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已到全民票選省長和直轄市長的時代了，三家電視台還牢牢地掌控在執政黨、軍方及省政府手裡言論市場都已百無禁忌了，每晚七點報時鐘一響，螢光幕上依然充斥著當權政治人物的官式活動與言論。
一項由有線電視「台中民主台」所做的統計顯示，八月起至九月初，三台新聞報導三黨省長候選人的新聞則數和時間各為：國民黨的宋楚瑜四十四則，共六十七分四七秒；民進黨的陳定南六則半，共六分二十一秒；新黨的朱高正僅有一則，三十三秒。三台新聞明顯地厚愛執政黨候選人。
「台灣的電視台是日前僅存的戒嚴殘餘的堡壘，是永遠不老的尹雪艷。」新新聞雜誌總編輯王健壯說。
然而，三台的長期壟斷終究引起反撲，今年選舉即可能是個轉捩點。一波波反制的浪頭，藉由衛星電視和第四台等新興媒體，逐漸匯為一股浪潮，試圖衝撞、侵蝕三台這似乎難以搖撼的城堡。
實力懸殊的電波戰
進軍台灣一年、目前在台擁有三百萬觀眾的香港無線衛星台(TVBS)，與聯合報合辦「選舉頻道」，九月底起密集提供選舉資訊。這是四十多年來，平面媒體與電子媒體首次大規模合作報導選舉新聞。
全省一百多家有線電視也組成「省長選情報導－－全台聯線」，十一月起聯手以台語播報選舉新聞，宜稱「以公正、客觀的報導來對抗三台新聞偏頗的現象」。估計收視人口可達兩百萬以上。
此外，衛星電視及各地有線電視也紛紛推出新聞性Call-in節目。雖然常有人批評這種新型態節目傳播過激言論，但與政治人物直接對話的風潮卻方興未艾。譬如，TVBS的「全民開講」收視率達一０%，已逼進甚至超過同時段的三台節目；立委林正杰在螢幕上與觀眾激辯省籍問題，「九二五高雄事件」後，新黨省長參選人朱高正正面接受觀眾對他的抨擊或聲援，都引起收視熱潮。
然而，這畢竟是場實力懸殊的電波戰。新興電視媒體無論財力、人才、技術，都難以和三台分庭抗禮。台視新聞部副理李四端在本刊舉辦的對談中即表示，衛星台、第四台對三台新聞節目的衝擊仍「微不足道」。
舉TVBS的晚間新聞為例，四%左右的收視率，遠不及三台新聞的一五～二五%，以台北為主的新聞製作方向也較難深入掌握中南部的脈息。至於在全省各地扎有草根基礎的第四台，在目前微波管制的限制下，只能使用土法煉鋼的「跑帶」方式傳送新聞節目，時效和普及性都有局限。
「三台是巨人在做侏儒的事，其他電視媒體則是侏儒想做巨人的事。」一位電視新聞工作者如此形容。
儘管如此，新新聞雜誌的王健壯指出，衛星台及第四台固然有其弱勢，卻可以提供三台所欠缺的「公平性、完整性及分析性」。他認為，目前的努力只是個過程，如果今年做出成績，後年的總統大選中，三台之外的電子媒體會更加強勢，商業功能也會提升，進而強化專業性。
啟蒙的契機
「今年選舉，會是觀眾和媒體業者重新啟蒙的機會。」王健壯充滿期許地說。
「全台聯線」的核心人物、台中民主台新聞部的採訪主任李永萍也表示，聯線宣布成立後，得到意外熱烈的迴響，輿論紛紛期許他們「不要偏，要做公允媒體的良性示範」。
曾在紐約大學主修電視新聞的李永萍說，雖然不少第四台業主與民進黨淵源深厚，但聯線如果製作出真正專業的選舉新聞，恰可顯示「新聞從業人員的自主性能夠超越老闆的政治傾向」，而這也正是三台的病灶。
TVBS「全民開講」主持人李濤，曾主持「華視新聞廣場」及中廣的「尖峰對話」，長期處理即時性、尖銳性的新聞節目，對不同電子媒體的生態也有親身體驗。台視新聞部副理、晚間新聞主播李四端，則深切明瞭三台新聞環境的形成背景，以及新聞理論與實務間的差距。
「雙李對話」勾勒出三台新聞生態轉變的可能、新興電視媒體對傳統電視台的衝擊，以及Call-in節目的利弊得失。
三台新聞生態難撼動
李濤：因先天體制的限制，目前三台新聞尺度上的確有強烈的屏障很難突破。雖然沒有一個媒體有絕對的言論自由，總有政治或商業上的局限，但就政治話題來說，衛星台、第四台比三台的空間大很多。今天衛星台、第四台能在道方面發展，也是拜三台尺度之賜。
我們希望對三台有些衝擊，但也是有限的。除非三台能把現有的經營、所有權全面交出去，股東完全脫離政黨、軍方，否則情況很難改變。
