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市鼓山鎮委書記馮志殿總是說，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他一生中最難忘的時刻。
在那之前，大陸走極左路線，整風連年。他是人民公社裡的副書記，當時農民雞鴨養多了就有「搞資本主義」之嫌，「雞頭鴨頭，不能超過人頭；超過人頭，就要砍頭」。
在那之後，大陸開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掛帥。如今，一個鼓山鎮民每年平均所得是一九七八年的三百倍，某個畜牧專業村，全村兩百人就養了三萬多頭豬。而年近六十的馮志殿也已辦過鄉鎮企業、三資企業，目前兼任福州市福興投資區管委會主任，把外商心理也摸得透熟。「我們的後勁很足。」馮志殿用濃濃的福州腔說，特大號的大哥大時刻不離手。
從福州、深圳到成都，從沿海到內陸，數以千萬計的大陸地方幹部，與馮志殿一起見證了改革開放十六年來「翻天覆地」的變。在過去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他們曾是維繫中共政權運轉的「政治細胞」，如今則是推動現代化建設的「經濟細胞」。另一方面，他們自己也逐漸退去了渾身的「政治細胞」，變成「經濟細胞」極其發達的新族群。
他們或是做決策的地方黨政領導、或是當參謀的研究智囊、或是執行政策的管理人員，當中央向地方放權讓利，當地方自主性明顯提升，他們都得到機會讓鬆綁的手腳用力揮舞。初開放時期打先鋒的資深幹部，有闢荒的草莽氣質；文革期間成長的中年幹部，猶留有當年的刻苦痕跡；刻意培養的「第三梯隊」則已是熟悉現代遊戲規則的新新人類。
另一種集體意識
乍看之下，幹部們似乎依然保有當年搞政治運動的架式。隨便走進一個機關辦公室，四處可見宣揚改革開放的標語口號。幹部們言必稱「小平同志」的改革美意；談起「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國際慣例接軌」或「改革的春風吹遍了神州大地」，全都口徑一致、滔滔不絕。「經濟發展」彷彿取代了「無產階級革命」，成為另一種集體意識型態。
進一步探究，其實不然，幹部們都已經歷了「換腦筋」的過程，滲入了新的生命力。
首先，他們的考核標準己與往昔大不相同。
過去，優秀幹部必須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積極分子」，很難用具體的業績來評鑑。現在，考核幹部的標準則是「三個有利於」(有利於發展生產力，有利於增強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就動機一百八十度轉變。
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台辦人員，原本僅須處理行政工作，今年起要直接參與引進台資。華東七省市的首長，為促銷「華東區域經濟合作」計畫，二月間親自上了上海人民廣播電台的Call-in節目，觀眾反應之熱烈，絕不亞於台灣同類型節目。幾乎每個幹部都能倒背如流舉出當地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工業總產值、引進外資額、出口總額的變化。
江蘇省無錫市的一位年輕副市長，與記者談話時，大哥大不停地響，動輒是香港、新加坡來的電話。而各地方領導接見外商、媒體記者、視察基層的行程，更是密密麻麻排到好幾個星期以後。
從計畫經濟轉軌到市場經濟，政府與幹部的角色都在調整。改革開放以來，中央下放了某些經濟權，地方政府的職權固然有所擴張，但地方幹部也逐漸接受了「小政府、大社會」的觀念。
其中以「計畫委員會」的角色轉變最具代表意義。
廈門市計委會副主任黃正忠，四十來歲，任職計委會已近二十年，改革開放前，他主要的工作內容是「訂計畫、安排指標、檢查執行」，如今雖然仍需要計畫，但計委會只管攸關國計民生的事項，「大的管住管好，小的放開搞活」。
先行一步的開荒牛
市場機制為地方幹部開了一扇窗，看到了、也學會了「國際慣例」是如何運行。
現任深圳市南山區委書記的虞德海就走過這樣的路。一九七九年，虞德海奉派到深圳南方的蛇口，在新創立的「蛇口工業區」擔任大陸第一家中外合資工廠的廠長。在與香港合夥人合作的過程中，他逐漸「開拓了腦筋。」
以用人為例，虞德海過去完全聽命於上級，與外商合作後，必須與合夥人磋商，對董事會負責。在人事管理方面，也打破了過去「無功勞也有苦勞，無苦勞也有疲勞」的鐵飯碗心態，代之以「無功就是過」的嚴格要求。當時工業區管委會的委員是由中層員工以「無記名差額投票」產生，候選人必須發表政見、接受質詢，一年後還得舉辦信任投票。
年近五十的虞德海如今主管深圳市南山區業務，轄下幹部每年都要撰寫述職報告，由屬下評鑑。滿口湖北腔的虞德海喚秘書找來幾份述職報告，邊說：「以前強調幹部的出身檔案，現在重視考核檔案，這才是一個人實實在在的成績。」
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之初，大陸開闢了深圳、珠海、廈門等經濟特區做市場經濟的「試驗田」，在這些超前實驗裡，有一群比大膽、比敢闖的「開荒牛」。
「先行一步」的廣東幹部最有拓荒精神。直到今天，飲茶樓裡的廣東人依然津津樂道：八０年代初的省委書記任仲夷，向中央要開放政策，向手下拍胸脯說「你們幹，出了問題我來頂」；佛山市長于飛率先允許個人購買公司股份，率先貸款自建大橋，再以收過橋費來償還貸款，還創下推舉模範推銷員的先例；一手擘畫蛇口工業區的創建人袁庚，不顧當時輿論非議，提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顧客就是皇帝」等顛覆傳統的口號。
