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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戰:改變,才有希望

文 / 刁明芳    
2004-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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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戰:改變,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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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如果把治理國家比喻為經營公司,您的經營理念是什麼?

A:我從事公務已經三十多年,從事公務所要面對的困難、挑戰、壓力等等,對我來講不是新鮮事。

這並不是壓力來的時候如何去面對的問題,而是平時整個思惟、作為都要問心無愧,為國家、社會、人民考慮,盡了全心全力,雖然不能樣樣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以這樣的施政風格,我想面對任何問題時都可以坦然。

一個領導人,不是擁有權力的問題,而是怎樣來自我克制自己權力的運用,不是要把權力發揮到無限大,而是怎樣能夠很妥適地來用這些權力,這才是一個出發點。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尊重體制、尊重法律、尊重制度、尊重人才、尊重專業;否則唯我獨尊、我最大。這也難怪過去四年中產生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我很贊同美國老布希總統決策的態度:在具有決定性的政策上,要團結;在重大事情上,要聽取不同意見;在一切事情的處理上,要大度。

我覺得領導人還要有團隊精神,能夠整合大家的力量、貫徹共識,來領導團隊。有人說我比較喜歡授權,授權是必要的,尤其整個國家是一個組織,哪一個組織不授權?不授權的就不叫組織。組織本身我們通常講「分層負責」「分工合作」,但是你要將優先順序訂出來。

分工目的在於合作、分層目的在於負責,所以合作和負責是目的,你不能夠為分層而分層、為分工而分工,沒有目的這樣就不對了,所以領導人一定要注重「目標管理」。

領導人必須全盤瞭解

一個好的領導人必須全盤瞭解,才能抓大方向,否則根本沒有辦法授權,只是瞎子摸象而已。授權是一個提綱挈領、抓重點的作法,但是抓重點之前,你必須瞭解什麼是重點、什麼不是重點?全盤瞭解是非常辛苦、甚至是痛苦的過程。

過去長久以來,我提出來的目標以及政策,大致上都可以完成。亞太營運中心當時提出來大家都同意,後來發生1995年飛彈演習和戒急用忍,這是beyond my control,讓這個政策沒有辦法繼續。

Q:您未來如果當選總統,在兩岸經貿政策上將如何布局?

A:基本上,在台灣我們希望保留附加價值高的部分,其他像OEM、裝配已遷到國外去,大部分都到大陸去,也有部分到東南亞。這個模式已經很明顯,怎麼樣適當地對這樣的分工形勢加以引導,形成政策,是我基本的看法。將來我們必須要走的路就是value added in Taiwan或 by Taiwan。

台灣不能只看自己,鎖國的思想要不得,一個海島需要對外關係。也不能只看兩岸,應該從一個更寬廣的角度看,那就是台灣除了是「台灣人的台灣」或「兩岸的台灣」之外,也是「亞洲的台灣」「世界的台灣」,這樣台灣可以成為亞洲的門戶,國際的樞紐。這種理念、架構可能比較宏觀。

跳脫兩岸架構看台灣

到現在為止,所有的經濟乃至於政治議題,都是從兩岸的架構來看台灣,台灣應該跳脫這個架構,發揮亞太地理中心的優勢。比如亞太營運中心的理念可以做適度的擴大與延伸,像資產管理中心、運籌中心、籌資中心、研發中心乃至金融中心,都可以推動。

傳統產業、中小企業還要有發展政策,尤其是服務業要大力推動,服務業可以解決相當程度的失業問題,包括觀光、金融服務、文化創意,這些服務業應該特別重視。

Q:企業界很關心直航的問題,你對直航有什麼規劃?

A:兩岸不能直航已構成正常經濟活動的重大障礙,就主客觀環境而言,開放直航有必要性、緊迫性與可行性。

境外航運中心開放七年,證明兩岸海運直航並沒有國家安全的問題,至於空運直航,可以仿效早年西柏林與西德的先例,協商建立兩岸「空中安全走廊」,消除國人對國家安全的疑慮。

許多人擔心兩岸直接通航、通商,會導致企業大量西進,造成失業。但許多到大陸的廠商是在台灣失去競爭力的產業,他們若繼續留在台灣,恐怕難逃關廠的命運。相反的,積極開放,台灣就有機會進行產業結構轉型,經由全球運籌及轉運中心,邁向服務業,可增加不少就業機會。

Q:您若當選總統,會去大陸參訪嗎?兩岸政策會馬上有大動作嗎?

