中牟利，但多數消費者卻享受不到，購買意願無法提升，政策再好都要打折扣。
此外，房市明顯處於供過於求的局面下，執政黨候選人一方面大開支票：「拿六百億出來消化空屋不是問題」；另一方面，又不斷強調軍眷政建與「六萬塊一坪」勞工住宅政見，使整個住宅政策完全失去邏輯與方向。
影響所及，長年調查房市供需關係的政大財稅系系主任曾巨威發現，雖然房市不振已有三、四年，但直到去年才第一次有多數消費者開始感受房價下跌，覺得可以考慮購屋，「但卻極可能因為政策干預的訊息，延遲了購買的意願」。
結構弊病扭曲資金分配，政策目標失準加深供需落差。於是，政府挽救房市，房市挽救政府，而究竟該挽救的是房市？還是該挽救「挽救房市的政府」？
對於穩定股市與匯市的做法，儘管相關單位對成效有口皆碑，但是外界的評價卻是仁智互見。
以新台幣對美元盯住二七．五；一的匯率而言，贊成者認為，台灣外匯存底原本就過多，消化一、二百億美金來穩定幣值，可謂一舉兩得。但反對者卻認為，如果局勢不好，即使再花五百億也守不住；局勢好轉，不必干預也會回穩，「如果政府嫌錢太多，可以投入建設，為什麼一面為建設債台高築，一面卻把錢無謂地浪費？」一位經濟學者反駁。
反對者更認為，政府「喊明牌」式的匯率政策與死守股市四千八百點底線，「讓想逃難的人得以在股市高價脫手股票，再兌換高價的美金，從容離去！」一位不願參與安定股市行動的銀行董事長批評：「懲罰多數對國家有信心的人，補貼對國家沒信心者的「逃亡成本」。」
「安定基金」破壞金融秩序
對應這種說法，財政部長林振國提出反駁：「難道等情勢不可挽回才出手？」
然而，對實施自由經濟制度的國家而言，任何政府干預市場的措施，都難免會遭遇相同的挑戰－－什麼叫合理的出手時機？「如果當年說一萬兩千點不好，那為什麼四千八百點是好？如果四千八百點是底線，為什麼三千多點的時候沒有安定基金？」一位外商銀行經理人一疊連聲反問。
更受非議的是，「非常時期是需要非常手段，但非常的手段也不能破壞制度，」許添財指責執政黨重施過去「利多與長紅」的選舉手段，公然利用行政資源拉抬股市，帶頭違反證券交易法；「生病就該對症下藥，動不動就打嗎啡來止痛，等到該救命的時候怎麼辦？」
被金融界人士直斥為「怪物」的股市安定基金，並非台灣獨特的產物，鄰近的日本與韓國也有類似做法，所不同的是，這兩個國家是以民間金融業常態性的共同基金，在原有制度架構下運作，而台灣則是由政府主導的臨時編組。雖然只是一點的差異，卻造成迥然不同的結果。
首先，原本承諾在選後功成身退的安定基金，為恐基金退場之後加重股市下挫壓力，落得「不安定基金」的皆議，只能繼續留在股市，政府並且以無需提列備抵損失準備的政策，鼓勵民營金融業者「長期(一年)」持有股票。於是，外界便把這個「只許上漲，不許下跌」的措施，冠上「拉抬基金」的名號。
「早知如此，當初全委郭廷才要偷渡取消證交法「反操縱條款」，還不如賣他一個面子，反正結果是一樣的。」一位證券界人士反諷。
另一個相當嚴重的後遺症，是安定股市的諸多措施，已經危及攸關金融安定的「防火牆」(限制不同金融業務之間互相投資的法令)。
金融防火牆的設置，原本是為了降低金融機構的經營風險，確保大眾資金的安全。在這個原則之下，銀行法規定，銀行投資股票不得超過淨值的一五%，然而在「一切為護盤」的前提下，少數民營業者已經超過此一上限，但政府卻投鼠忌器，不敢依法行事，「業者配合政策，當然不該處罰，否則以後碰到要顧全大局時，銀行業還願意配合嗎？」金融局官員表示。
有一度，安定基金成員甚至還力主放寬投資上限，以及放寬銀行投資關係人的上市公司股票，這次財政部則能夠堅持下來，但擺在眼前的難題是，「股票已經買了，你能逼他賣嗎？」政大銀行系教授殷乃平質疑：「現在鼓勵財團為自家的股票護盤，將來怎麼防範他利益輸送？安定股市重要，難道金融秩序就不重要？」
納稅人受害
另一方面，證券交易規定也在一夕之間大幅鬆綁，例如取消證券自營商的操作股票的價量限制，放寬經紀商投資股票的比例，開放第三類股票(高科技上市公司)的信用交易，同樣招來外界的批評。
「當初這些比例都是有所根據才制定，即使不合時宜，也應該針對現況研究後再修正，而不是為放寬而倉促放寬。」曾巨威認為。
