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如果把治理國家比喻為經營公司，您的經營理念是什麼？
A：我從事公務已經三十多年，從事公務所要面對的困難、挑戰、壓力等等，對我來講不是新鮮事。
這並不是壓力來的時候如何去面對的問題，而是平時整個思惟、作為都要問心無愧，為國家、社會、人民考慮，盡了全心全力，雖然不能樣樣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以這樣的施政風格，我想面對任何問題時都可以坦然。
一個領導人，不是擁有權力的問題，而是怎樣來自我克制自己權力的運用，不是要把權力發揮到無限大，而是怎樣能夠很妥適地來用這些權力，這才是一個出發點。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尊重體制、尊重法律、尊重制度、尊重人才、尊重專業；否則唯我獨尊、我最大。這也難怪過去四年中產生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我很贊同美國老布希總統決策的態度：在具有決定性的政策上，要團結；在重大事情上，要聽取不同意見；在一切事情的處理上，要大度。
我覺得領導人還要有團隊精神，能夠整合大家的力量、貫徹共識，來領導團隊。有人說我比較喜歡授權，授權是必要的，尤其整個國家是一個組織，哪一個組織不授權？不授權的就不叫組織。組織本身我們通常講「分層負責」「分工合作」，但是你要將優先順序訂出來。
分工目的在於合作、分層目的在於負責，所以合作和負責是目的，你不能夠為分層而分層、為分工而分工，沒有目的這樣就不對了，所以領導人一定要注重「目標管理」。
領導人必須全盤瞭解
一個好的領導人必須全盤瞭解，才能抓大方向，否則根本沒有辦法授權，只是瞎子摸象而已。授權是一個提綱挈領、抓重點的作法，但是抓重點之前，你必須瞭解什麼是重點、什麼不是重點？全盤瞭解是非常辛苦、甚至是痛苦的過程。
過去長久以來，我提出來的目標以及政策，大致上都可以完成。亞太營運中心當時提出來大家都同意，後來發生1995年飛彈演習和戒急用忍，這是beyond my control，讓這個政策沒有辦法繼續。
Q：您未來如果當選總統，在兩岸經貿政策上將如何布局？
A：基本上，在台灣我們希望保留附加價值高的部分，其他像OEM、裝配已遷到國外去，大部分都到大陸去，也有部分到東南亞。這個模式已經很明顯，怎麼樣適當地對這樣的分工形勢加以引導，形成政策，是我基本的看法。將來我們必須要走的路就是value added in Taiwan或 by Taiwan。
台灣不能只看自己，鎖國的思想要不得，一個海島需要對外關係。也不能只看兩岸，應該從一個更寬廣的角度看，那就是台灣除了是「台灣人的台灣」或「兩岸的台灣」之外，也是「亞洲的台灣」「世界的台灣」，這樣台灣可以成為亞洲的門戶，國際的樞紐。這種理念、架構可能比較宏觀。
跳脫兩岸架構看台灣
到現在為止，所有的經濟乃至於政治議題，都是從兩岸的架構來看台灣，台灣應該跳脫這個架構，發揮亞太地理中心的優勢。比如亞太營運中心的理念可以做適度的擴大與延伸，像資產管理中心、運籌中心、籌資中心、研發中心乃至金融中心，都可以推動。
傳統產業、中小企業還要有發展政策，尤其是服務業要大力推動，服務業可以解決相當程度的失業問題，包括觀光、金融服務、文化創意，這些服務業應該特別重視。
Q：企業界很關心直航的問題，你對直航有什麼規劃？
A：兩岸不能直航已構成正常經濟活動的重大障礙，就主客觀環境而言，開放直航有必要性、緊迫性與可行性。
境外航運中心開放七年，證明兩岸海運直航並沒有國家安全的問題，至於空運直航，可以仿效早年西柏林與西德的先例，協商建立兩岸「空中安全走廊」，消除國人對國家安全的疑慮。
