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年台灣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即將到來，你都與誰討論政治議題？我們從小就被教導，在禮貌的對話中不該提起任何與政治有關的事──「不要談政治」這句話深植於我們的語彙之中，幾乎成了脫口而出的反射。事情並非一直如此，也不必繼續如此。（本文節錄自《我不同意你（但我願意聽）》一書，作者：莎拉．史都華．荷蘭，貝絲．席爾弗斯／奇光出版，以下為摘文。）
這個充滿釣魚式聳動、極端兩極化、通往死胡同的循環，是可以被打破的。我們只需要重新學會彼此對話。
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們失去了談論影響國家與自身生活議題的那種革命性的熱情。我們認為，在對話中出現衝突，往好了說是不禮貌，往壞了說就是惹禍上身。不幸的是，我們試圖避免這些不適時刻的努力，反而適得其反。為了保護關係免於政治緊張，我們反而加劇了那種緊張。
因為事實是，我們從未完全停止談論政治──我們只是停止與那些觀點不同的人談論政治。我們把「你不該談政治」變成了「你只該與強化你世界觀的人談政治」。
我們沒有讓自己有機會被他人的觀點塑造、修正與檢驗，反而讓自己的觀點與內心變得僵硬。
我們開始自我分類，只與站在我們這一邊的人互動。我們也將他人分類，而且只基於對他人僵化觀點的假設。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知不覺地不斷加深一種信念，相信自己不僅觀點正確，道德上也更加優越。
如今，當我們真的要與另一方的人展開討論時，我們是準備戰鬥，而不是對話。那條原本用來避免讓他人不適的規則，反而變成一種保護我們自身的武器。對他人感受的在意，不知怎地轉變為對於自己論點的執著，好像那些論點構成了我們是誰、代表什麼的根本。
我們不想被挑戰，甚至不願被質疑，因為我們認為賭上的代價太大。我們把宗教信仰、對於成長背景的自豪，以及政策立場，全都綁在一起，直到它們變得像塞在抽屜、糾成一團的項鍊—依然珍視，卻已無法佩戴。
隨著時間過去，我們也失去了分辨自己為何對鄰人、甚至對自己抱持那些信念的能力。兩黨政治人物的支持率跌到谷底，我們對公共與私人機構的信任也降到歷史新低。
難怪抗議活動如此頻繁地演變成暴力，我們甚至都習以為常了。從政黨、教會長椅到抗議現場，這些地方曾經都是我們處理分歧、或至少能坦然傾聽不同意見的空間。我們已不再練習良好的對話，彼此之間也已經失去了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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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治對話的影響僅止於最激烈的餐桌爭論，或這些不舒服的場面只是一齣可以隨手關掉的有線電視劇，那麼，我們想確認自己的信念、避免任何挑戰信念的對話的本能，或許還不至於那麼危險，我們也許可以繼續走在那條對政治辯論的喧囂充耳不聞的道路上。
但現實是，我們無法逃避政治對我們生活帶來的實際影響。政治會變成政策，而政策正是那五十多萬名民選官員每天做出決策時依循的路徑，那些決策決定了我們行駛的道路、孩子就讀的學校、我們發動的戰爭，以及我們繳納的稅。
當我們在各個層級都難以推動任何事情（無論是通過預算、確認司法提名，還是執行確保飲用水安全這種最基本的政府功能），受到影響的，就是我們的日常生活。這種失能，既不是我們希望孩子面對的未來，也不該是我們自己期望的現實。
無論是父母或非父母、有信仰的人或無神論者、學生與老師，還是任何背景與文化的人，只要是個普通人，都必須討論我們希望政府如何運作，以及希望國家成為什麼樣子。
我們需要那些關心油價、退休帳戶與學生貸款利率、洗衣與托育問題的人，來談國內政策。
我們需要記得徵兵制度、記得在阿富汗陣亡的叔叔、記得在西班牙從事宣教的朋友的人，來談外交政策。
我們需要有特殊需求與天賦的孩子的父母，來談教育政策。
我們需要在全美各地擔任線上協作客服的人，來思考網路安全的問題。我們需要帶著全部的人生經驗，來參與這些對話。
我們需要以平靜的方式，把自己的聲音與觀點帶到這張桌子上，尊重自己也尊重彼此，同時認知到我們並不是獨自在生活。
當我們選擇不參與那些決定道路與橋梁、學校課程與水質處理、戰爭與和平的各種過程時，我們就不再是慈愛造物主的雙手與雙腳。強硬對立與漠不關心，都絕非美德。
無論我們是否喜歡，政府所做與未做的決策，都會影響我們生活的每一個面向。
民主社會是一個整體，我們彼此影響，我們不能置身事外。如果我們拒絕彼此詢問我們要走向何方，就無法繼續前進。
在政治立場不同的場合中，談論大多數人刻意迴避的主題，有助於我們看見自己哪裡是對的、哪裡是錯的，以及還有多少需要學習。不只如此，與他人對話也幫助我們更理解自己，釐清價值觀與優先順序，並直面那些我們原本很容易忽略的弱點與態度。
因此，讓我們來繼續完成開國先輩們開啟的，既艱辛又愉快的工作。我們來談談政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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