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六七年是我一生的轉捩點。除了繼續從事科學工作，和當局的關係也接近決裂邊緣。
反對迫害異議分子
一九六０年代的前半，我介入討論更廣泛的各種問題，也不經意的得知更多資訊，這些資訊己經足夠使我對熱核戰爭的威脅、恐怖、危險和全然的愚蠢留下深刻印象了。我無法停止思索，最後我瞭解技術、軍事和經濟都是枝節問題；政治和道德才是根本。
潛意識裡，我逐漸踏出無可改變的一步－－對戰爭與和平及其他全球性的課題發表公開聲明。在正式邁開那一步以前的一個重要先兆，是我參加簽名，反對為史達林平反。
一九六六年一月，一位以前在科學院物理學會、現在在原子能學院工作的鄰居吉科曼陪著一名短小精悍的男子到我的公寓。他說他叫亨利，是新聞記者。
吉科曼離開後，亨利便直話直說。他說，即將舉行的第二十三屆黨代表大會很可能會通過平反史達林的決議案。有影響力的軍方和黨方集團警覺到意識型態的土崩瓦解、價值觀的動搖以及柯錫金（Alexei Kosygin)經濟改革失敗後導致的信心喪失，因而推動這個議案。但是也有很多黨員明瞭平反史達林會造成不可收拾的後果，而蘇聯知識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則應支持這些「健全的力量」。
亨利說他知道我對遺傳學的看法、國防上的主要角色以及我的權威。我讀了他草擬的信，找不到反對的論點，於是簽了名。
如今重讀，我依然同意其中對史達林罪行的評價，但也發現論點太過圓滑，而且語氣太委婉。然而當時與亨利及其他人的討論的確增進了我對社會問題的瞭解。
一九六六年秋，有兩個人要求我簽署一份請願書。這份打在薄紙上的文件，內容是反對俄羅斯共和國最高法院(RSFSR)即將通過的刑事法第一九０－一條，以免為當局迫害更多異議分子大開方便之門(散布對蘇聯政府或社會系統的不實詆燬；最高刑責：三年勞改)。第七０條(反蘇宣傳；一九六０年通過；最高刑責：十年勞改加五年國內放逐)和第一九０－一條後來成為壓抑異議分子的基本司法武器。
即使早在一九六六年，我也己經瞭解一九０－一條所引發的警訊，所以加入了連署。我不但簽名，而且發出一封私人電報給俄羅斯共和國最高法院主席雅希諾夫，表達我的關切，結果石沈大海。
在普希金廣場致敬
從那時起，我寄過很多信和電報給政府官員。除了少數例外，我很少接到回覆，因此有些人說這是一種過度天真的舉動，另外有些人斥責這是危險而刺激的「把戲」。但我相信這種表達公共事務意見的方式，能夠有效的提倡討論，並為政策提出替代方案。這可以教育群眾，而且不論多遲才收效，終究可能造成高層官員在政策和作法方面做出意義深遠的改革。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或四日，我在信箱內發現一封二頁的信。藝術家庫茲內佐夫因參與草擬鼓吹民主的「模範憲法」－－第二號憲法，遭逮捕並囚禁在精神病院。第一頁是針對這件事做的匿名報導。
第二頁宣布在行憲紀念日(十二月五日)舉行的沈默示威。有興趣參加的人可在六點之前到達普希金廣場，在紀念碑前集合，六點鐘響時脫帽默立，表示尊敬這部憲法和支持庫茲內佐夫等政治犯。
我決定參加。克萊娃(按：沙卡洛夫第一任妻子)倒並不反對，不過她說做這件事有點奇怪。我搭計程車抵達普希金廣場，塑像前已聚集了數十人。有些人小聲交談，而他們對我而言都素昧平生。六點鐘響，人群中有半數脫帽默立，我也這麼做了(我後來才知道，另一半是KGB的人)。大約一分鐘後我們戴上帽子，但並未立刻散去。我走向紀念碑大聲朗誦出銘刻：
「我將受愛戴，
而人民將長久記取
我為善而奏的琴弦，
我在這殘酷的時代頌讚自由
並為沈淪者乞求悲憫。」
然後我隨其他人離開廣場。
被當局降職減薪
一九六七年初，我聽說金茲堡(按：蘇聯人權鬥士)和其他人的案子時，決定不顧亨利的警告，為金茲堡等人寫信向布里茲涅夫申辯。雖然我並未在地下刊物中流通或出版這封信，但由於這是我首次聲援特定的異議分子，所以可算是一個里程碑。
部裡(按：中機械製造部，即核武部)也知道了我寫信的事。朋友告訴我，史拉夫斯基(當時的部長)在三月間於二號基地舉行的黨會議中說：「沙卡洛夫是好科學家，而我們也沒虧待他。但在政治上他卻是個糊塗蟲，我們會採取行動的。」
他們的確採取了一些行動。我失去部門主管的職位，不過仍舊是基地科學方面的副主管。同時月薪由一千盧布減至五百五十盧布(這也不是第一次降薪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或五月，當時出任柯錫金總理副手及科技委員會主席的基里林院士邀我去他辦公室。共有十二位著名的科學家及工程師受邀。桌上擺好了茶，等我們坐定後，基里林告訴我們美國正在流行未來學。雖然有些發表的文章微不足道，但深入的未來學可以提供十分有用的長期觀念。基里林要大家寫下對未來十年科技發展的看法。我們可各抒己見，主題應集中在本行的科學上，但如果想要涉及一般性事務也無不可。
