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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出擊!

文 / 李慧菊    
1989-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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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出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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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正在改變台灣,經濟務實主義正在改變世界。

在亞洲。本省籍的國民黨中常委兼財政部長郭婉容率大型代表團,歷史性的出席亞銀北平年會,被視為國民黨修改「三不」政策,以自信心承認「一個中國、兩個政權」的事實,震驚中國。

在歐洲。理律法律事務所的律師徐小波,多年來不斷有機會替政府、企業界對外交涉。他最近的一件大案子,是協助企業界,在歐洲設立一個工業區,因應一九九二年的歐洲單一市場。

「你等著看,如果在五年內,能在全世界設二十個工業區,台灣就不一樣了。」他神秘地笑笑,顯然心中有個長程計畫。

在美國。宏碁電腦有一個一百多人的研究發展中心,有發貨倉庫、經銷商和分公司。其中有些經理級以上的外國人,已持有宏碁的股票;宏碁在最近可能震撼性宣布,由一位在國際大公司任職的華裔美人擔任宏碁集團的總經理。

「我和施振榮總覺得自己的國際眼光仍然不夠。」宏碁執行副總經理邰中和解釋考慮延攬新總經理的原因。而更深刻的思考是,在美國的老中常抱怨「黃皮膚的障礙」;同樣的,一心想成為國際大企業、自認時機已經成熟的宏碁,也考驗自己是不是胸襟夠大,能像對待自己人一樣,看待外國人。

事實上,在一個對經濟和外交極有興趣、「充滿想像力」的總統領航下,面向世界,拓展國際空間的戰線,已經從海洋到大陸全面拉開。工商界,無疑是這波行動中的先鋒,代表一個新台灣的崛起。

重畫世界地圖

和風吹起。由美、蘇帶頭的握手言和,也促動東西集團、國家彼此調整距離,重畫一張世界地圖。中共離蘇聯近了,蘇聯極力拉攏日本,日本想跟北韓親近,北韓考慮跟南韓和談。共產陣營忙著塗改馬克思的面貌,連帶地,台灣與大陸以往「漢賊不兩立」的關係,已吹起另一陣風。

「經貿問題幾乎是國際關係的全部。」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所長林碧炤詮釋務實主義潮流指出,貿易摩擦、匯率談判、第三世界債務、農業保護、共產國家國內民主經濟發展等問題,似乎已比美蘇裁武更優先而棘手。

區域也在重新結盟。大歐洲運動自是世人矚目焦點,美加合組自由貿易區已箭在弦上,下一步可能包括以色列、加勒比海諸國、甚至日本。北非五國也有結盟傾向。而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一致協議減產成功,無非是「團結就是力量」信念彰顯的結果。

在這個各國政治、經濟地圖大遷移,彼此手牽手,尋找新朋友的時代,毫無疑問,這也正是中華民國重新定位,在國際社會搶個新位子的契機。

經貿肌肉逐年強壯,進而帶動實質外交,則是中華民國把握這波歷史風潮的關鍵所在。

「外匯,使外國人都翻翻地圖,看看台灣在那裡。」經濟部國貿局局長江丙坤,總括財富為中華民國來的國際知名度和影響力。

太平洋電線電纜公司去年投下一億五千萬美元巨資,在美國德州買下一家銀行、在香港蓋一幢六十二層的飯店、在馬來西亞設電線電纜廠。

「以前想都不敢想這些事。」四十歲的太平洋電線電纜總經理孫道存抽著香菸說。其實不僅是太平洋,台灣蘊藏多年的爆發力,已經十足表現在對外投資的熱絡上。

這一、兩年的變化的確令人印象深刻。自有官方統計一直到民國七十五年,幾十年加起來的對外投資總金額,還不到一億美元。

但外匯管制放寬前後,光是七十六年,就有一億美元拿出去投資,去年更加倍,高達兩億美元(實際數目當然更高,以當地統計資料,台商對泰、馬、印、菲去年的投資金額,已高達二十一億美元;對福建省投資二億美元)。中華民國已經是菲律賓最大投資國,預料今年更將成為泰國第一大投資國。

經貿活動不能換成外交關係,但卻是台灣推動實質關係的主引擎。

盡在不言中

在這方面,外交部次長章孝嚴,點出一點對我國極有利的國際趨勢--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顯然,我國愈來愈有本錢援外,和第三世界國家倚賴外援更深的趨向,一拍即合。

政府去年就籌設總額達十億美元的「海外經濟合作發展基金」,以低利貸款方式協助他國。身為參與委員之一的一位官員透露,東南亞地區將列為優先對象,而這個基金的外交目的,就「盡在不言中」了。

