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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台灣似近還遠

文 / 何亞威    
1994-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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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台灣似近還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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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二月初,趕著參加嘉年華會的車潮、人群,把台北世貿大樓一帶擠得水泄不通,一年一度的資訊月活動大戲照例開鑼,展覽館內充滿年節氣氛,廠商早就備妥促銷方案,趕在年節衝刺一番。

參觀的人手上拿著各式產品型錄、提袋,甚至印有廣告詞句的彩色氣球,四處逡巡。和往年最大的不同是,電腦愈來愈不像電腦,愈來愈像生活伙伴。

電腦科技日新月異,軟硬體不斷有新的結盟,價格下降更使產品放出的誘惑力愈來愈強。彩色電腦加上影視卡,可以變成彩色電視;接上聲霸卡、麥克風,就是卡拉OK;接上音效卡、光碟機,可以變成多媒體電腦,集聲光、育樂於一身,甚至可以在多媒體電腦看電影。廠商現場展示多媒體電腦,有人乾脆調整好姿勢,看場免費電影;各種遊戲軟體免費試玩;辦公用軟體則可以現場報名,現學現用,吸引了打領帶的上班族。

教學光碟是學習語文的新工具,以後不必趕時間上補習班,可以在自己最方便的時間播放語文教學的光碟,和電腦一起朗讀課文,念得不標準,可以重來,滿意為止;貝多芬的音樂,也有光碟片可以邊聽邊看,按一個鍵,可以按出大師當年行走的路徑,彷彿同時翻開大師創作的心靈地圖;世界知名美術館的收藏也納入薄薄的一片光碟中。光碟機和多媒體電腦是去年資訊月最熱門的產品。

台灣素有PC王國的美譽,資訊業在全球經濟不景氣中仍然捷報頻傳。去年資訊工業硬體產值首次突破一百億美金,監視器、主機板、鍵盤、影像掃瞄器、滑鼠、電源供應器的占有率都是世界第一。在逐漸蔚為主流的筆記型電腦市場,台灣已是僅次於美、日的第三大生產基地;資策會研判,未來還可能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生產國。

如何走上資訊大道?

遺憾的是,台灣培育得出百戰國際沙場的資訊產業,以及在四小龍中遙遙領先的資訊人才庫,卻不足以撐起本身資訊社會的骨幹。台灣到底離資訊社會是近在彈指之間,還是仍在千里之外?如何才能走上資訊社會的大道?

電腦普遍被視為進入資訊世界的第一把鑰匙,世界最大的軟體公司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也認為,「資訊社會時代,應該是每張桌子、每個家庭都有個人電腦,資訊就在彈指之間。」

然而,本刊針對十二到五十歲民眾做的獨家調查顯示,有六成接受調查的民眾沒用過電腦,更令人訝異的是,其中認為「不會使用電腦對生活、工作沒有影響或不太有影響」的竟超過九成。

交通部長劉兆玄指出,任何人不論在何時、何地都可以用合理的價格取得資訊,不因為地域、貧富而所差別,是資訊社會的理想境界。

統計數字描繪出的台灣資訊社會現況卻不樂觀。

資訊科技市場的投資可以顯現一國整體電腦化的發展。我國資訊科技市場的投資只占國民生產毛額的一.二三%,不但比美國、日本少,在亞洲四小龍中也敬陪末座(表一)。

雖然家庭採購電腦已經是最近二、三年維持國內電腦市場的主力,但是家用電腦普及率仍然很低,只有八%(表二)。資策會和本刊的調查有三年時差,但是都顯示;家用電腦最主要用途是文書處理、學習電腦語言和打電腦遊戲,顯然,電腦在台灣的應用還停留在原始階段。

交通大學資訊科學系教授張瑞川指出,電腦普及後,網路已經比電腦重要,因為有網路才能掌握大量資訊,作決策後盾。他把上網路比喻成自己有車,「有車後行動空間擴大,可以自由活動」,一旦沒有網路就沒有電影、購物、訂位,不知道交通狀況。

