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三個月來，解除戒嚴和開放黨禁的政治突破，使久被遺忘的台灣在國際新聞媒體中，又佔一席之地。新聞鼻敏銳的中外記者，開始奔波於台北的政治圈中，追訪瞭解其中來龍去脈、並有能力分析、預測未來動向的權威可信人士。
多方徵詢下，卸去監察委員身份已九年的政論家陶百川，數度回到借以待客的監察院圖書室，接受訪問。
「要談自由、民主，有人調子唱得比我還高，」頂著滿頭發亮的銀絲，他不斷揮動手勢，中氣十足地指明：「但目前我除了強調自由民主外，更要強調憲政法治，這是促進黨內外團結和諧的必採之道。」
透過報章披露，陶百川三個字和他鏗鏘有力的看法一樣，早已使讀者耳熟能詳。令人好奇的是，這個每在台灣政局發展的關鍵時刻，總被視為「言語中肯、用心光明」的柢柱人物，究竟有什麼樣的風骨面貌？
溝通黨、內外的媒人
齡高八十四的陶百川自謂：「生命已經走到盡頭，目前一天只能做半天的事」，但聽者往往不以為然。他面泛紅光，身骨筆挺，走起路來步伐矯健，單手就能提起一把坐椅，外表難與「老」字相連。半天在外活動的時間裏，他所發揮的影響力和壯年時期相較，也幾乎一無二致。 和他相交逾半世紀的中國人權協會理事長杭立武指出，這位「老」友在推動自由、民主的道路上，至今仍不遺餘力。今年五月，國民黨代表和無黨籍人士首度以餐會形式公開溝通，他身著西裝，打著上書禮運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國字的領帶，首先發言揭開序幕。
「我現在扮演協調黨內、外的中介角色，」操著濃厚的紹興口音，掛銜國策顧問的陶百川解釋自己肩負的任務：「這個媒人難做，總是兩方面不討好......。」
事實上，他畢生以「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為座右銘，又相信做一個知識份子，應憑良知，說該說的話，做該做的事。熟識他的人指出，這樣的持守使他不論是寫政論，或擔任監察委員、國策顧問，走的都不是「討好」的路子。
在「知識份子的十字架」一書中，他把自己比譬做「看門狗」和「烏鴉」。他引述胡適的話說，中國歷來知識份子認為諫靜是一種天生的責任。而看門的狗、報凶的烏鴉、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份子、以糾彈和批評為職責的監察委員，都須有這種傳統精神。
三十年的監委生涯是陶百川一生投注時間最長的角色。在此之前，畢業於上海法科大學，後來又到美國哈佛進修政治和法律的他，曾經從事新聞工作，擔任過國民日報、中央日報的社長。
中國的監察院只能糾彈違法失職的公務員，不比美國的參議院或英國的上議院，掌有審判權和懲戒權，也不比古代的御史、握有「上方寶劍」，有時可以先斬後奏。然而，陶百川做監委，做出「鐵面御史」和「包青天」的美譽，有人甚至把政府遷台後的監察院，稱為「陶百川時代」。
敢說敢做、無欲則剛
「他的骨風嶙峋，遇事堅持原則，絕不輕易妥協，」曾任聯合報採訪主任，跑國會新聞多年的立法委員于衡清晰記得，陶百川在監察院時不畏強權、不苟同的作風，「是把自己的職份盡得最好的一位，」他觀察。
民國四十四年，身為國民黨員的陶百川和同黨的其他九位監委，聯名彈劾行政院長俞鴻鈞一案，震驚朝野。「當時的總統蔣公很痛心，指此案為『政府到台灣來的奇恥大辱』，陶百川回憶這件事時說。除此之外，陶百川在監委任內還因司法人員執法不明，一路彈劾到高等法院院長；甚至也曾糾正過情治機關。
他同時深切關注「百姓的生活究竟過得好不好」。年逾八十的監委宋英（自由中國半月刊負責人雷震的遺孀）回憶，這位老同事古道熱腸，「幾乎天天都有民眾來找他訴冤，甚至三更半夜還打電話給他。」她說。
曾有台南縣民承租政府造林地，遭縣政府片面毀約，損失慘重，經陶百川等二委員全力奔走，得以平反，是他為民伸冤相當有名的案例。當地人民感念恩情，還曾商議興建一座「陶公廟」，因他怕引起「過份招搖」的誹議而作罷。