其實,「盡在不言中」的事情政府近年積極地做,已如「司馬昭之心」,而且以金錢穩住外交的回饋也愈來愈清楚。

加勒比海投資案,在政府內部雖有不同意見,但參與其事的官員坦白地說,「政治外交目的重於一切」。如今已決定由政府在哥斯大黎加及巴拿馬,蓋兩個加工出口區,由台灣管理,吸引投資。「理由很簡單,中華民國二十三個邦交國中,有十一個在這一帶。」這位官員說。

投資多了,兩國關係可能就從量變到質變。為中華民國穿梭不停,被喻為「經濟大使」的台灣水泥董事長辜振甫,點頭表示,菲律賓議員提出「菲、台關係互惠法」,和馬來西亞實施「東望政策」,將學習對象從日本轉到台灣,是最好的例子。

官員不來,冰箱來

「外交只是形式。」辜振甫透露,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六年來前三次來台,不但行蹤隱秘,而且都是在中正機場過境大廳的貴賓室與行政院長俞國華會晤;第四次造訪,馬哈地已經願意公開曝光。

同樣無邦交,但經濟力之強弱消長,境遇如此不同。

台灣的孤立以七0年代為分水嶺,外交的現實反映在中美斷交;美國有一種說法,是「西伯利亞戰線論」得勝的結果。他們主張將包圍蘇聯的圈子,從太平洋濱地震帶上的諸島,北推至西伯利亞,於是與中共建交,以中國的北疆為西方世界在亞洲包圍蘇聯的第一線。

靠著七0年代平均一0%左右的經濟成長率,累積到今天,使台灣的國際關係慢慢從孤立的谷底回升,最近似乎有鼎沸之感。「美國官員不能來,可是冰箱可以來。」政大的林碧炤一言道破,現實的商人是永遠要突破國界的。

與巴哈馬建交;李登輝、李光耀互訪;準備在墨西哥、匈牙利設辦事處;法國提升在台機構為在台協會;蘇聯小組拿著國旗來台選美;外貿協會頻頻組團到一些有待開墾的國家,像蘇聯、東歐,及計畫中的西南亞(巴基斯坦、孟加拉、越南及緬甸)……。

尤其是在李登輝的一句「叫我輝也好,叫我登也好,我還是我」,的宣示下,及郭婉容登陸大陸,可以想見,不僅僅是在名稱問題上,中華民國可以有心理的自我解放;它更意味外交彈性政策的確立。

外交部一位官員首次透露,外交部最近從一個「新角度」出擊,重新擬定世界各區及每一個國家的工作綱領。「我當然不能告訴你內容,」這位官員自信地笑說:「只是李總統若今年再出國訪問,大家也不必太驚訝。」

兩股力量相激盪

民間企業以新理念、新做法在國際衝刺,政府拉開更寬闊的國際舞台,兩股力量匯聚之下,台灣準備要走一條新路,就在同一條路上,許多人看到非常不同的未來。

跟政府從大陸撤退來台的年長一代,是看得最實際的一代。趙耀東拿著菸斗,搖搖頭:「台灣頂多能做瑞士,這是極限。」終身思考國家大計,為文獻策的王作榮,對於中共的阻力、外交的困難,也覺得中華民國難以在國際施展。

王作榮心目中理想的定位,是建設現代化的台灣,未來再尋求與大陸統一之道,「那麼我們也就完成歷史的責任了。」

但對錢復、孫道存、徐小波這一代,他們親身參與、目睹「台灣奇蹟」,態度則是在務實中透著積極。

徐小波在紙上寫了一串英文,他的藍圖是,建立一個以華人為主的經濟圈,而由台灣扮演領導地位。

而在外交界磨練二十多年的錢復,深刻瞭解無正式邦交的限制,他看台灣的策略,是做其他國家的智者(wiseman):「要做到讓別人不得不來找你。」

年輕的一代通常更沒有包袱,民進黨秘書長張佼宏出獄後,不停傳播「世界島」的觀念。他指出,以台灣所占的歷史、地理位置,可以做太平洋東西兩大集團間的「政治協調者、文化詮釋者、經濟中介者」。

衡外情,量己力

在選擇這些角色之前,第一個要下功夫的,是「衡外情、量己力」。

論資源。台灣的面積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只有三分之一可耕地,蘊藏一點點煤和天然氣。最大的資源是勤奮、受良好教育的人民,但也只有兩千萬人。 論軍事。中華民國也不可能跟以色列一樣,以攻擊建立國家地位。