但是台灣網路使用還相當落後。一九九0年世界商業環境所使用的個人電腦中,平均有二五%連接區域網路,預計到一九九五年全球商業環境中將有半數以上的個人電腦連接區域網路;九0年時台灣使用網路的比率只有一二%。而在本刊的調查中,民眾對網路的熟悉度也遠在電腦、傳真機之後。

在「資訊就是力量」前提下,資訊也可以視為一種財富。台灣在資訊上的貧富差距不會比金錢上的貧富差距小,有人已經堂堂邁進資訊時代,有人還在農業時代,絕大多數的人還是要靠因緣際會,才能進入資訊時代。

在跨國企業工作的上班族在這方面得天獨厚,和總公司同仁同步使用最新版本的辦公室軟體,服務客戶遇到困難時,可以利用公司內的網路向各分公司尋求解決方案。惠普科技個人電腦暨周邊設備處的市場行銷資深專員盧天驥就說,他可以同時把一個訊息發向公司全球兩千個網路、發給兩千個對象。外商、電腦公司也是遠見調查中資訊化程度最高的兩個族群。

資深資訊記者李宏麟一年多前到美資的電腦專業雜誌上班,一腳從資訊新聞報導者躍進資訊生活。現在他每天進辦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電腦,透過國際連線看看國外數小時前發生哪些科技動態,再作取材的決定。資訊學者描繪的資訊社會後遺症,如資訊泛濫、擔心電腦破壞家庭,都是他進入資訊生活後的其實體驗。

拜成立台灣學術網路之賜,學術圈是另一群資訊社會的天之驕子。

和國際學術網路相連

台灣學術網路(TANET)是教育部門建構起來的學術網路,現在國內有六十多個主要學術單位和非營利研究單位都已經陸續連線,從八十一年六月正式上線以來,學術界可以藉由台灣學術網路彼此溝通,網路上除了有研究資料外,還有開放的論壇、校園和地方活動資料等。

然而台灣學術網路最大的好處是可以和國際學術網路(Internet)相連,查詢國外學術論文、發明、圖書資料,甚至旅遊、國外餐飲資訊等。透過電子郵件,大學生可以結交國際電子筆友、操練語文、甚至越洋打電玩。

更讓人豔羨的是,上線的費用是由教育部支付電信局租用專線費用,上線的個人或單位並不需要付費。這固然提供學術界免費對外的窗口,改善研究環境,但是想一窺堂奧都不得其門而入的人只有各顯神通。

新竹某工專的學生坦承他常常要「想辦法」進入TANET,因為他的學校還沒有連上網路。資訊圈內傳言,曾有人利用人頭戶免費進入學術網路,從事代客查詢國外資訊的業務。

由於使用者愈來愈多,已經時有「塞車」現象。教育部電算中心統計,去年十一月的使用量是同年一月分用量的二.三倍。

不少學術界人士已經在名片上加印E-mail代號(通常是在名片的英文面),顯示他已經是國際人,他們用電腦和人交談、取得資訊,地球真就在他們的指尖。

這些地球村村民向國外取得資料、溝通,比對國內還方便,透過Internet,他們可以連上白宮,發一封電子郵件到美國總統柯林頓和副總統高爾的電子信箱。一位學界人士感歎,「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連上自己國家的總統府?」他也深知,這不但是技術問題,更是涉及社會、政治民主化的重大工程。

城鄉有別

資訊原本是彌補城鄉差距的工具,但是目前在一切「自由化」發展趨勢下,差距反而愈拉愈大。在不同地理區位之間,不僅城鄉有差距,區位也有先後。

台電在前年針對用戶用電進行普查,發現各地區個人電腦普及率有天壤之別。最普及的是在大台北東區,高達二0%,最低的是屏東市,只有三%,台北市平均普及率將近一五%,台灣省只有七.四%(表三)。

電信局資深業務人員很容易就勾勒出台灣資訊的黃金區位。以未來主流的整體服務數位網路(俗稱ISDN)為例,加裝數位式硬體設備(如數位交換機、數位式傳真機、數位式電話等)後,可以大幅提高傳輸速度,既爭取時效,又節省費用。但是,台北市目前只有一五%電話用戶處在黃金區內,如中正區、外商銀行和外商公司雲集的敦化北路、民生東路商圈,以及信義計畫區。