除了當年這群打前鋒的資深幹部，還有一批年約三十五至四十五、文革時期「知青」出身的地方幹部，目前構成廳、處長級陣容的骨幹。他們普遍具有吃苦耐勞的特質，留有傳統文化的根底，也能吸收西方文化。
福建省計委會副主任盧增榮，今年四十歲，文革時曾在福建山區當了四年生產隊長，那時他挑得起一八０斤重的稻穀，乾飯調豬油就是美味。「當時是吃苦，但體力的鍛鍊、對基層的了解，使我終身受益。」他到省政府任職後，還曾下鄉一年擔任扶貧工作隊隊長，貼近民眾。實務之外，盧增榮目前也計畫回學校深造理論，尤其當中國正探索「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時，他對「社會主義」及「市場經濟」這兩個領域都想進一步理解。
「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在沿海試驗田中育秧有成，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改革的秧苗逐漸往內陸移植。各地幹部如今在全方位的開放態勢下，充滿了緊迫感和競爭意識；先進地區深怕優勢不再，落後地區則急起直追。
往有市場的方向走
深圳市的一位中級主管表示，優惠政策全國普遍後，「特區已不再特別」，深圳的優勢已削弱，一定要把握九七香港回歸的機緣，「深港一體」，再造高峰。
山東省委書記趙志浩二月初上電台Call-in節目時，某觀眾問：「山東既被畫在華東地區，又屬於環渤海經濟圈，究竟如何定位？」趙志浩答得直率：「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哪裡有市場，我們就到哪，華東有市場，我們要瞄準。」
來到福建省，各級幹部同聲感嘆，廣東發展得利於毗鄰香港，福建卻因面對台灣，兩岸對峙期間一直被視為前線，中央不願投資建設，經濟發展在沿海省份中相對滯後。直到近年兩岸經濟交流日盛，福建藉地緣、血緣之利，發展才出現生機。尤其是今年春節「江八點」發布後，中央大員紛紛到閩巡視，將福建當作對台工作戰略要點，積極準備與台灣「三通」。
「「三通」是廈門最後一個機會了。」一群廈門市政府官員在飯局上直言。儘管有人認為，真正「三通」後福建可能反而不敵上海、深圳等地的優勢，但藉「三通」的催化作用，福建希望將地方建設「帶上一個階梯」。
福建省計委會副主任盧增榮滿懷希望地說，「江八點」和「李六點」都強調要加速兩岸經貿交流，而狹義的「兩岸」就是指「閩東南與台灣」，這是福建的機遇。
改革開放的浪潮浩浩蕩蕩，各地幹部為新體制、新價值觀推波助瀾，但也有不少人被浪頭打得暈眩迷失。過去在高度理想性的社會主義強壓下，人是扁平單面的，如今除去框框，人性的複雜真實面重新浮現，其中包括七情六慾、貪贓枉法，幹部自然也不例外。
「物質財富是成功標誌？」電視上，兩組大學生激辯著；許多機關幹部的心裡也衝突著。昔日「官本位」的時代，幹部的社會地位優越，如今「政策放寬，農民喜歡；收入增加，勝過當官」、「闊了海邊兒的，富了擺攤兒的，肥了當官兒的，苦了上班兒的」，優劣勢明顯易位。
在拜金的社會風氣中，幹部運用手上猶存的行政或政治權，以權換錢，設法分得一杯羹，特權、貪腐現象日益惡化。
不講主義只講實際
中共中央毫不諱言幹部貪腐的嚴重，「反貪」甚至成了江澤民樹威、收攬人心的利器。近來，「兩森」成為大陸媒體的報導焦點，一是涉嫌貪污而畏罪自盡的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另一則是苦行僧式的援藏幹部孔繁森；一負、一正，用意都在針砭當前的幹部文化。
也有愈來愈多的幹部，放棄領官餉的生活，選擇「下海」從商。華南一位從政府研究單位跳槽到國營企業的經理坦陳，他的決定是基於「現實利益取向」，目前他的待遇比從前高一倍，紓解了購屋壓力，出入也有車、有司機，「過去務虛，現在務實」。
大陸正在進行一場前所未有的實驗。改革開放十六年來的經濟成長有目共睹，但社會的失序、價值觀的混淆也逼在眼前。下一步呢？是與資本主義愈走愈近，還是其能走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某市政府的經濟研究主管表示，大陸正在探索，如何在「公有制」之下，按市場規律與國際經濟接軌；就像兩支隊伍打籃球，雖然分屬不同單位，但在球場上都要按規則競賽。一位國有企業的幹部則認為，「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這是矛盾的，現在只能說，蘇聯模式已完全被摒棄」。也有人聳聳肩：「現在不講主義，只講實際，什麼主義，是子孫後代的事。」
深圳市政府的大廳裡，放置了一座名家雕塑品「孺子牛」(取意自魯迅的詩作「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墾樹根的老黃牛是深圳蓽路藍縷時期的精神象徵。
早年參與開荒的深圳市南山區委書記虞德海，一直想在當地的六線大道上闢個花園，放置另一座可以表現「新深圳」的雕塑，因為「前十年奮力拚搏，這種精神現在仍不變，但型態應該不同了」；然而，對外公開徵求了四年，至今仍未見滿意作品。
改革開放十六年以來，大陸各地幹部在實踐中探索，逐漸轉換了思維、身段甚至身上的細胞。面對前頭的路，勢推人，人推勢，他們縱然也偶有疑惑，但在「改革才是硬道理」的信念下，卻也無暇多作他想。
一位地方政府的經濟幕僚下了結論：「既然是歷史上沒有過的制度，就不能說一定可以或一定不可以，能否成功，我們願意讓時間檢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