論經濟力。我們也不能跟日本比。產業結構、技術自主能力不如人;論外援,日本一年對東南亞地區的經濟援助,高達五十億美元,是台灣全部援外計畫的五倍。如同太平洋電線電纜總經理孫道存所說,台灣是「島、中小企業、外銷導向」的組合,論企業經營的氣魄、眼光,與日本大商社縝密的作業比,無疑相形見絀,而這些特質,正是台灣現在最該加強的。

外貿協會行銷資訊處處長潘健行舉例,日本三菱在北葉門,先以援助方式協助建設農田灌溉系統;農業得以發展之後,接下來,農業機械、肥料、甚至技術市場,順理成章的落入日本囊中。

經濟還算好辦,外交這一環才是最難突破的。

即使我國目前採取彈性外交,最多只可能做到雙重承認--一種與中共共存,而非誰取代誰的關係(例如最近中共進駐沙烏地阿拉伯而我國不退出)。

然而美國馬里蘭大學教授丘宏達曾分析,就算是雙重承認,它實踐的極限,可能也僅限於第三世界的小國家。因為先進大國遵守國際法律,不能輸越「一個中國」的尺度;即使第三世界的大國(如印度、阿根廷),也想玩弄兩大陣營的矛盾,不可能為台灣得罪中共。

係上可發揮的空間。

以進入國際組織為例,就可以明白沒有正式邦交的阻礙。

中華民國雖位列第十三大貿易國,因為不被聯合國承認,加上中共壓迫,無法加入國際社會,簽訂多邊協議。遇到貿易糾紛,更不能像一般國家透過「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進行貿易仲裁。

部分官員以為,憑台灣目前的實力,申請加入GATT,應該很容易。但國貿局長江丙坤說明,目前中華民國重返GATT的初步行動,仍在跟幾個大國(如美、日)遊說,明示台灣加入能帶給他們多少好處(關稅下降、市場開放),吸引他們支持而已;仍未有提出正式申請的把握。

參與者?邊緣人?

論及台灣在世界的地位,實質意義其實是針對亞洲而言。

辜振甫分析,日、澳雖然想組織一個區域聯盟,但東南亞,包括韓國,由於戰爭的餘悸猶存,普遍憚懼日本勢力太過膨脹。應付之道,是將美、加拉入,仍以美國為首。

無論那種組合,在經貿集團行將取代政治集團之際,在中共干擾之下,各種新同盟納不納入台灣,就決定台灣往後十年將是個「參與者」,或者是「邊緣人」。

如果再把範圍縮小到最近很熱門的「華人經濟圈」,中共的政、經結構,現階段來看,很難讓台灣有所發揮,台灣也更不可能讓中共到這邊盡情發揮。

在企業界合縱連橫的潮流下,台灣或許正試圖扮演張俊宏所說「經濟的中介者」,或者是「第一優先的合夥人」。對先進國,我們是進入亞洲(包括大陸)上選的門戶,對於較落後的國家,我們是資本多,中小企業起家的最佳典範。當然,要做到這些,台灣還得面對漫長的考驗。

一八四三年,鴉片戰爭後,魏源奉林則徐之命,寫下「海國圖誌」,是中國當時介紹世界各國政治、宗教、歷史、地理,最完整的一套書。為此巨著,魏源這個小官看遍所有相關譯作,跑到澳門接近外國人,到香港買世界地圖。

智士何在?

但這本長達五十卷的書,並沒有在中國領導觀念革命,適時趕上世界潮流,四十年後,還出了義和團。

郭廷以在「近代中國史綱」中記述,這本書最後流入東洋,卻刺激了日本的明治維新。 有感於中國之閉塞,一百四十六年前問世的「海國圖誌」提出這樣的世界觀:「聖人以天下為一家,四海皆兄弟,懷柔遠人,賓禮外國,為王者之大度;旁諮風俗,廣鑒地球,是智士之曠識。」

今天,中華民國的「聖人」、「王者」、「智士」在那裡?

長榮怎可上天?

長榮想開飛機,也不是最近的事;早先它就曾試探過交通部,但並無肯定答覆。

如今長榮拿到民航局發給的執照,一位熟悉內情的人士透露,這是因為李總統「幫了忙」。

雖然李登輝總統在訪星返台的記者會上也說:「王永慶先生跟張榮發先生,都是我的好朋友……」但長榮這件事背後的意義,不止是「幫好朋友一個忙」而已。在政府確定彈性外交的同時,航空權適時開放,被敏感人士視為「配合」,而非巧合。

國際交流、增進瞭解、促動商務,航運是最基本的需要。建立國外據點,如果沒有便利的交通配合,都被商人視為成本的增加。以往簽證困難、旅行不便,也是國人自覺「矮人一截」的理由。

由於我國國際航運一向由中華航空公司代表,再加上外交處境艱困,導致空中交通的成長速度,一直趕不上經濟、外貿成長的需求。

外交部次長章孝嚴透露,年初他到加拿大商談航權,對方就要求,不寫國號行不行?國旗能不能用梅花代替?

