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簡單的一組數據難道真能反映一國人民的真實生活面貌？恐怕言過其實。
早於1980年代獲已故「經營之神」王永慶邀請，回國成立「生活素質研究中心」、《遠見》創辦人高希均教授即發現，生活素質對一個國家永續發展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他一針見血指出：「GDP是一個很方便，卻並不周延的指標。」
尤其GDP的計算方式自1934年被發展出來後，一直沒改變過，但全球人類所處的環境和社會，卻不曾止步地變遷中。
因此關於GDP的反思，在國際間醞釀多年，發酵許久，各種論述百花齊放，包括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提出的「人類發展指標」、耶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研議的「環境績效指標」等。
除了國際組織和學術單位，各國執政者也開始檢討GDP。
2009年，法國總統塞柯奇委託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和沈恩（Amartya Sen）組成研究小組檢討GDP。2010年，英國也開始編制綜合福祉指數。
生活品質比冰冷GDP重要
甚至正在崛起的中國大陸，近來也開始討論「GDP的含金量」，更重視人均的可支配所得，而非冷冰冰的經濟成長率。
今年7月下旬，大陸發生溫州動車事故，造成200多人死傷，網民發起「不要帶血GDP」的口號，顯示一般民眾開始要求經濟發展以外，需要有更好的生活品質與公共安全。
國內重要智庫中技社有感於國際趨勢，希望拋磚引玉，激發國內更多人關心和討論非經濟性的議題，特別於今年7月至9月，邀請國內10位專家學者，一連舉辦了三場「GDP指標檢討修正」封閉論壇，由《遠見》雜誌協辦。
中技社董事長潘文炎從此次討論中發現，台灣現行GDP的計算方式，的確不能完整表現經濟成長的現況，包含欠缺對社會及環境面向的評估機制，甚至未納入民眾主觀的感受及環境成本等。
謙稱自己是門外漢、以一個外行人的觀點來看，潘文炎認為，沒有一項指標可涵蓋所有層面。因此若要修正GDP，他建議可提出新增項目，補充不足。他舉例，抽象資源例如人力，是否可被納入指標，就很值得討論。當然，補充的項目，必須客觀、數據取得可靠、大家都能接受且易懂。
經過三場論壇的激盪和討論，基本上，專家學者均有一些基本共識。
先有發展目標 再討論指標
首先，大家一致認同，GDP仍有其重要性，是目前最具代表性的指標。
GDP是世界各國最重要指標，中研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蕭代基指出，經濟部每年訂出下一年的經濟成長率目標，各部會必須據此推動各自發展計畫，以達成國家發展目標。
政治大學特聘教授陳小紅認為，GDP不僅是一組數據，背後更有其意涵。隱含的意義包括：國家競爭力、軟實力和社會和諧。
其次，可以先設定目標，再討論指標。台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教授江東亮提出，當大家只專注於談論指標，往往會產生指標取代目標的結果。因此他建議，應該先設定目標，讓指標跟著目標走。而且，創造指標時，政府應該抓住發言權，告訴人們什麼才是重要的。
他分享，台大爭取5年500億計畫，目標是擠入大學的世界百大排行。有一年，台大排名落後中國的清華和北大，一經探聽，發現評估單位修改了指標，原本論文數要除以全部教職人數，但是中國講師無須提論文，一夕間分母變小了，排名就大大提前。「所以談到跟我們有關的，就要創造議題、主導議題、主導發言權。」
陳小紅也持相同看法。她指出，儘管台灣不是國際機構會員，但在許多評比中，仍將台灣列入。包括世界經濟論壇（WEF）和洛桑管理學院（IMD）每年公布的全球競爭力排名。
因此，不論是被動參與國際評比或主動發展指標，陳小紅認為，政府應該要有明確的目標和想法，知道欲將國家帶向何方，接下來始能制定政策，配合目標發展。奠定了基礎路線圖，指標技術操作即可迎刃而解。
人民的主觀感受絕不可忽略
第三，老百姓的感受，更是不可忽略。
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朱雲鵬於首場論壇中指出，目前探討GDP有一個趨勢，就是需要加入主觀感受。他甚至建議，《遠見》民調中心或許可以貢獻這方面的專業能力。
行政院政務委員薛承泰則於會中提出一個令人感到詫異的現象。人們一直認為台灣貧富差距大，貧窮很嚴重，但事實上，符合被列入官方低收入戶的不到2％，「全世界很少有這麼低的！」
經薛承泰研究後發現，除了所得，存款和不動產也是評估貧富差距的條件。台灣由於不動產擁有率高達87.9％，因此，在政府統計中貧窮人口比例就不高，形成人們普遍認知和官方統計數據不協調的原因。
若要修正或新增內容，來補充GDP不足，「如何創造一個讓老百姓看得懂、有感的數據，是相當重要，」薛承泰表達想法。
在這樣的基礎共識上，與會的專家學者再從環境和社會面著手，希望找出符合現今台灣發展境況，也足以補充GDP不足的指標。與環境面最直接相關的就是綠色GDP（Green GDP）。
綠色GDP強調永續 但標準不明
綠色GDP的概念存在已久，早在20年前永續發展議題出現時，就不斷在全世界引起討論。中國大陸總理溫家寶也於2004年提出將用綠色GDP，來取代傳統GDP，成為評估國家發展和官員表現的指標。