以前我在華視時，有一次看到當時的負責人上樓梯走路緩慢，全身大汗，我問：「你生病了嗎？」他說：「我就是為了你才這樣。」原來他被府裡召過去，對我主持的節目嚴重關切。他並沒責難我，但我也體驗出他們有迫不得已的無奈，今天我如果當三台總經理，可能做同樣的事情。但道裡有個問題是，政黨適不適合擁有媒體？
三台的工作人員絕非像外頭所認為，拿了高薪，聽命於上級；剛好相反地，他們非常瞭解社會脈搏和民眾的高度期望，但現實就是現實，最後只有兩條路，要嘛不幹，要嘛做下去。存在就是真理，存在才能一點點地往前推，有相當多的菁英人才，並沒有放棄新聞專業，還是不斷在爭，新聞自由永遠是爭取來的，說他們同流合污，是不公平的。如果今天你不幹了，沒有人會記得你，船過水無痕。
三條蛇互咬
最重要的，要靠社會不斷演進，力量衝擊到所有權者，讓他們自動放棄。這很難，但這是不能抗衡的趨勢，國家擁有的頻道就該還給國家，政黨要退出。三台對執政黨不是資源，而是包袱，像三條蛇，每天咬自己，自食惡果。
應該讓主控者認清這是個無法抗衡的趨勢，在未徹底崩潰之前，光明磊落地交出來，讓社會大眾共同擁有、電視台公平競爭。誰能做到這個大突破，誰就能得到諾貝爾和平獎。但我看希望很渺茫，人拿到權力後很難吐出來。
台灣的電子媒體，硬體上還不錯，但問題主要在精神上、認知上、採訪尺度上。如果把經營、所有權的問題解決了，憑三台長期培養的人力，可以有快速的發展，絕非目前的衛星台、第四台趕得上。
李四端：三台當初成立，有很濃厚的官方色彩，除了娛樂性之外，服務性、宣導性滿大的，直到中美斷交，民眾覺得需要一些資訊，才是電視新聞萌芽的時候。今天三台新聞若給人任何政治上的聯想，你必須承認大的歷史發展，如何能要求它在發展過程裡從中切斷？這是不公平、似是而非的指責。
電視新聞跟著社會腳步走，當社會走到多元的方向時，我們也朝那個方向走，但我們永遠走得比較慢。我不知道今天台灣有任何媒體不受企業倫理和資方結構所引導，最後都是利益導向，而三台當初的資本家就是政府。今天三台中很多人是有政治信仰的黨員，如何能完全把自已放在一個中立角色？社會大眾必須瞭解這些背景，而不是一味做不公平的指責。
我不認為這是國民黨執政與否的問題。坦白講，今天三台節目與執政黨何干呢？國民黨與中視有關，華視與軍方有關，台視則是省屬行庫投資較多，這跟執政黨有什麼關係？只是這三個組織是三台的主要投資者，只能說執政者掌有比較多的社會資源。
平凡的電視台
台灣從五０年代開始，國營事業何其多也，在整個社會多元趨勢下，國營事業開始外釋。換言之，電視媒體也要跟著杜會環境來改，今天我們檢討電視媒體環境時，要看我們的社會環境怎樣。今天動不動就拿我們跟美國比、跟日本比，我們三台合起來的預算不到人家的百分之幾。我們有人家那種對言論自由的容忍嗎？我想我們還需要一段過程。
將來應該讓三台變成非常平凡的電視台，也就是一個商業電視台，不論股東是執政者或非執政者，它的資本結構與新聞呈現是分開來的。比方說，紐約時報的老闆是猶太人，但今天若二次大戰重新爆發，它不見得絕對反對希特勒，資本家與媒體之間有平行和尊重的關係。尊重寬容正是我們這個社會沒有的，現在還不夠成熟。
三台許多新聞人員都受過國外的新聞教育，知道台灣與國外的落差在哪裡。但言論自由的爭取就像跑步，有人跑了半天就是一百公尺的跑道，有人卻有幾千公尺的場地，但都有個圍牆，不能跑到外面去。台灣可能就只有幾百公尺的場地，但你跑跑看，說不定就會愈來愈寬闊。我與長官也談「平衡報導」，他發個脾氣之後也接受了。
台視有個布告欄，過去都貼些人事異動消息，現在所有批評電視的文章都有人影印出來掛在那裡，貼滿了，也沒有人撕下來，外界的批評我們聽到了。
三台的主事者都是中國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我們對目前執政的政府多一分尊重，也許給人的感覺是歌功頌德。現在社會最爭議的就是我們處理政治新聞的公平性，我們非常自覺地在處理，我們自己也不滿意，因為在調整的同時，有人也希望我們腳步慢一點。
要幫我們電視工作者考慮一下，在這種情況下，究竟要我們怎麼樣？我們已經在做一些調整，但是慢。