許多人擔心兩岸直接通航、通商，會導致企業大量西進，造成失業。但許多到大陸的廠商是在台灣失去競爭力的產業，他們若繼續留在台灣，恐怕難逃關廠的命運。相反的，積極開放，台灣就有機會進行產業結構轉型，經由全球運籌及轉運中心，邁向服務業，可增加不少就業機會。
Q：您若當選總統，會去大陸參訪嗎？兩岸政策會馬上有大動作嗎？
A：兩岸政策能否推動實施，並不完全是我方主觀意願，陳水扁先生推動多少事情？一樣也不動，這就是顯著的例子，所以兩岸必須要有對話。
假如在尊嚴、對等的原則下，我願意到大陸推動「和平之旅」，進行意見的交換。
我曾經說過，在當選後與五二○就職前，希望能夠到中國大陸進行「和平之旅」，紓緩緊繃的兩岸關係。過去一段時間，因為陳水扁總統的作為，台美關係出現空前緊張局勢，現在我考慮在「和平之旅」之前，先到美國進行「互信重建之旅」，修補互信脆弱的中美關係，穩住大局。
投資就能解決失業問題
Q：《遠見》最新民調，認為下任總統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降低失業率，您有哪些方案？
A：民進黨政府的「擴大就業方案」和公共工程建設方案，共花了700億元，製造了將近十萬個就業機會，硬把失業率從5.17％降到4.99％，但是這個方案結束的時候，民進黨政府怎麼辦？是不是再通過一個方案繼續來做？假如不通過，台灣的失業率馬上回到5.5％。這是治標的作法。
在台灣經濟發展上，差不多投資1000億元，就能夠增加四萬個工作機會，所以投資才能解決失業問題，這是必然的。
如一些學者指出：假如你全部都投資到高科技，就會出現「景氣快速復甦，失業問題還存在」。所以除了高科技投資以外，我們也必須重視以知識經濟為基礎的服務業，以及我們中小企業、傳統產業的升級與轉型，並且建立優勢農業。這是今後必須要走的，這也是長久以來「台灣經驗」的一部分，過去的失業率幾乎都維持在2％以下。
Q：我們的調查也顯示，選民認為經濟問題中，貧富差距是僅次於失業的急迫問題，您的解決方案是什麼？
A：政府的功能在調和強弱，避免形成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目前民進黨政府利用所得稅制的累進課徵，增加高所得者稅負，另一方面運用社會救助彌補低所得者的不足。但累進課稅因為許多租稅優惠及免稅措施，成效遭到嚴重地破壞。社會福利也因制度設計過於零散，照顧對象和標準也不盡合理，使得低所得者無法享受保障。
我提出以「均富」願景來解決這個問題，用「工作所得差額補貼」來調和強弱，並且訂定「最低稅負」的所得稅制。
「工作所得差額補貼」主要是鼓勵失業者再就業，如果工作所得低於1萬5840元，政府將給予差額補貼。適用這項補貼者，除了生活津貼外，還有健保補助、子女教育補助，將來也可以進入國民年金體系。
「最低稅負」的所得稅制，是對高所得者適用的租稅優惠，設定金額限制，超過標準，一律加徵固定稅率，以縮減稅收損失，進而增加稅收。
Q：您如何提振外商對台灣的投資？
A：貴刊曾在去年進行「外商投資台灣大調查」，發現只有不到一成的受訪者滿意政府處理企業投資的整體表現，接近五成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
我認為應該建構台灣成為「自由貿易島」，加速推動「自由貿易港區」及「經貿特區」，放寬相關限制，讓台灣成為跨國企業及華人進軍中國大陸的跳板。
除了務實改善兩岸經貿關係，包含三通與直航外，我主張進一步鬆綁法令，例如鬆綁外國人與大陸人士來台從事商務活動的限制；擴大開放僑外投資業別，並儘速與ＷＴＯ各會員國完成政府採購協定簽署，鼓勵外商參與我國重大公共工程，引進外商投資。