中國第一份綠色GDP評估報告於是在2006年正式出爐。結果顯示，因汙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663億美元，占國家經濟3.05％。可是，這項努力並未持續下去，因為若計入環境成本，某些省分的經濟成長近乎零。
事實上，綠色GDP的計算迄今仍未有一套完整客觀的標準。
投入我國綠色國民所得帳研究的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朱雲鵬指出，台灣政府很早就注意到經濟發展帶來的自然資料消耗和環境污染問題。1993年2月，行政院宣示推動試編綠色國民所得帳，按經濟與環境互動關係，規劃出環境污染、自然資源、環境支出及環境稅、自然資源服務價值，希望藉以修正GDP。
然而，朱雲鵬認為：「綠色國民所得是一種理想，要真正估算出來，並非易事。」他指出。例如自然資源服務價值的計算仍處於評估階段，受限於資料取得和評估方式未有定論。
以國家公園為例，民眾到國家公園旅遊所產生的消費會被計入，可是，國家公園給予民眾的效益卻未加入。
台灣大學環境工程所教授蔣本基針對綠色國民所得帳，則提出更核心的問題。他提到，當取得所有的基本資料後，如何將資料轉換成貨幣、究竟GDP損失多少才是合理？一切都仍有待解決。
儘管困難重重，與會的學者專家始終堅持，環境永續發展是確保國家持續發展的基礎，不容被拋在一邊、被忽視。高希均教授甚至主張，再困難，「我們也應該嘗試去做，若由別人訂定規則，而我們沒有自己的標準，最終只好接受了！」
4環境效益評估法 值得參考
有鑒於此，暑假剛到美國加州和夏威夷考察的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系教授許志義，嘗試提出四種可操作的環境效益評估方法。
第一，旅行成本法。許志義認為，內容可以是生態或文化資產，透過旅遊人次、逗留時間等，得出第一年相對於過去幾年，成長多寡為準。
第二，特徵價格法。各國均有特定的環境議題，譬如台灣的白海豚事件、國光石化，可先以幾個大案子試算對環境的衝擊。
第三，願付價格法。以瀕臨絕種的黑面琵鷺為例，透過民意調查，詢問民眾願意支付多少費用前往觀賞、是否願意付稅或以附加捐的方式，保育黑面琵鷺？
第四，生產成本函數。許志義舉例，電廠產生的汙染對附近建築物造成破壞，可列入計算。
除了以上所述，中技社執行長林志森不忘提醒，綠色GDP關注綠色產業之外，應增加綠色創新，儘管相關技術與門檻更高，但隨之而來的效益卻不小。」猶有甚者，台灣能源費用太低，也是執政者務必正視的。
環境永續固然重要，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同樣需要被探討。
金色GDP強調均衡 概念未成形
聯合國於2000年「世界文化報告」中建議編制「金色GDP」（Golden GDP），用以衡量文化對人類發展及社會的影響。
不過這項建議仍是只聞樓梯響，只是再度凸顯，經濟、環境和社會（文化）取得均衡發展，才是全民福祉。
以台灣的發展來看，城鄉差距、貧富差距、高齡化、少子化等，均是經常被討論的社會議題。中技社高級顧問詹火生在第二場論壇中建議，台灣談論GDP時，關於弱勢人口的生活品質與權利，以及相關的福利資源分配，是極為重要的思考。
不過，薛承泰警告，指標不可以只討好大眾而不做全盤考量。他以敬老津貼為例，1993年，我國達到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當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7％，即達到高齡化社會（ageing society）的門檻。當時，社會欠缺社會福利概念，種下發錢的惡因，導致之後的社會福利走向金錢趨向，現在要改變已經很難了。
加入社會指標 責任包容兼顧
思考許久的陳小紅於第三場綜合討論中，大膽提出四項社會面指標，包括社會成本、社會信任、社會包容、以及生活方式。
其中，社會成本與政府責任有關，「我們要負責任的社會福利！」她深深感慨地說，政治人物往往只看到眼前的利益，任期內推動很多福利政策，卻沒有顧及將債留子孫。
去年，債台高築的希臘政府為了撙節預算，引發社會暴動，凸顯人民習慣依賴社會福利，一旦福利被取消或刪減，社會不安蠢蠢欲動，反而造成更多破壞。
而社會包容，不論是族群或政黨之間、對新移民等，「我們不能只有立場，無是非，」陳小紅期許，台灣社會的包容力將更寬宏大量。
除了陳小紅提出的四項社會指標，朱雲鵬另外提出「社會壓力」和「消費安全」指標。前者的基礎，是台灣民眾未實質從這波經濟好轉中感覺受惠。
朱雲鵬認為，建立「社會壓力」指標，「所得分配」是關鍵；至於「消費安全」則與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包括飲食安全、生活風險、交通事故、住家安全等項目。
GDP的檢討和反思進行了將近20年，仍未有定論，想見這不是一蹴可幾的事。 台灣需要哪些指標，才足以全面反映社會的發展，對於民眾的意義為何，又怎麼讓老百姓清楚瞭解每項指標的用意，都仍需要討論。
總之，台灣需要建立一套獨立、全新的經濟發展指標，在過去沿用許多年的GDP之上，必須加入新的社會與環境指標，才算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