至於不在黃金區域內的企業或用戶,只能花高價租用專線,競爭力也受影響。如榮總、陽明醫學院和國際級快遞公司DHL,都因為所在區位還沒有數位式交換機,沒法子搭上資訊快車。

電信總局企畫處長蔡堆解釋,當時為了配合財政部改善外銀在台資訊環境,電信總局先調查外銀密集區域,加快裝置光纖和終端設備的腳步,只要提出明確的要求,電信局都會努力滿足各界的需要。

又例如電信總局每天都有固定時段提供廉價的分封網路服務給電子布告欄使用者,在時段內從南到北上網路時,都只需要支付市內電話費率,但是台東除外,如果產業真的要東移,台東居於先天劣勢。

然而民間蜂湧而來的競爭浪頭緊迫盯人,不願意再等待,正一步步挑戰多年來專做獨門生意的國營電信事業。

第四台角色重

電信局大哥大電話採購不及,民間就推出「二哥大」(性能更好的無線電話)。電信局因為預算限制無法立即採購,技術人員更擔心,如果民間業者搶占有利的制高點,連長途無線傳輸都可以做。

去年十一月才開始合法化,但是鋪設普及率已高達四三%的第四台,無疑是資訊社會的重量級角色。自邁開合法化步伐後,業者紛紛換裝性能好的光纖,未來極可能就是地區電話業務或地區網路提供者。

節目方面,第四台業者也紛紛趕搭資訊列車,陸續推出電子留言板、在家購物等和傳統電視迥然不同的節目。跑得快的業者已在規畫藉第四台提供電玩節目,甚至開闢現場教學補習班,大規模發展空中的「安親班」和升學補習事業。

國家高速電腦中心主任張善政指出,台灣第四台普及率比家用電腦普及率高得多(分別是四三%和八%),而且使用方便,是台灣走向資訊社會很好的新切點,問題是一開始合法化就擺錯了位置。

他引用美國、日本資訊競賽的競爭策略做例子。日本的作法是普設光纖,把光纖鋪到每一家門口,美國是把光纖鋪到社區門口,社區內則用原有的有線電視線路相連。美國的優勢是速度快,利用時間發展軟體,他預計美國會在五年內超前日本。

張善政分析,台灣有線電視鋪設率高,可能比較適用美國經驗,但是第四台合法化的時候,把第四台歸新聞局管理,而不是主管電信事業的交通部。隔洋觀察美國政府最近又開放電話和有線電視業者合併,資訊應用的大趨勢愈來愈清晰,張善政扼腕地說,「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製造問題」,他擔心台灣又一次錯失資訊化的好機會。

法規纏住發展

資訊學者張瑞川則直言:「最大的障礙還是在法規。」尤其是技術進展已經進入網路時代,電信法規成了纏住台灣電信發展的緊箍咒。

在台灣學術網路成立之前,同是教育單位、僅有一鄰之隔的交大和清大,都因為電信法「不同單位不得連線」的規定,不能用網路溝通,共享資訊。又如中央銀行和財政部僅一牆之隔,也不能把雙方共通的公債業務資料連線,財政部國庫署高級官員多次和電信單位接洽,得到的答案都是電信法規所限,讓他氣結。

曾有財團法人好意幫助業者上線到國外找資料,被電信局發現,結果援引電信法予以剪線,當時還鬧上報紙變成新聞。

國科會構想中的國家資訊高速公路,大意是希望電信局提供傳輸效率更高的線路,並修法、檢討費率,讓產業界連上高速電腦中心;利用中心高速度的電腦運算、作研發,而且還要使國內相關的網路連成一氣。立意雖好,還是會涉及電信法規未修改這個老問題。

了解問題癥結的資訊學者毫不客氣地指責電信單位「不能用熟悉的電話業務來談電腦業務」,「不能說有飛機(高速的電信網路),就要求每個人出國都坐專機(拉專線),而不能包機一起走(上網路)」。

最要改變的是心態。然而除了電信部門抗拒改變的心態外,「誰都知道,我們對立法院的議事效率都「很有信心」。」一位政府高層首長毫不諱言,即使案子送進立法院也還是條迢遙路。