我將組成一個經驗與專業兼具的財經團隊，建立穩定、務實、透明，而且可預測的經濟發展政策，讓國內外企業重拾投資信心。我也計畫採取多項措施來健全投資環境，包括要求各部會在一個月內全面檢討「許認可制度」，一律要求項目減半，時間縮短一半，以提高行政效率；鬆綁土地使用限制；購入閒置工業區土地，低價租給廠商等。
國民黨財經團隊方向捏得準
Q：您的財經團隊與對手相較，有什麼競爭優勢？
A：國民黨財經團隊的傳統，基本上「方向拿捏得很準確」，不但有理念，同時有政策，在適當的時機做適當的事，在對的時間做對的事情。最要不得的就是像陳水扁先生的團隊，大家開玩笑說他不會做對的事情，這樣的話國家來說沒有前途。
我們要有一種比較開闊的態度，用人唯才，不分黨派。我希望能夠用一些專業、年輕、宏觀，有國際視野的人。我覺得為國舉才，培養一些新人才，是很需要而且適當的事情。至於延攬企業家入閣，這是一個理想，但是國民黨過去始終沒有出現過，我們當然可以考慮，讓這個可能性存在。
老實說，從最近四年的發展，我看不出民進黨有財經團隊。唯有國親聯盟的財經團隊才能解決兩岸問題。最近輿論指出，在推動三通、台商回台上市或開放大陸來台觀光這些政策，國親和民進黨的政見相去不遠。政策名稱或許十分相近，但實質內容卻大相逕庭。
以開放台商回台上市為例，民進黨政府的方案，有高門檻的規定，導致多數台商都不可能回台上市。而我們一向以「政經分離」的態度，務實地解決兩岸問題。
Q：您如何降低財政赤字？
A：針對財政赤字我有四個主張。首先是開源節流並重，每年縮減赤字，力求在六年內達成預算收支平衡，對後代子孫做個交代。這可透過合理調整稅制，強化基金及資產管理，實施政府再造，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等進行。
第二是建立「中長程公共建設計畫預算」，把預算書表簡化、透明化，推動零基預算與公務員個人帳戶制度等。第三是提升國家資產運用效率，建立「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一元化的管理，引進BOT精神，改變舊的管理心態。第四是以金融手段解決國家債務。政府可以仿效企業，將持有的股票做為可轉換公債的標的，來降低發債成本，讓政府的財務運作能健全。
Q：您對金融改革的看法？
A：應該將金融產業納入策略性產業，發展台灣成為亞太金融資產管理中心，積極協助兩岸金融往來和我國金融業者在大陸的發展，並利用香港「更緊密經貿協定的安排」（CEPA）的好處，進入大陸市場。
金融重建基金應該以最合理的金額，及完整的配套，來達成目標。不該像現在的民進黨，兒戲般地由1兆500億降至3000億。另外，更要建構一個完善的市場退出機制，讓不良機構能順利退出市場。還有儘快成立農業金庫銀行，有效區隔一般金融機構和基層金融機構的服務範圍，提升基層金融機構的經營空間及能力。
政府不再需要主導產業發展
Q：您認為台灣要如何培植下一個明星產業？
A：台灣當前環境已經和過去不同，不需要再由政府主導產業的發展，政府只需改善國內的投資環境，民間企業自然會發展出下一個明星產業。
台灣已有許多世界級公司，有能力自行發展新興科技。才幾年光景，台灣的TFT-LCD（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產值已經是全球第二大，這也是由民間自主發展成功的。
目前政府所應該扮演的角色，是改善台灣投資環境，讓民間企業主導發展出明星產業。所以我們要增加研發經費，未來希望能維持政府科技預算每年成長12％，並使全國研發總經費到2008年時占GDP的3％；開放技術移民，建設具有規模的國際村等設施，增加外國人士來台的工作意願。
竹科園區和其他大型企業常因水電供應不穩而蒙受巨額損失。我認為應該改進現在水、電相關的建設和管理問題，應積極協助核能四廠、大潭電廠及民營電廠等興建計畫。