A:兩岸政策能否推動實施,並不完全是我方主觀意願,陳水扁先生推動多少事情?一樣也不動,這就是顯著的例子,所以兩岸必須要有對話。

假如在尊嚴、對等的原則下,我願意到大陸推動「和平之旅」,進行意見的交換。

我曾經說過,在當選後與五二○就職前,希望能夠到中國大陸進行「和平之旅」,紓緩緊繃的兩岸關係。過去一段時間,因為陳水扁總統的作為,台美關係出現空前緊張局勢,現在我考慮在「和平之旅」之前,先到美國進行「互信重建之旅」,修補互信脆弱的中美關係,穩住大局。

投資就能解決失業問題

Q:《遠見》最新民調,認為下任總統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降低失業率,您有哪些方案?

A:民進黨政府的「擴大就業方案」和公共工程建設方案,共花了700億元,製造了將近十萬個就業機會,硬把失業率從5.17%降到4.99%,但是這個方案結束的時候,民進黨政府怎麼辦?是不是再通過一個方案繼續來做?假如不通過,台灣的失業率馬上回到5.5%。這是治標的作法。

在台灣經濟發展上,差不多投資1000億元,就能夠增加四萬個工作機會,所以投資才能解決失業問題,這是必然的。

如一些學者指出:假如你全部都投資到高科技,就會出現「景氣快速復甦,失業問題還存在」。所以除了高科技投資以外,我們也必須重視以知識經濟為基礎的服務業,以及我們中小企業、傳統產業的升級與轉型,並且建立優勢農業。這是今後必須要走的,這也是長久以來「台灣經驗」的一部分,過去的失業率幾乎都維持在2%以下。

Q:我們的調查也顯示,選民認為經濟問題中,貧富差距是僅次於失業的急迫問題,您的解決方案是什麼?

A:政府的功能在調和強弱,避免形成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目前民進黨政府利用所得稅制的累進課徵,增加高所得者稅負,另一方面運用社會救助彌補低所得者的不足。但累進課稅因為許多租稅優惠及免稅措施,成效遭到嚴重地破壞。社會福利也因制度設計過於零散,照顧對象和標準也不盡合理,使得低所得者無法享受保障。

我提出以「均富」願景來解決這個問題,用「工作所得差額補貼」來調和強弱,並且訂定「最低稅負」的所得稅制。

「工作所得差額補貼」主要是鼓勵失業者再就業,如果工作所得低於1萬5840元,政府將給予差額補貼。適用這項補貼者,除了生活津貼外,還有健保補助、子女教育補助,將來也可以進入國民年金體系。

「最低稅負」的所得稅制,是對高所得者適用的租稅優惠,設定金額限制,超過標準,一律加徵固定稅率,以縮減稅收損失,進而增加稅收。

Q:您如何提振外商對台灣的投資?

A:貴刊曾在去年進行「外商投資台灣大調查」,發現只有不到一成的受訪者滿意政府處理企業投資的整體表現,接近五成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

我認為應該建構台灣成為「自由貿易島」,加速推動「自由貿易港區」及「經貿特區」,放寬相關限制,讓台灣成為跨國企業及華人進軍中國大陸的跳板。

除了務實改善兩岸經貿關係,包含三通與直航外,我主張進一步鬆綁法令,例如鬆綁外國人與大陸人士來台從事商務活動的限制;擴大開放僑外投資業別,並儘速與WTO各會員國完成政府採購協定簽署,鼓勵外商參與我國重大公共工程,引進外商投資。

我將組成一個經驗與專業兼具的財經團隊,建立穩定、務實、透明,而且可預測的經濟發展政策,讓國內外企業重拾投資信心。我也計畫採取多項措施來健全投資環境,包括要求各部會在一個月內全面檢討「許認可制度」,一律要求項目減半,時間縮短一半,以提高行政效率;鬆綁土地使用限制;購入閒置工業區土地,低價租給廠商等。

國民黨財經團隊方向捏得準

Q:您的財經團隊與對手相較,有什麼競爭優勢?