沒有包袱

這些彈性的要求,華航恐怕是做不到的,但長榮就沒有這種包袱了。

在立法院交通委員會長達七年的立法委員林鈺祥就說,長榮加入,在與他國航權談判上,會比華航順利很多。他甚至明白地說,長榮才剛拿到執照,就已有兩個目前無邦交、也沒有互換航權的國家,在接洽長榮。

長遠看,長榮無疑是彈性政策的一著活棋。以香港為例,如果目前的大陸政策不變,一九九七年香港歸還大陸之後,華航不太可能直飛香港,但長榮的阻力就小很多。

當初在立法院審查「民用航空運輸管理條例」時,曾有立委攻擊,開放的條件(無財務糾紛,經營客運資本額一百億,經營事業與貿易、交通有關或現已經營航空事業),看起來只有長榮一家有資格,「令人擔心。」

林鈺祥坦白說,長榮致勝的關鍵是管理,加上它的國外據點,不但多,「有些還比我們辦事處人多」。而且航空事業性質特殊,別的財團也不見得有興趣。他半開玩笑說,其實條文可以更開放,「好像大家都可以來,但其實還是只有長榮一家。」話裡透出的意味,只為長榮開放,似乎已是「默契」。

飛定了

不論如何揣測,長榮已經飛定了,而且它已經決定用三年時間培訓人員。到底長榮是否有助台灣在經濟甚至外交上延伸出去多少,只有拭目以待。

不夠大的國際眼

許多國家,包括我國在內,對日本大商社掌握國際情報的能力,往往咋舌不已,視為厲害角色。

但在大前研一(美國著名的麥肯錫顧問公司董事、駐日負責人)眼裡,日本人至今仍以島國心態、自我本位的心態來看世界。

不提誰是冠軍

在他所著「解開島國心態」一書中,舉出這樣的例子:日本報紙報導,青木功在美國高爾夫球賽得到第六十一名,卻隻字不提誰拿到冠軍。

這樣的批評,用在台灣身上,是不是也很恰當?

中加投資公司副總經理汪其桐,就有如此的親身經驗。有一回他跟加拿大一家鋼鐵公司洽談,想引進台灣資本到這家公司。只聽到這家公司的老闆毫不客氣地說,台灣商人根本沒有資格買他的公司,因為「你們不懂得如何評估國際投資。」

輿論處理重要國際事務的表現,也常常反映出對國際政治、經濟或社會的知識不足,顯得自卑又交雜著自大的心態。

剛從外交戰場轉到經建會擔任主任委員的錢復就說,李總統此次訪星,出發前幾天,吳作棟先在北平表示,要繼印尼之後與中共建交;繼而以代理總統接機。他認為國內媒體對此反應過度,一下批評新坡不應該在此時放風聲,一下又說乾脆不要去新加坡了。

這種看法,忘記新加坡的立場,也忘記我們自己的處境。類似的反應,在一、兩年前,美國以三0一法案對付我國的關稅壁壘時,表現得最清楚,貿易糾紛幾乎快被媒體升高到民族意識的對抗。

受敬羨不受敬愛

日本人的教科書,從小學到大學,無不反覆強調:日本地狹人稠,毫無資源,只有靠勤奮的人民,對外發展經濟才能生存。

而我們的教科書,卻從小學到大學,反覆強調;我國地大物博,歷史悠久,文化精深,乃泱泱大國。多少忽略了現實狀況。

日本人的國際經濟發展、用破紀錄高價買梵谷的畫、在夏威夷農地上蓋高爾夫球場,都被國際社會譏諷,覺得他們是侵略、自私。「時代周刊」在一九八三年七月,介紹日本的專輯中,就用「受敬羨卻不受敬愛」(admired but not loved),總結外國人對日本人的感覺。

而詢問台灣知名的官員、商界人士,台灣對外發展的結果,會不會步日本人的後塵,到處不受歡迎?他們的回答都是:「不會啦!中國人比日本人可愛。」、「我們的心胸一向是比較大的。」

這些評語不知有多少成分能得到事實支持,有多少可能是期望,又有多少的「想當然耳」?

四海一家

台灣跟日本或新加坡一樣,人力,是唯一也是最寶貴的資源。如何教育、培養這股資源,真正懷抱「天下為一家,四海皆兄弟」的眼光,是一大考驗。

本文出自 1989 / 05 月號

第035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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