Q：大前研一日前接受台灣媒體訪問，提到台灣選舉意識型態很強；他認為台灣的競爭優勢只剩五年，建議不管誰當選總統，都該到大陸看一下台商的狀況，對此，您有何看法？
A：大前研一我跟他很熟，他的見解我大致贊成，不過對台灣競爭優勢只剩五年，這一點我倒覺得還可以討論。也許軍備方面，我們假使不再強化的話，軍事的balance（平衡）五年以後，可能會有一點tip（傾斜）。
對於台灣的經濟，我們執政以後，採取一種宏觀、開放、自由化、走出去的立場，我相信還是有非常光明的前途。
台灣要有前景，第一就是不能鎖國，兩岸如果是鎖國的態度，整個世界我們也變成一個鎖國。目前我們的自由貿易協定，除了巴拿馬以外，完全掛零。這樣談什麼競爭力？
李光耀先生也跟我談過台灣的competition edge（競爭優勢），他覺得台灣的edge（優勢）愈來愈越shrinking（削弱），而台灣有這麼好的一個地理位置，卻不能加以利用，我很同意他的看法，所以一定要迎頭趕上，這也是為什麼當時我們想到亞太營運中心。
Q：您是如何做時間管理的？又是如何紓解壓力？
A：我是「浮動匯率」。能夠多睡一點就多睡一點，不能多睡一點也可以彈性的處理。現在選舉已經到了最後衝刺的階段，有時候只睡五、六個鐘頭，時間真的不夠用。
時間安排的確是很重要的，我不願意在我認為是無關宏旨的事情上浪費很多時間。
這也許是我的缺點。但這也是一個判斷的問題，因為要瞭解、要去思考的事情太多了，要能抓重點、抓大方向不是容易的事。
我覺得每天都應該給自己一個break。紓解壓力，有的時候就是不做任何事情，冷靜的思考一些事情、回憶一些事情，避免忙中有錯。
選我的原因是前瞻、寬容、大度
Q：如果您當選總統，您希望在歷史上留下什麼評價？
A：現在的台灣站在歷史發展的分歧點，我們是要往愈來愈狹隘的區域意識走，還是要把台灣人的價值提升，與世界接軌？這就是我說「這次總統大選不只是選總統，是選一個國家的方向」。
這次大選，如果我當選，是因為民眾不要再忍受國家的分裂與感情的撕裂；民眾會選擇我，是因為我的前瞻、寬容、與大度。
做為研究政治學的人，我想先引大衛‧葛根（David Gergen）先生的一段話。他曾擔任過四任美國總統的文膽，對權力核心有深刻的觀察。他說：「企圖心對總統來說是健康的，但是當它變成一種只能靠贏得選舉來滿足的饑渴，就會帶來毀滅。詹森、尼克森與柯林頓，勝選的欲望都太過強烈，他們受到焦慮感的啃蝕，因此被逼上極端，也把他們身為總統的尊嚴吸除殆盡。」
我深受感動，也提醒自己不要被那個心魔所纏。我更不希望讓選民以為候選人只是被權力欲驅使的動物而已，那將是台灣民主政治的悲哀。
如果能得到民眾的託付，我會在未來四年的時間內，把焦點聚在兩件大事上：
第一，為台灣人民建立一個具有執行力且清廉的政府團隊，落實各項政策。廉能政治要從自身及中央政府做起，我要以這樣的自我要求，重建人民對政府的信賴與信心。
第二，為兩岸人民在對等與尊嚴的條件下，建立至少五十年的和平架構；同時搭建一個相互合作和共同發展的平台。台灣海峽不再有烽火的恐懼，兩岸人民也可以沒有恐懼地自由交往，兩岸資源可以沒有恐懼地創造綜效。
我是什麼人不重要，我做了什麼事才重要
為了達成我的目標，也就是我對台灣未來的願景，台灣政黨和解、族群和解、兩岸和解，同等重要。
我要把台灣打造成「東方瑞士」，在國際上受到各國尊重和信賴，在國內政治清明、族群融合，人民以身為中華民國國民為榮！
我希望以後民眾想起連戰，記得的是，曾經有那麼一個人，在台灣二次政黨輪替後、在台灣關鍵發展的時刻，以無私的心情融合各方意見、規劃國家發展，而且證明是對的，這樣就夠了。我是什麼人不重要，我做了什麼事才重要！（林美姿、張元祥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