最受詬病的是，被媒體喻為「太上證管會」的股市安定小組，不但進場操盤、主導決策、公開操作底線，還擁有依法不得外流的股市交易資料，並據以警告要「制裁」出售股票的投資人，而體制內主管證券行政的證管會主委，對於安定基金的組成，反而是「事後才被告知」。
部分官員對於這些權宜之計，滿懷難言的複雜情緒：「要建立一點制度，得在立法院奮鬥幾年，要破壞卻只是一句話。」一位多年參與金融開放制度建立財政部官員嘆道：「學經濟的誰不同意要尊重市場機能，但市場如果崩潰，制度還能存在嗎？」
嚴格說來，安定股市的措施並非全然違反制度，也不乏合乎法理的做法。例如，放寬勞工退休基金與公務員退撫基金投資股市的比例，由二０%提高到三０%。與歐美國家以退休基金五、六成投入股市的狀況相比，這個比例並不算高；而中信局過往操作的績效，獲利率也達二成左右。儘管如此，卻仍引起勞工團體群起抗議。
「別人的做法，退休基金是委託給很多基金公司憑專業來投資，台灣卻是為候選人拉抬造勢。」立委蔡正揚分析箇中差異：「投資有獲利，對勞工和公務員沒好處，虧損卻要國庫負擔，受害的還是納稅人。」
歸根結柢，台灣在這段國家安全遭受威脅的關鍵時刻，最深的危機不是幣信，也不是股市投資信心，而是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互信再受重創。許多人都認為，行政部門這一連串危機處理的動機，服務政黨選舉的成分遠超過為全民考量。一旦政策的動機遭到懷疑，再怎麼師出有名的良方，都不免被認定是毒草。
從「開門兩件事」開始
而大眾對為政者的不信任態度，卻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以近來相當引起爭議的兩樁金融事件－－高雄中小企銀與台東企銀而言，都因為立法院長選舉和行使行政院長同意權之故，對涉及兩案的當事人郭金生與游淮銀，採取低調處理的態度，使兩人的派系繼續主導銀行的經營。「如果為了選舉就放棄法律的堅持，犧牲存款人的權益，那要如何讓大家相信往後不會做出更多妥協？」一位熟悉內情的金融界人士沈重地指出。
而經過這一番穩定股市的動員之後，這樣的不信任感正逐漸擴大。「明明已經違法，為什麼公平會、法務部與監察院一聲不吭？政府制衡的機制還有效嗎？」曾經前往監察院要求調查股市基金的立委蔡正揚不解。
高層官員一再高言，台灣是「命運共同體」，按照政治學定義，共同體意味著「信任的制度化」，而政府的主要職能，是增強社會的互相信任，「當社會文化中沒有信任，就為建立公共體制帶來難以輸越的障礙。」，在美國享一家之言的政治學者杭亭頓(S. Huntington)在「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一書中剖析。
制度崩壞鬆動社會的互信，信任危機抵消因應變局的內聚力。這種內創，也許是囊括五四%選票的執政黨領導人所始料未及的。
撤去選舉旗幟與廣告看板的台灣街頭，又回到一年前的舊模樣。不管是兩艘航空母艦相助奏效，或是兩百多億美金的護盤有功，股市與匯市終於止住跌勢；不管資金的流失是逃難或是虧損，「最重要的是，留下來的資金要怎麼用。」曾巨威強調。
對台灣而言，中共二次的軍事演習，印證了經濟手段終究難解非經濟因素的結。中共的武嚇仍將持續，政府除了從根本化解兩岸敵意之外，還必須立即綢繆更健全的、「保命」的財經環境，累積更多的籌碼，才能在不可測的危機發生時，保住長期爭取自主空間的氣息。
對剛在選舉當中獲得大勝的執政黨而言，過半數的得票率，更意味著這個命運共同體未來的興衰，是其責無旁貸的任務。
「先從缺水、缺電的問題解決起吧。」一位曾在演習期間，手諭海外事業「無論任何情況，無條件支持政府決定」的企業主認為，最讓企業界苦惱的不是遠在天邊的飛彈，而是近在眼前的「開門兩件事」。
顯然，台灣還有太多課題要努力。權力遊戲勝負底定，是到了偃旗息鼓、休養生息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