另外，我也有一個很深的感覺，為什麼政治人物不斷地要運用電子媒體？我泛指所有黨籍的人物。他們指責電視新聞背後的意思是「你替我說話，我就不指責你」，很多人到台視抗議，就表示「你要報導我」。這跟強暴一樣，為什麼把電子媒體扭曲成這個樣子？希望所有政治人物把電子媒體當作平凡一點的東西。
衛視及第四台的衝擊與回應
李濤：新興電子媒體是否能藉這次的選舉爭取觀眾？主要看它們的立場和基本原則。如果因為三台傾向某一方面，他們就傾向另一方面，那本身就失去了均衡，對三台產生的影響就很少，觀眾也不會有興趣。
從另一個廣闊的角度來講，「均衡」已不是最重要的，那是天經地義的。今天觀眾想要的第一應是「預測」，預測誰能當選，為什麼能當選；第二是「檢驗政見」；第三是「檢驗候選人的私德」。電子媒體過去完全沒有做這些，誰能提供這些，誰就比較能獲得觀眾的興趣。當然，最基本的還是公信力問題。
三台提供了其他電視台很多機會，但我看不出來有任何一家新興電子媒體有可能去掌握這機會，基本上還停留在選舉的表面報導。
李四端：台視現在每天內部監看的還是三台，並沒把衛星電視當作監看對象，整個營運結構的規畫上，也還沒有把衛星電視放在眼裡，並不把它當作競爭者。
有兩個因素影響媒體發展，一個是科技，沒有衛星，今天不可能有TVBS；第二個是競爭，會讓既有的媒體接受檢驗，會促進人才的交流、物質的交換。今天新興媒體在三台的眼中可能微不足道，但當有一天它的生存開始受威脅時，它會開始去思考。
目前衛星台或第四台新聞對三台的影響，最大的層面是在第一線的記者，他們會問為什麼別人能做，為什麼不斷聽到社會批判我們。我們記者的教育程度都相當高，背景與社會的一般人一樣，他們也有自覺、感受，會投射到他們的工作上，以及與上級的關係。但外界總把三台像三條狗栓在一起，沒事就抓出來打一頓、罵一頓。
有線電視在台灣的普及率有六五%，但他們的新聞仍是觀眾的第二選擇，譬如，TVBS新聞的收視率差我們太多了。我們也沒有針對衛星台或第四台來規畫選舉新聞，看不出他們對我們的報導有何影響。
年底選舉，觀眾還是會看我們的新聞，但也會看第四台，只是短時間內不容易有忠實度，畢竟它們的製作能力和資源還是比我們差。不過，觀眾對三台新聞的記憶度留存可能比較淺，對第四台因為是有心看，記憶度會較深。
先求平衡，不問價值
外界批評我們對執政黨候選人的報導較多，事實上，今年執政黨的主政者都變成候選人，而主政者的新聞本來就那麼多。我們對候選人的造勢活動有自覺，也許因此就覺得其他黨候選人的活動是在造勢，有時避免去報導，相形之下給人感覺政府官員的報導較多。
但是，民進黨和新黨的參選人確定之後，我們的報導都儘量平衡(朱高正先生抗議那次，是真的疏忽)。如果報某一位候選人的造勢活動，我們就會報另一位候選人的；如果只有一位有活動，我們就會考慮要不要播，或只在某一節新聞播；如果某一黨有非造勢活動，我們也會儘量去報導另兩黨的活動，哪怕可能是造勢活動。
今天你不能說政府官員巡視地方是無聊，沒有新聞價值，那在野黨候選人到學校、找幾個學生談營養午餐，也沒有新聞價值。請告訴我價值在哪裡，哪個是造勢，哪個不是。我們只能求平衡，並且會提醒觀眾這是造勢活動。像最近「九二五高雄事件」，我們並沒因是新黨被打就少報一點，或多報一點。
隨著選舉接近，我們會把選舉新聞的篇幅拉大，會考慮到他是以參選人或行政官員身分做的事。
會診call-in節目
李濤：call-in的確是電子媒體目前的趨勢，美國有些電現網甚至打算將所有節目改成call-in。它的特色是來賓直截了當面對觀眾，不論他是官員、民代或其他知名人士。
有人質疑觀眾是否享有言論免責權，我的看法剛好相反，正應該讓政治人物直接接受民眾的反應和監督，民眾的參與感也會比較高。舉例說，前陣子我們請沈君山先生談中央選委員會是否該辦候選人電現辯論，後來沈先生私下對我說，想不到民眾對這間題的意見這麼強烈。
當然，你可以說call-in不代表絕對的民意，但至少可以感覺民眾的強烈反應，解除政治人物外表的虛假，真正感受民間的壓力，這在民主社會裡未嘗不是件好事。
