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六七年是我一生的轉捩點。除了繼續從事科學工作，和當局的關係也接近決裂邊緣。
反對迫害異議分子
一九六０年代的前半，我介入討論更廣泛的各種問題，也不經意的得知更多資訊，這些資訊己經足夠使我對熱核戰爭的威脅、恐怖、危險和全然的愚蠢留下深刻印象了。我無法停止思索，最後我瞭解技術、軍事和經濟都是枝節問題；政治和道德才是根本。
潛意識裡，我逐漸踏出無可改變的一步－－對戰爭與和平及其他全球性的課題發表公開聲明。在正式邁開那一步以前的一個重要先兆，是我參加簽名，反對為史達林平反。
一九六六年一月，一位以前在科學院物理學會、現在在原子能學院工作的鄰居吉科曼陪著一名短小精悍的男子到我的公寓。他說他叫亨利，是新聞記者。
吉科曼離開後，亨利便直話直說。他說，即將舉行的第二十三屆黨代表大會很可能會通過平反史達林的決議案。有影響力的軍方和黨方集團警覺到意識型態的土崩瓦解、價值觀的動搖以及柯錫金（Alexei Kosygin)經濟改革失敗後導致的信心喪失，因而推動這個議案。但是也有很多黨員明瞭平反史達林會造成不可收拾的後果，而蘇聯知識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則應支持這些「健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