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主生機
在當前充滿變數的政局中，我終於看到了不僅是一些有骨氣的人敢對「有權人說實話」，並且看到了「有權人」在對「有權人」說實話。當有權人能公開地、理性地以國家利益為前提，對彼此說實話時，這不是政治危機，在動搖所謂領導中心；這是民主生機，在激發大家的參與。雖然大家心有所危，但是這種過程會加速我國政治發展的成熟度與領導階層的民主化。
「民主」正是台灣所最需要深人人心的觀念，最需要建立的制度。社會需要「安定」，但持久的安定是要建立在全民共識之上；國家需要團結，但真正的團結是要建立在互尊與互信的基礎上。
二、最大的受益者
經國先生於前年一月逝世後，留下了一個推展民主政治的生態。最直接的證明是他逝世之後不到四小時，副總統李登輝先生就按照憲法規定接任總統，並且立刻得到軍民擁護。
這種支持，並不是由於他個人累積的威望與權勢－－他的黨齡淺，行政經驗少，政績有限，而是由於全體人民、執政黨大老、三軍首長、民意代表等對制度的尊重。因此他是我國剛剛萌芽的民主制度下的最大受益者，也是最重要的見證人。往強人過後的制度下，他繼承了名位，但已無法再擁有那無限的權力；他獲得了支持，但也承擔了調適期中無限的壓力。對一個剛接任的總統，這是無情的考驗。
當時王作榮教授曾著文「要做偉大的總統，不做有權力的總統。」(一九八八年二月一日)。
同年九月，遠見雜誌刊出：「不要強人領導，要強勢領導。」文中我寫著：
「已具有做「強人」的情勢，也有左右的勸說，而自己決心不做強人，這是政治家的智慧，更是歷史性的貢獻。
不做強人，而專心一致的建立制度，尊重制度……也就是「強勢」領導的另一種表現。」
再重讀這些話，自己似乎已經盡到了知識分子「對有權人說實話」的言責。
三、責難的歸納
可惜，兩年來李登輝總統的領導風格與決策方向，引起了當年經國先生最借重的人，就任時最支持他的人，也是兩年來與他接觸較多的人的責難。為什麼在短短兩年中產生了這樣的劇變？
在民意調查中，李總統得到了多數人民的支持，那麼為什麼這些重要的首長，卻違反了中國人「忍」的傳統而公然批評？是人民的錯覺？還是旁觀者清？是這些重量級首長在爭權奪利？還是心有所危，不得不言？這種「認知差距」上的孰是孰非，只有留待歷史來做裁判，但是，由此而衍生的李總統的「信任危機」(credibility gap)卻已在上月陽明山的臨全會爆發，更在國民大會選舉總統前夕，一波又一波的興起。
對李總統的「信任危機」，歸納起來，共有四項：
(一)「強人」作風：如跳越制度，直接指揮「亞銀」運作的例子，使一些閣員心目中，總統在兼行政院長。又如他對次長級、局長級的人事安排，都有意見，產生任命上的困擾。一方面反映出他急切地想做事，另一方面也顯現他的倔強個性。
(二)政策方向模糊：重大決策上有時表現得極有彈性，如接受「來自台灣的總統」；有時表現得極有興趣，如與小島建立外交關係；有時又表現得相當冷淡，如推展大陸政策。
(三)缺乏圓熟的政治智慧：當他自稱的兩位「高人」－－上帝與經國先生都已不在人間時，他就不容易得到高明的指導。六年左右的台北市長與省主席的歷練，仍然無法提供足夠的圓熟。如在別人面前，不留情的指責重要首長。又如在「整合」前產生一個重要職位，同時答應給幾位不同的人。
(四)胸襟不夠寬大：在過去與他共事過的人，如曾有芥蒂，則會毫不留情地被調換職位。接任總統後，農發會主任委員的調換即是一例。
李總統的不拘小節也引起關心：如在記者會上稱總統府與中央黨部的兩位秘書長為「跑腿」的；去拜訪國大代表時說：「我是元首」；與國際貴賓交談時，常以並不最熟練的英語交談；在李元簇秘書長不懂台語情況下，仍與訪客以台語交談。
欣賞李總統的人，認為他有學者的氣質與宗教家的情操，也有人說他有軍人的性格。愛護李總統的人希望他，不要有學者的孤傲，而要有學者的從善如流；不要有宗教家的過度自信「真理只站在我這邊」，而要有宗教家的寬容與自責；更不要有軍人的剛愎自用，而要有軍人的誠信方正。
四、五項建議
正因為這些公開的批評，使李總統有一個解說以及反省的機會。全國人民所盼望的不是李總統受到奚落，而是受到尊敬。
站在一個關心中國命運的知識分子立場，我要向李總統建議：
(一)為了樹立千秋萬世的民主基石、以及證明「無一己之私」，宜儘早放棄黨主席，專心做國家的元首。
(二)為了再證明自己反覆所說的「無一己之私」，在今後的重要人事安排中固然不需要刻意的安排，非國民黨籍、非本省籍，但也不要刻意的排斥。內閣之中出現幾位非國民黨閣員是一項明智的決策。同時對部長級以下與相關的金融機構學術機構等的人事安排充分授權。
(三)為了使台灣能適應轉變中的國際局勢與大陸變局，推展彈性外交與制定前瞻性的大陸政策是並行不悖的。在行政院內要設立的大陸委員會，要給它足夠的權責、經費、人力。
(四)所有擔任要職的政務官，要以政績而不要以個人喜愛、家世等，獲得任命，獲得留任。集天下之幹才於內閣，才是「李登輝政績」的起步。
回最重大的挑戰是要在六年總統任內，為國家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制度。這包括臨時條款的處理、國會結構的改變、地方分權的確立、省市(院轄市)長的民選等等。
為了表示自己的民主理念與開明作風，任何凸顯個人強勢的口號，如「李登輝時代」都應淡化，過分尊敬的稱呼如「李總統登輝先生」可簡化為「李總統」或「登輝先生」。
五、三件不能做的事
在贏取國民大會代表選票時，現任的總統與黨主席，擁有眾多的資源，其中有三項是千萬不該運用的。如果左右的人，不經總統同意擅自使用，這是可怕的濫權，會產生可怕的後果：
一、以情治單位的力量，透過監聽、跟蹤等方式，來掌握選情。
二、接受財團的巨額捐助，作為競選本錢。
三、提出會產生後遺症的承諾。
總結一句，李總統所要堅持的是：寧可合法地小勝，不要在左右慫恿甚至蒙蔽下，不顧原則地大贏。
六、中山先生遺言的啟示
上月中旬我終於有機會在廣東中山縣參觀了國父的誕生地－－翠亨村。在發人深思的「孫中山故居」陳覽館中，看到了一段動人心弦的紀錄：在中山先生彌留之際(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他斷斷續續地呼出：「和平……奮鬥……救中國」。
海峽兩岸四十年的敵視，也終於逐漸紓解。在世界情勢朝向民主的大整合中，兩岸中國人需要的是彼此的和平、共同的奮鬥，使兩岸的中國人在二十一世紀中同時贏得重視與尊敬。
李總統可以做中國歷史上的偉人，如果做到三點：
(一)誠心誠意建立民主制度：深切地瞭解－－一黨已不能專政，一人怎可獨裁？
(二)切切實實「改善台灣，轉變大陸」：深切地瞭解－－所有的中國人，對彼此都有責任。
(三)讓更多的人背負十字架：黨是屬於黨員的，政府是屬於人民的。讓更多人一起參與奉獻就不會再出現「強人」的指責。
這應當是李總統最大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