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才在中場喝咖啡休息的時候，有好多朋友說昨天晚上在香港的電視看到我，怎麼今天就出現在這個地方。我昨天晚上在做什麼呢？其實和今天的題目有些相像，是首屆華人小姐的選美。（笑）這和現在的題目好像沒什麼關係，但我覺得有點關係，因為全世界的夢想就是美麗和財富。但是，華人這個占世界人口比例那麼高的群落，卻不知從何時開始，失落了美麗也失落了財富。
談到首屆華人小姐這個詞彙，我馬上想起詩經、楚辭、唐詩、宋詞中歌頌過的中國女性美，但是這個美後來失落了。用文化思考財富，使我想起十年前，我就考察了山西，因為那個地區從清代的金融中心變成貧困地區，我還因此寫了一篇文章。我在研究這個失落的過程中發現，文化是很大的作用力。山西商人有很多財富，掌握了一整個金融網絡，但是當時中國的文化，沒有給他們提供精神上的支持，他們也創造不出農民之外的完整文化。所以當社會一變動，他們只能縮回到縣城裡面，又變成農民，等鋒頭過去才會再出來。然而歐洲一直有文化支持，所以有另外一種命運。
所以失落財富的問題，與其說是企業家應該去思考，還不如說文化思考者更需要去面對。中國文化怎麼了？我們天天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但當財富已經在你眼前，你卻視而不見，最後整個民族都和財富擦肩而過。
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編的《文化體驗》（繁體版為《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它向企業家介紹文化的力量到底在哪裡。杭廷頓特別讚賞幾個從落後國家來的學者，這使我想起捷克前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所說的，「唯有健康的人，才知道健康是什麼」；落後國家的人走遍世界後明白，自己的文化是如何阻礙了發展。這本書提出，經濟不發達，是自己文化形成的。你選擇不發達的文化，就得接受不發達的結果。書中，一個阿根廷的法學教授說，無論是企業、家庭、個人、或國家，所有的經濟行為說到底都是文化行為。
短期的經濟行為可以用經濟邏輯解釋，長期則無法用邏輯解釋。像是有錢是為了什麼？有人說是為了幸福、為了安全、為了尊嚴、或為了慈善，這些都是文化概念。經濟行為只要稍稍延伸，就能進入文化，整個說起來都是文化行為。書中提出許多例子（包括中國）說明，如果沒有足夠的文化背景，什麼經濟行為、什麼發達科技都不會成功。例如，過去羅馬天主教認為財富是罪惡的，歐洲的資本主義就沒辦法起來，但是新教建立一個理論，認為富裕是上帝的恩賜，貧困是上帝的懲罰時，經濟就快速發展起來了。
過去中國有過很多發明，但這些發明在當時無法推動經濟，因為文化背景沒有讓這些發明變成生產力。結果，指南針被用來看風水，火藥被拿來做炮竹，這些都是文化觀念起的作用。
那些落後國家的學者經過認真的分析，發現當國家流行某種文化觀念，經濟就一定不能發展。舉例來說，在社會倫理上，如果把身分地位看得很高，這地方一定不發達。如果把工作行動看得高，這地方一定發達。如果把英雄行為看做是美德，這地方一定不發達。如果把尋常的人生準則，像是準時、整潔、信用等看得很高，這地方一定發達。在財富觀念上，如果把豐富遺產看做財富，這地方一定不發達。如果把財富看成是創造過程，這地方一定發達。如果用詞總是輝煌又莊嚴，這地方一定不發達。如果用詞是漸進實在的，這地方一定發達。裡面都是文化觀點。
企業肩負文化使命
所以文化觀念和經濟發展間，是存有直接關係。不發達其實都是自己選擇的，而選擇的根據就是文化準則。從一個觀察者的角度，我覺得中國大陸的企業文化，一開始是屬於一種工具性狀態，就是打形象牌，讓人覺得自己有儀表、有風度、談吐漂亮。後來會走到凝聚階段，要求「我們要掌握生活」「我們要協調的工作」，這些都需要文化的力量，最後則會走向目的性的階段，工具和目的是緊緊相連的。在每一步我們都要思考經濟行為的文化意義，最後創建一種可以不斷輸出的社會文化。我非常希望中國能出現這種企業文化，成為新時代中國整體文化的創造者。
中國大陸經濟轉型的速度遠遠超過文化轉型，企業轉型不能被老文化羈絆。因為老文化是落後的思想根源，我們無法從中找到變革的力量。我希望企業能出現新的理念力量，能夠對過去公眾道德、社會節奏評判，藉由企業本身的接受，他人的仿效，並透過企業雜誌、報刊的力量，最後影響一個時代的整體文化。我們會發現，我們需要的知識、常識，與文化是要由企業家來創造，因為文化已經到了非轉型不可的時候，但是文化界找不到動力。因為文化裡面有太多可以安慰的東西，但往往一安慰，什麼都完了。
文化應該從輸入型變成輸出型，從工具性變成目的性，從自己享受型變成社會共享型，最後承擔真正的社會道義。企業應該根據自己的需要發展文化觀念，而這個文化觀念可能是整個中國都需要的。企業應該做為文化的基地，在整體上給文化一個新面貌，歐洲美國新時代文化發展的動力常來自於此，許多大思想家的思惟動力往往也來自於此。（王怡棻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