熟知內情的觀察者分析，陶百川所以能不畏權勢，敢說、敢做，是因為他「無欲則剛」，他不接受饋贈或招待，甚至連朋友開車接送他，也會婉言相拒。
「他可能是歷來監委中最窮的一個，平時出入坐公共汽車，家裏陳設簡陋，一套舊沙發已經用了好幾十年，」一位記者說。
雖然大多數的監察委員因他任事清廉、公正，常支持他的提案，但他的強硬作風也招來不少責難。國民黨內的保守派人士批評他「固執、不顧全大局，個人英雄主義強」；一位和他認識無深交的立法委員論斷：「他自命不凡，愛出鋒頭，為了不很嚴重的事，也把人打擊到底。」
第一個自動請辭的監委
一向在監察院的舞台上扮演靈魂人物的陶百川，九年前竟首開紀錄，以「自動辭職」向支持和打擊他的觀眾一併謝幕。
「那段日子身心折磨得太痛苦，得罪的人太多，實在是做不下去了，」提起前塵往事，陶百川坦白的表露，神采奕奕的臉上閃過一抹陰暗。
一位旁觀者分析，有「鐵面御史」封號的陶百川所以會毅然決然地請
辭，和處事環境的變動也很有關聯。民國四、五十年代監察院由德高望重的于右任主掌時，聲威赫赫，往往能把職權發揮得淋漓盡致，其後妥協的氣氛漸濃，自然使他有強烈的無力與不適之感。
他放棄了監委的身份，即始終沒有放棄一枝從做新聞記者時期便練就的如椽之筆。而筆下的言論，更是一針見血，鋒利不減。
他相信，政治永遠需要批評才會進步。早在三十多年前，當有人問他，關心國事的政論家和知識份子最當重視什麼事情，他便答道：言論自由。
為什麼呢？他分析，言論自由是推動政治和社會進步的關鍵，假如沒有這樣的自由，「老百姓變成啞巴，政府也就變成了聾子和瞎子」，因此，必得讓言論自由有所保障，大家才能不斷地發表意見、提供資訊，使執政者不惑。
為言論自由奮鬥不懈
爭取更多的言論自由，成為他一生奮鬥不懈的目標；在現已發行的三十多本著作中，以此為題的文章比比皆是。
「新聞界和文化界年事稍長的朋友，大概都知道我很不喜歡出版法」他在用軍管令抑或出版法一文中指出理由：「因為它違反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憲法權利和世界潮流，也因為修正後的現行出版法，比大陸抗戰時期的舊法更繁瑣和苛刻。」
他第一次據理力爭，是因民國四十三年，內政部根據出版法，制定了出版品禁限事項，並已公佈施行。他以為這項規定超過原母法的範圍，並加重處罰，很有商榷的餘地，便在監察院提出評述；後來輿論交相指責，終經行政院明令撤銷此限。
這是一個成功的案例，相形之下，他往後在言論自由上的努力，命運就顯得坎坷許多。民國五十年左右，他率先提案並為文呼籲政府解除辦報的禁令。他指出，不僅別的國家沒有禁止辦新報，中國過去也沒有這樣的限制；政府對報紙又已有管制辦法，實在不必再禁。雖然他的呼籲至今未見落實奏效，很多人都認為，這是一個「先見之明」。
論政鋒利險遭圍剿
眼光敏銳的人士察覺，事實上，今天某些黨外刊物所談論的民主、人權、法治上的大問題，陶百川早在一、二十年前幾乎就都談過了，甚至筆觸也相當鋒利。
既有「鋒利」在外，一些立場保守人士就為文指名道姓地以「叛徒」、「攪局大王」、「漢奸」......等字眼來形容他。而在對他長達近十年的文字攻擊歷程中，尤以因年前發生的「圍剿陶百川」事件為最。
「對於一向愛惜名聲的陶百川來說，這可能是他今生最氣憤的事，」一位瞭解他的老友揣測。
事實上，半個世紀以來，陶百川不斷鼓吹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敦促政府「更進一步」。和他深入接觸的人也瞭解這是因為「黨齡超過一甲子、黨性甚強」的他，「希望讓國民黨長久適存於中國，」台大教授李鴻禧便說。
深諳政治藝術