A:國民黨財經團隊的傳統,基本上「方向拿捏得很準確」,不但有理念,同時有政策,在適當的時機做適當的事,在對的時間做對的事情。最要不得的就是像陳水扁先生的團隊,大家開玩笑說他不會做對的事情,這樣的話國家來說沒有前途。

我們要有一種比較開闊的態度,用人唯才,不分黨派。我希望能夠用一些專業、年輕、宏觀,有國際視野的人。我覺得為國舉才,培養一些新人才,是很需要而且適當的事情。至於延攬企業家入閣,這是一個理想,但是國民黨過去始終沒有出現過,我們當然可以考慮,讓這個可能性存在。

老實說,從最近四年的發展,我看不出民進黨有財經團隊。唯有國親聯盟的財經團隊才能解決兩岸問題。最近輿論指出,在推動三通、台商回台上市或開放大陸來台觀光這些政策,國親和民進黨的政見相去不遠。政策名稱或許十分相近,但實質內容卻大相逕庭。

以開放台商回台上市為例,民進黨政府的方案,有高門檻的規定,導致多數台商都不可能回台上市。而我們一向以「政經分離」的態度,務實地解決兩岸問題。

Q:您如何降低財政赤字?

A:針對財政赤字我有四個主張。首先是開源節流並重,每年縮減赤字,力求在六年內達成預算收支平衡,對後代子孫做個交代。這可透過合理調整稅制,強化基金及資產管理,實施政府再造,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等進行。

第二是建立「中長程公共建設計畫預算」,把預算書表簡化、透明化,推動零基預算與公務員個人帳戶制度等。第三是提升國家資產運用效率,建立「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一元化的管理,引進BOT精神,改變舊的管理心態。第四是以金融手段解決國家債務。政府可以仿效企業,將持有的股票做為可轉換公債的標的,來降低發債成本,讓政府的財務運作能健全。

Q:您對金融改革的看法?

A:應該將金融產業納入策略性產業,發展台灣成為亞太金融資產管理中心,積極協助兩岸金融往來和我國金融業者在大陸的發展,並利用香港「更緊密經貿協定的安排」(CEPA)的好處,進入大陸市場。

金融重建基金應該以最合理的金額,及完整的配套,來達成目標。不該像現在的民進黨,兒戲般地由1兆500億降至3000億。另外,更要建構一個完善的市場退出機制,讓不良機構能順利退出市場。還有儘快成立農業金庫銀行,有效區隔一般金融機構和基層金融機構的服務範圍,提升基層金融機構的經營空間及能力。

政府不再需要主導產業發展

Q:您認為台灣要如何培植下一個明星產業?

A:台灣當前環境已經和過去不同,不需要再由政府主導產業的發展,政府只需改善國內的投資環境,民間企業自然會發展出下一個明星產業。

台灣已有許多世界級公司,有能力自行發展新興科技。才幾年光景,台灣的TFT-LCD(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產值已經是全球第二大,這也是由民間自主發展成功的。

目前政府所應該扮演的角色,是改善台灣投資環境,讓民間企業主導發展出明星產業。所以我們要增加研發經費,未來希望能維持政府科技預算每年成長12%,並使全國研發總經費到2008年時占GDP的3%;開放技術移民,建設具有規模的國際村等設施,增加外國人士來台的工作意願。

竹科園區和其他大型企業常因水電供應不穩而蒙受巨額損失。我認為應該改進現在水、電相關的建設和管理問題,應積極協助核能四廠、大潭電廠及民營電廠等興建計畫。

Q:大前研一日前接受台灣媒體訪問,提到台灣選舉意識型態很強;他認為台灣的競爭優勢只剩五年,建議不管誰當選總統,都該到大陸看一下台商的狀況,對此,您有何看法?

