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十年來的台灣與大陸，有一個問題會時刻浮現在眼前：政府究竟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就台灣與大陸這兩個劇變中的社會而言，這個問題已經不再是經濟學家或社會學家的理論思辨，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斟酌取捨。面對不斷變化的經濟與社會，政府必須不停地在管與不管、為與不為的分際間進退遊移。一個時機不當或分寸偏差的判斷，後果立現，損失有時候是整個社會好幾年都無法彌補的。
在海峽兩岸，血淚斑斑的例子俯拾即是。就大陸而言，十四年來一部經濟改革史，就是中共政權在管與不管，或如何減少管制之間，掙扎摸索的歷程。管住政治、放開經濟這一最高原則，今天與其他同樣試圖改革的共產國家相對比，顯然是比較行得通的方式。但是管住工業、放開農業；管住內陸地區、放開沿海區域；管住原材料價格、放開消費品價格等策略，造成了經濟的偏枯偏榮，扼制了資源的相互挹注、相輔相成，且使投機活動在雙軌制價格的夾縫中無窮滋生。
各方面的惡因經過醞釀累積，正從各個角落萌發出貪污腐化、貧富不均、勞動失業、企業虧損等惡果，交雜而成十幾年來最為動盪不安、危機四伏的局面。
政府有效能，才能解決問題
坐在這樣一個火山口上，中共的高層人員一方面仍是朝議不休，爭辯正以兩位數字幅度快速升高的通貨膨脹率是否代表經濟過熱；一方面為了給病入膏肓的國營大、中型企業注射一劑強心針，在企業自負盈虧的主客觀條件都遠未成熟之際，幾乎完全放開了投資審核權，讓從來未曾稍歇的投資饑渴症猛然發作。
另一方面，中共當局則束手面對大陸各地發狂似的開發狂熱，任由各級政府設置了幾近一萬個的經濟開發區、無所不用其極地榨取人民的血汗錢。
海峽的這一邊，情況也沒有好到那裡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謂的「大陸政策」，其目的究竟是統一、還是獨立，固然撲朔迷離，無人可以斷言，即使就大家都認同的保障兩千萬人生命財產安全這個基本要求而言，政府的作為究竟有利還是有害，也很難論斷。因為許多表面上為安全而採取的管制，由於事實上根本管制不了，結果造成反淘汰的事實，踐踏了政府的威信與尊嚴。
最近的事例則是，政府未能有效開發出適當的工業區，又不能徹底執行環境污染的監測與懲治、建立一套足以讓大眾信賴的處理環保糾紛制度，更連最基本的保障國民合法權益的執法能力都不能有效行使，已使暴力勒索蔚為風氣。抗爭的頻率升高、勒索的價碼飛漲，經濟、社會、與國政的癱瘓，幾乎已無可避免。
管與不管其實是第二層次的問題，首要的是，我們必須有一個有能力判斷何者該管、何者該放，而且有能力有效貫徹此一決策的政府。這才是兩岸須共同面對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