因此，在大多數人的眼中，他確實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和愛國心，「一到國外，他非但從不批評政府，甚且公開稱許：在亞洲，台灣是除日本外最民主的地力，」立委于衡舉證：「他是政府的諍友，抱著恨鐵不成鋼的心情跟自己人溝通。」
令採訪他的記者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談起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如何壯烈犧牲，才使民國誕生的歷史時，這位年歲比民國還高的長者，竟難掩內心的激動，當場揮淚而泣。
辭去了監委的身份，蔣經國總統便延請他做相當於部長職級的國策顧問，他把這個被視做「酬獎有功國老」的差事，也做得轟轟烈烈。
他經常給總統寫信，人在國內時，便託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高級官員或總統府秘書處的人轉呈建議，要是出了國，幾乎每個星期也發一封專函。
台大教授胡佛記得前年赴美時，曾受人之託勸陶百川「多休息、少說話」，得到的答覆竟是；「他們叫我不要寫信，我以後不但要寫，還要寫得更多。」
其實，關心陶百川的人難免會為他儼如「黨內的黨外份子」的言論和作為捏把冷汗，但據一位資深的國民黨員分析，長期的政治生涯以及法律學養，確已使他深諳進言的技巧與藝術，瞭解行事的原則與分寸。
主張人民全體的利益
他自認從小深受孟子民本思想－「民為貴，社稜次之」的薰陶，一向
主張人民全體的利益。
高雄美麗島事件發生後，他出面為受刑人的家屬到處奔走說項；在林義雄家慘遭滅門血案的第二天，親自登門慰問，給予遺屬相當的照顧。
「做這些慰問工作也是國策顧問的責任之一，」望著窗外的夕陽餘暉，陶百川面帶感傷地說。
不過，法律學養深厚的他仍秉持理性斷事。民國六十年，話論激進的大學雜誌社長陳少廷提出「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的主張，掀起社會軒然大波。當時陶百川捎了一封信給他，要他「持其志，勿暴其氣，不要小不忍而亂大謀」。
諫言陸績實現
雖然方法有別，自認只要在良心上對得起國家，就不考慮本身利害、外界批評和可能後果的陶百川，早也在政局中看到了相同的需要。民國五十六年，他便已倡議辦理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而十年之前，他又主張有條件地解除戒嚴；到了民國七十年，更呼籲政府在兩年之內制訂政黨法，開放黨禁。
這些諫言後來陸續實現，然而陶百川，在最初人聲疾呼時，卻是寂寞的，而他似乎早就習慣了寂寞。
「父親的朋友大都是道義之交，純為私誼的少之又少，」陶百川的么兒陶天林說。
觀察者指出，事實上，陶百川選擇「書、報」做為他最親密的朋友。長久以來，他一直保持著每天至少讀四個小時書的習慣－看二份刊物、多份報及一本書。在台灣，最容易找到他的地方是監察院的圖書館，在美國，到史丹福大學的圖書館往往能夠和他不期而遇。
希望政治和諧進步
強烈的求知慾造就了他依然走在時代尖端的思想，和與人溝通的能力。今年四月，在黨外為成立公政會，和國民黨產生一觸即發的衝突的關鍵時刻，他以中介調人的立場出面圓場，終於促成五月十日的黨內外溝通餐會。
中介人的滋味苦多於甘，近幾個月來，他已有力不從心之感。
「我很傷心，到現在有點兒做不下去了，」他不諱言：「兩方面對立得太尖銳；黨外很僵硬，而執政黨可以說是相當委屈......。」因為，
黨外人士要求自由、民主，但不理會憲政法治，黨內則強調憲政法治，不喜歡黨外的要求。
「我要把兩者聯結在一起，」他又充滿了使命感地說：「讓憲政法治成為自由民主的憲政法治，而自由民主成為憲政法治的自由民主。」
這或許是一個為民主、白由、人權、法治奮鬥了一生的耄耋老人，今生最終的願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