A:大前研一我跟他很熟,他的見解我大致贊成,不過對台灣競爭優勢只剩五年,這一點我倒覺得還可以討論。也許軍備方面,我們假使不再強化的話,軍事的balance(平衡)五年以後,可能會有一點tip(傾斜)。

對於台灣的經濟,我們執政以後,採取一種宏觀、開放、自由化、走出去的立場,我相信還是有非常光明的前途。

台灣要有前景,第一就是不能鎖國,兩岸如果是鎖國的態度,整個世界我們也變成一個鎖國。目前我們的自由貿易協定,除了巴拿馬以外,完全掛零。這樣談什麼競爭力?

李光耀先生也跟我談過台灣的competition edge(競爭優勢),他覺得台灣的edge(優勢)愈來愈越shrinking(削弱),而台灣有這麼好的一個地理位置,卻不能加以利用,我很同意他的看法,所以一定要迎頭趕上,這也是為什麼當時我們想到亞太營運中心。

Q:您是如何做時間管理的?又是如何紓解壓力?

A:我是「浮動匯率」。能夠多睡一點就多睡一點,不能多睡一點也可以彈性的處理。現在選舉已經到了最後衝刺的階段,有時候只睡五、六個鐘頭,時間真的不夠用。

時間安排的確是很重要的,我不願意在我認為是無關宏旨的事情上浪費很多時間。

這也許是我的缺點。但這也是一個判斷的問題,因為要瞭解、要去思考的事情太多了,要能抓重點、抓大方向不是容易的事。

我覺得每天都應該給自己一個break。紓解壓力,有的時候就是不做任何事情,冷靜的思考一些事情、回憶一些事情,避免忙中有錯。

選我的原因是前瞻、寬容、大度

Q:如果您當選總統,您希望在歷史上留下什麼評價?

A:現在的台灣站在歷史發展的分歧點,我們是要往愈來愈狹隘的區域意識走,還是要把台灣人的價值提升,與世界接軌?這就是我說「這次總統大選不只是選總統,是選一個國家的方向」。

這次大選,如果我當選,是因為民眾不要再忍受國家的分裂與感情的撕裂;民眾會選擇我,是因為我的前瞻、寬容、與大度。

做為研究政治學的人,我想先引大衛‧葛根(David Gergen)先生的一段話。他曾擔任過四任美國總統的文膽,對權力核心有深刻的觀察。他說:「企圖心對總統來說是健康的,但是當它變成一種只能靠贏得選舉來滿足的饑渴,就會帶來毀滅。詹森、尼克森與柯林頓,勝選的欲望都太過強烈,他們受到焦慮感的啃蝕,因此被逼上極端,也把他們身為總統的尊嚴吸除殆盡。」

我深受感動,也提醒自己不要被那個心魔所纏。我更不希望讓選民以為候選人只是被權力欲驅使的動物而已,那將是台灣民主政治的悲哀。

如果能得到民眾的託付,我會在未來四年的時間內,把焦點聚在兩件大事上:

第一,為台灣人民建立一個具有執行力且清廉的政府團隊,落實各項政策。廉能政治要從自身及中央政府做起,我要以這樣的自我要求,重建人民對政府的信賴與信心。

第二,為兩岸人民在對等與尊嚴的條件下,建立至少五十年的和平架構;同時搭建一個相互合作和共同發展的平台。台灣海峽不再有烽火的恐懼,兩岸人民也可以沒有恐懼地自由交往,兩岸資源可以沒有恐懼地創造綜效。

我是什麼人不重要,我做了什麼事才重要

為了達成我的目標,也就是我對台灣未來的願景,台灣政黨和解、族群和解、兩岸和解,同等重要。

我要把台灣打造成「東方瑞士」,在國際上受到各國尊重和信賴,在國內政治清明、族群融合,人民以身為中華民國國民為榮!

我希望以後民眾想起連戰,記得的是,曾經有那麼一個人,在台灣二次政黨輪替後、在台灣關鍵發展的時刻,以無私的心情融合各方意見、規劃國家發展,而且證明是對的,這樣就夠了。我是什麼人不重要,我做了什麼事才重要!(林美姿、張元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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