我熱情洋溢的做這件工作，儘量在相對而言篇幅甚短的文章中涵蓋許多天馬行空的想法。一九六七年，這篇文章收錄在基里林主編的「科學之未來」中出版，這本書只有少數特殊人士才讀得到。
這件事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心理影響，並且再次引發我思索全球性問題。後來我的部分主張重現在「進步、和平共存及知識自由之反思」，以及「五十年後的世界」二篇文章中。
時代責任感日益增長
同年我又再度執筆為文。亨利提議我倆合作一篇現代知識分子角色及職責的文章，他提問題，我來答覆。我同意了，然而我的回答卻遠較他預料的激進，這時我更接近「反思」一文中表達的想法了。
一九六七年，我參加拯救貝加爾湖的努力。這是世界最深的湖，蘊藏大量的淡水。更重要的是，貝加爾地區景觀獨特，它的美麗已成為我們國家的象徵。
許多年來，青年真理報和其他報紙都刊出了深具說服力的警訊，報導沿岸的工業建設、原木的採伐和倒入化學廢水造成的威脅。雖然我們的努力徒勞無功，但我在一般以及蘇聯社會的環保問題上，獲得了寶貴的瞭解。
一九六八年，我開始感到一股日益增長的衝動，想對我們這個時代的基本問題暢所欲言。我的生活體驗和責任感都影響了我，而且我在氫彈發展上的角色、對熱核戰爭的深人瞭解、禁止核子試爆的艱苦奮鬥和對蘇聯體系的熟悉，都在在增強了這個念頭。我從閱讀和與譚姆(我的恩師)等人的討論中得知開放社會、人類統合及世界政府的概念(譚姆對後兩者持懷疑態度)。
我和愛因斯坦、包爾(Bohr，按：丹麥物理學家，一九二二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羅素、西勞德(Szilard，按：美國物理學家)以及許多西方知識分子抱持同樣的希望，但願二次大戰後風行的這些觀念；能緩和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危機。一九六八年，我發表「進步、和平共存及知識自由之反思」，跨出決定性的一步。
大約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奇夫尤克建議我寫一篇關於知識分子在今日世界定位的文章。這個想法十分吸引我，於是很快便著手進行。我利用在基地的公餘之暇，也就是晚上七點到午夜這段時間完成大部分寫作，每當返回莫斯科便把草稿帶回家中。克萊娃對我做這件事的態度相當矛盾；她很清楚我在做什麼，以及可能帶給家庭的後果，但她又給我完全的自由。
遠離專制與教條
我把題目定為「進步、和平共存及知識自由之反思」，希望語調上像是一個非專家，邀請讀者加入探討公共事務。其範圍遠超過奇夫尤克當初的提議，包含了我未來的公眾活動和理論基礎。我向讀者警告人類面臨的嚴重危機－－熱核滅絕、生態破壞、饑荒、人口爆炸、疏離以及教條如何扭曲了我們對真實的認知。
我呼籲「統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修好，可免除或大幅減輕把世界畫分為敵對陣營而增加的危險。社會、經濟和意識型態的統合則可帶來科學的、民主的、多元化的社會，遠離專制與教條，合二種制度的優點，組成一個關懷地球及全球前途的人道社會。
我的文章提綱摯領的描繪出充滿正面意義的全球性計畫；我瞭解自己有點太過理想主義，但我至今仍堅信這件事是該做的。
我用「浮士德」中的引言作為「反思」一文的開場白：
「配得上擁有生命與自由的，
只有為它們奮戰不懈的人！」
這些句子的英雄浪漫主義，和我認為生命是既美妙、又可悲的感受產生共鳴，我一直認為非常適合我的文章。露西亞(按：沙卡洛夫的第二任妻子)當時還不認識我，但深深為詩句中朝氣蓬勃而浪漫的精神著迷。在相識之前，我們之間便有了心靈的連結。
七月十日，我收聽英國廣播公司(或美國之音？)晚間新聞時聽到了自己的名字。播音員報導，荷蘭的報紙在七月六日刊出A.D.沙卡洛夫的文章。此人是蘇聯科學院院士，據西方專家指出，他參加過蘇聯氫彈工作。
那天晚上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滿足。第二天我照原定計畫飛回莫斯科前，在早上九點經過卡林頓(基地主管)的辦公室，看到他在裡面。
「昨天外國電台宣布我的文章已在國外刊出了。」
卡林頓只說：「我就知道遲早會發生的。」他看來萬分沮喪。
二小時後，我前往機場。從今而後再也沒能回到我的辦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