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層邏輯+環境變數=方法論。事物間的共同點，就是底層邏輯。只有不同之中的相同之處、變化背後不變的東西，才是底層邏輯。只有底層邏輯，才是有生命力的。只有底層邏輯，在我們面臨環境變化時，才能被應用到新的變化中，從而產生適應新環境的方法論。（本文節錄自《底層邏輯》一書，作者：劉潤，時報出版，以下為摘文。）
一位悍匪經過周密的計畫，綁架了首富的兒子。最終，首富以數億元贖回了兒子。整個過程驚心動魄、跌宕起伏，不輸一部警匪大片。其中，一段首富和綁匪的對話卻令人深思。
綁匪問首富：「你為什麼這麼冷靜？」
首富回答：「因為這次是我錯了。我們在當地知名度這麼高，但是一點兒防備都沒有，比如我去打球，早上5點多自己開車出門，在路上，幾部車就可以把我圍下來，而我竟然一點防備都沒有，我要仔細檢討一下。」
什麼？首富說自己錯了！為什麼？明明是綁匪違反了法律，綁架了他的兒子。
從法律上來說，肯定是綁匪錯了，所以綁匪要為他的行為坐牢，接受法律的制裁。但我們站在首富的角度看，也許這種事情通過加強安保等措施是可以避免的，他卻因為沒有做，導致兒子被綁架，最終花了數億元贖回兒子。
還好最終破財消災了，如果被撕票，那損失就更大了。到那時，即使用法律手段制裁了綁匪，又有什麼用？損失已經發生，且無法挽回。所以，首富這時說他錯了，是他真覺得自己錯了，不是客氣。
首富的這種處事方法，在心理學領域，可由一個重要概念來解釋，叫課題分離。
「課題分離」理論由奧地利心理學家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提出，原意指「要解決人際關係的煩惱，就要區分什麼是你的課題，什麼是我的課題」。
綁架索要贖金，是綁匪的課題，而因綁架遭受損失，是首富的課題。
比如，有人在地鐵裡踩了我一腳，誰的錯？我的錯。
明明是他踩了我，為什麼是我的錯呢？難道我不應該要求他道歉嗎？我可以要求他道歉，但是，道歉有什麼用？而且，我要求他道歉，不需要花時間嗎？他耍無賴和我吵起來，不是更需要花時間嗎？我的時間難道沒地方花了嗎？對方還可能反咬一口：「你怎麼把腳亂放啊？！」
那怎麼辦？我要說「我的錯，我的錯」，然後心平氣和地走到旁邊。
這是因為，我的時間比他的值錢，浪費同樣的時間，我的損失大——「誰的損失大，就是誰的錯」。
一個人心中，應該有三種「對錯觀」
舉個例子：壞人A誘騙好人B進入C的沒有鎖門的工地，B失足摔死了。請問，這是誰的錯？
法學家的對錯觀
對於上述情況，法學家可能會說：「這當然是A的錯，這就是蓄意謀殺，還有什麼好討論的！」
是的，如果證據確鑿，在法學家眼中，這就是A的錯。但是，這種「大快人心」的對錯觀，不一定能避免類似案件再度發生——法學家做不到的事情，經濟學家也許能做到。
經濟學家的對錯觀
對於上述情況，經濟學家可能有不同看法：是C的錯。
也許有人會說：「啊？為什麼啊？C也太冤了吧？」
經濟學家是這樣考慮的：整個社會為避免B被A誘騙進入C的工地要付出的成本，比C把工地的門鎖上的成本高得多，雖然懲罰C會讓其覺得冤，但是以後所有工地的擁有者就都會把門鎖上了，於是這樣的事情會大量減少。
經濟學家是從「社會總成本」的角度來判斷一件事的對錯在誰。雖然有時這樣的判斷看上去不合理，但會比從「純粹的道義」的角度更有「效果」。(延伸閱讀│三八理論：第三個8小時，決定你的人生高度)
商人的對錯觀
對於上述情況，商人可能這樣想：不管是A的錯還是C的錯，B都死了；不管讓誰承擔責任，B都無法起死回生——從個體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B只能怪自己。
也許B在生命的最後一刻，會想：「這是我的錯，我不該蠢到被A誘騙至此。」
再看一個例子。一個人走在人行橫道上時，一輛卡車衝他疾馳而來，所有人都大聲呼喊，叫他讓開，他卻淡定地說：「他不能撞我。他撞我是違反交通法規的，他要負全責。我就不讓。」最後，這個行人被卡車撞死了。
這是誰的錯，卡車司機的錯？當然。但是，這樣的判斷無法救回行人的命。
行人那時應該這樣想：不讓，就是我錯，因為不讓開我就會死。
對於第一個例子，法學家認為A錯，經濟學家認為C錯，商人認為B錯，這就是三種「對錯觀」。
如果你是評論家，可以選擇法學家的立場；如果你是政策制定者，可以選擇經濟學家的立場；如果將要失足摔死的就是你自己，我建議你選擇商人的立場——「我的錯，都是我的錯」，因為「我的損失最大」。
總之，誰的損失大，就是誰的錯。(延伸閱讀│時間別花在沒必要的人身上！創業後她才懂：思維差距就是財富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