不過，政治性的call-in節目需要兩個條件：一個是自由，民眾有言論自由，官員也要獲得充分授權，才敢上節目負責地答覆問題；另一個條件就是容忍。我主持「全民開講」以來，最大的隱憂是，即使是知識程度滿高的人，也有無法容忍別人論調的傾向。
經常有人提醒我媒體的社會責任，但過去四十年來，許多民眾知的權利，就是被「國家安定、社會責任」犧牲掉了，然而我也並沒有尋求另一個極端。
基本上我覺得，過去四十年沒有談的，現在應該全面性地談，談比不談好，及早爆發比不爆發好，比如，二二八事件當初不談，但並不會消失掉，四十年以後還是會迸出來。以前很多的安定，是不是真的安定？會不會隨時爆炸？與其談安定、社會責任，還不如提早引爆。但基本前提是要容忍、尊重。
跳脫，還是虛無？
目前是個過渡時期，應該先讓民眾從各種角度去瞭解訊息，瞭解之後才能做決定。民眾現在也很難接受中性論點，因為很多爭議還沒有達到共識，連基本的瞭解都沒有。比如，台獨的問題過去被當作邪惡的東西，但是將來也許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現在應該讓所有的論點達到一個均衡以後，讓民眾決定。現在是個調適期，我們節目只是反映社會。
連我自己現在對意識型態、統獨、國家符號等問題，都沒有立場、原則了，把自己擺在一個很中間的位置，從小培養的國家觀念，都可以重新來看社會的價值認定是什麼。我也很詫異會變成這種狀況，也不知道是對是錯，我不知道自己是「跳脫」了，還是「虛無」了。
「全民開講」也許給其他節目一個良性示範，看看主持人在煽動與不煽動之間的差別，我們也不斷呼籲社會大眾相互容忍，這也許是個正面的開始。三家電硯台也可以往這方向做，否則，你不談，所有的媒體都談光了。但三台還是把眼睛閉起來，沒聽到就算了。
「全民開講」的語音調查，只表示當時看這節目的觀眾的意見，不代表整體社會的民意，也不是一個民意調查。語音是可以被壟斷的，但如果你重複撥、想壟斷，其他觀眾會有警覺心，以後會表現在投票行為中，對想壟斷的人造成反效果，等於玩火自焚。我們現在可以改進的是題目設計。
語音調查還有個效果，觀眾可以找出今天有多少人跟他有同樣的看法。另外，比例上的差別也值得參考，如果差別很大，一方面可能是人數本來差別就大，也可能是一方的狂熱遠超過另一方。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狂熱？是不是過去幾十年的資源扭曲壟斷之下，有些人有很強烈的意願要表達？這也是過渡現象。
李四端：「華視新聞廣場」已經在做call-in，台視到現在還沒買這設備，也還沒討論要不要用。電視公司為什麼沒有跟上這個趨勢？說穿了，就是「怕」，怕觀眾講的話傳達了某種不符合主流的意識型態。
台灣社會還停留在意識型態的爭議，如果已有共同的國家觀念，今天我們做什麼都可以。意識型態的符號，經過電子媒體傳播會有擴大效果。
其實，TVBS的call-in節目也是被意識型態牽住，請來的來賓兩極化，觀眾也只能去附和一方或反對一方。這樣的目的是製造一種高潮、宣洩，還是讓民眾的意見能超越媒體的主導範圍，直接呈現給政治人物？
比如說，針對台北捷運的問題，如果找一個有擔當、主其事的官員來，接受所有民眾的問題，這樣可能更有意義、更健康。另外，比較爭議的題目，還是應該交給有經驗的媒體主持者做檢驗，這樣討論問題比較冷靜、切題。
我更關心語音調查的意義何在，是證明這個節目有很多人看？是刺激觀眾的收視興趣？還是有更崇高的理想？調查的數據也被社會做不同的解讀。
我覺得TVBS應該開更多的call-in節目，把性質區分開來，讓觀眾知道call-in不只是來政治謾罵的。李濤的節目時間也應該延長，討論的空間不要那麼局促，訊息也可以表達得更完整、緩和，人物也最好單純一點。我不贊成在受訪者、記者和民眾之間形成一種混戰。
至於台灣社會的容忍尊重程度，我的感覺是，與個人接觸時，比較寬容，但在群體意識影響下，很容易就喪失自主性，沸騰起來。有些媒體不斷呼籲別人要尊重容忍，自己卻沒有尊重容忍，先挑起問題。另外還有一個關節是法治，一旦逾越了分寸，就要靠法治。
(林蔭庭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