交通部和國科會同時由科技出身的負責人領導,彷彿點燃一線希望。去年二月才上任的國科會主委郭南宏為了促成產業界使用國泰局速電腦中心的設備作研發,特別協調交通部放寬網路間相連規定,提供高速線路,以及重新檢討電信規費,慎重地把這件事排上國科會委員會議議程。

為了達到實效,郭南宏事前打電話聯絡交通部長劉兆玄一定要出席,後來劉兆玄臨時有要事,郭南宏硬是把準備好的提案延後,等到十月間劉兆玄在場時才提出報告。劉兆玄也當場表示,要大力促成,隨後指示交通部成立專案小組,由郵電信司司長負責。

適度公開政府資訊

為開放網路請命的國泰高速電腦中心主任張善政說,如果這一次能溝通成功,打破過去的禁忌,網路不得相連的緊箍咒也會一舉打破,是台灣進入資訊時代重要的臨門一腳。

網路業者最常批評政府資料不公開,民間不能據以做加值,畢竟資訊時代值錢的是經過整理分析的資訊,而不是原始的資料。

有鑑於此,去年三月才首度出版的政府電腦化白皮書特別規定,政府資訊應該適度公開。但是如何公開?公開到什麼地步?若由各主辦單位決定,是否會因地、因人而使好意打折?行政院研考會主管沈吟再三。沒有資訊自由法案之類的法律明文保障,民間業者也無法據理力爭。

資訊軟體協會電腦輔助教學推展組召集人陳正就苦著臉說:「我們連國立編譯館的教科書能不能用都是問題。」

回想五0、六0年代,台灣是靠基礎公共建設打下競爭的基礎,面向資訊時代,台灣最需要的是資訊的基礎建設,做為國家未來競爭的後盾。資策會推廣服務處長程嘉君深有體會,他說,立法院審理中小企業發展條例時,立法院版的第七、八條條文都是要求政府協助民間找情報,可見民間需求之殷。

程嘉君舉例說,如果善用國外資料庫,國內玩具業者只要花數百美元,就可以透過玩具商情資料庫TOYBASE,找到兩星期前紐倫堡玩具大展所有參展產口門廠商的資料,費用比自己去划算多多。但是台灣經濟以中小企業為主體,有些事一定要政府率先做。

美國和新加坡是資訊產學界言談間最常跳出來的兩個實例。

柯林頓競選時就以結合產業界力量、興建無遠弗屆的美國資訊高速公路為政見,希望藉此振興美國經濟。四小龍之一的新加坡也在前年發布「公元兩千年資訊科技發展總藍圖」,目的在十五年內,把新加坡建立成亞洲的「科技島」。

新加坡的資訊社會是由國家電腦局主導,一九八0年就開始全面推動國家資訊發展。從政府部門電腦化做起,建立行政資訊網路後,再推廣到社會各部門的電腦化。新計畫已是新加坡邁向資訊社會的第三階段。

台灣資訊發展欠整合

相形之下,台灣的資訊社會似乎多半是由個別努力建立的。政府一方面沒有高層次的主導機關,各部會的資訊中心或小組到現在都沒有正式編制;一方面整合的努力也來得晚,直到八十一年五月才由行政院召開電子、資訊與電信策略會議,決定編訂與台灣未來資訊生活攸關的政府業務電腦化白皮書和電信白皮書。

電信事業自由佔的腳步也遲遲未邁開大步。

交大教授張瑞川比較台灣和新加坡的差異:「台灣和新加坡是兩種模式,台灣是水到渠成;新加坡是遠見、強力的規畫和執行,是兩種哲學、思考上的對抗。」孰優孰劣不一定有共識,但是新加坡資訊產業、人才弱於台灣,資訊化進展卻超前已是不爭的事實。

亞太營運中心也許是一個機會。

交通部長劉兆玄深知,亞太營運中心能否成功,背後需要一整套強健的支架,資訊就是其中之一,做得好,電信事業可以再一次成為台灣發展的幕後英雄;而唯有善用機會,以整合的努力把資訊社會的架構建立起來,台灣在下一世紀的競爭才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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