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生態學者赫曼．達利（Herman Daly）表示，過了某一點之後，成長開始變成「不經濟」，它開始產生的「弊病」多過於財富。事實上，國家能夠以不到1萬美元的人均所得，在各種重要的社會指標上獲致成功。（本文摘自《少即是多》一書，作者為傑森．希克爾Jason Hickel ，以下為摘文。）
全民醫療保健、衛生、教育和適當工資之類的政策需要財源。經濟成長絕對有助於籌措經費，在窮國甚至是必要的。但重點是，談到改善人類福祉，真正重要的干預不需要高水準的GDP。
GDP與人類福祉之間的關係沿著一條飽和曲線發展，達到某一點之後，報酬急遽下降，而高所得國家早就超過那一點了，此時再多GDP對於人類繁榮（human flourishing）也幾乎毫無貢獻。兩者關係完全斷裂。
高度人類福祉，不一定跟GDP成正比
事實上，很多國家能夠以相對少的人均GDP達到非常高水準的人類福祉。我們傾向於認為這些國家是「異數」，但它們恰恰證明了史瑞特及其他公衛研究者試圖強調的重點：
一切和分配有關。
最重要的因素是投資於全民公共財，有趣的地方就在這裡。
以平均壽命來看
以平均壽命而言，美國的人均GDP是5萬9500美元，使它成為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美國人可以預期活到78.7歲，勉強擠進全球前20％。但在這個重要指標上打敗美國的幾十個國家，人均所得只有美國的一小部分。
日本的所得比美國少35％，但平均壽命84歲，全世界最高。南韓的所得是美國的一半，平均壽命82歲。然後是葡萄牙，所得比美國少65％，平均壽命81.1歲。這不是少數幾個特例而已。歐盟整體的人均所得比美國少36％，但不僅在平均壽命上打敗美國，而且在幾乎每一個其他人類福祉指標上都超越美國。
還有哥斯大黎加，它或許是最讓人驚奇的例子。這個有豐富雨林的中美洲國家，儘管所得比美國少80％，平均壽命卻勝過美國。事實上，哥斯大黎加以它對環境最小壓力提供高標準福利的能力而言，是全球生態效率排名最高的經濟體之一。
當我們觀察它的長期趨勢，故事變得甚至更精彩。哥斯大黎加在1980年代獲致一些最令人欽佩的平均壽命改善，追上並超越美國，當時它的人均GDP不僅低（只有美國的1／7），而且完全沒有成長。
以教育來看
不只平均壽命表現如此。我們可以看到同樣模式出現在教育上。
眾所周知，芬蘭有全世界最好的教育系統之一，儘管人均GDP比美國少25％。愛沙尼亞也在世界教育排行榜名列前茅，但所得比美國少66％。波蘭以比美國少77％的所得超越美國的教育績效。在聯合國的教育指數上，白俄羅斯打敗高績效國家如奧地利、西班牙、義大利和香港，而它的人均GDP比美國少了整整90％。
如何解釋這些國家獲得的傑出成果？答案很簡單：
它們全都投資於建立高品質的全民醫療保健和教育系統。
論及提供所有國民長壽、健康、欣欣向榮的生活，關鍵就在這裡。
提升人民福祉，關鍵在「公共財」
好消息是做這件事一點也不昂貴。事實上，全民公共服務的成本效益顯著高於民營服務。
舉例來說，在西班牙，醫療保健被視為基本人權，只花平均每人2300美元提供高水準的全民醫療保健服務，達到世界最高的平均壽命之一：83.5歲，比美國人多了整整5年。相形之下，美國的私立、營利性質的醫療系統，花掉令人瞠目結舌的9500美元人均成本，卻提供較低的平均壽命和較差的健康結果。
類似令人鼓舞的例子成群出現在南方世界。凡是政府投資於全民公共醫療保健和教育的國家，在平均壽命和其他人類福祉指標上，都出現一些世界最快速的改善。斯里蘭卡、盧安達、泰國、中國、古巴、孟加拉和印度的喀拉拉邦，個個獲致驚人的成果，儘管皆有相對低的人均GDP。
不到1萬美元的人均所得，就能讓人民生活滿意
經驗證據一再顯示，沒有高水準的GDP仍可能達到高水準的人類發展。根據聯合國的數據，國家能夠以低至8000美元的人均所得（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縮寫為PPP）達到最高類別的平均壽命指數，以低至8700美元的人均所得達到非常高水準的教育指數。
事實上，國家能夠以不到1萬美元的人均所得，在各種重要的社會指標上獲致成功，不只健康和教育，還有就業、營養、社會支持、民主和生活滿意度，同時維持在地球界限之內或接近之處。這些數目不尋常的地方在於，它們遠低於人均所得1萬7600美元PPP的世界平均值。
換句話說，理論上，我們只要投資於公共財，並且更公平地分配所得和機會，就可以用低於我們目前擁有的GDP，替全世界每一個人達到所有的社會目標。
超過某一點，GDP成長的弊病多於財富
因此證據很清楚，GDP與人類福祉之間的關係在某一點之後斷裂。但這個關係還有其他令人感興趣的地方。一旦跨過某個門檻，實際上更多成長開始有負面影響。
當我們觀察其他測量進步的方法，例如「真實發展指標」（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縮寫為GPI），就可以看到這個效應。GPI從個人消費支出開始計算（這也是GDP的起始點），然後按所得差距以及經濟活動的社會和環境成本予以調整。由於計算成長的成本和利益兩者，這個測度提供我們一個更均衡的觀點去觀看經濟體的現狀。
當我們繪製這個數據的長期趨勢圖，會看到全球GPI隨著GDP一起成長，直到1970年代中，但之後趨平，甚至下降，因為成長的社會和環境成本已大到足以抵銷消費相關的增幅。
生態學者赫曼．達利（Herman Daly）表示，過了某一點之後，成長開始變成「不經濟」，它開始產生的「弊病」（illth）多過於財富。我們可以看到弊病出現在幾個面向：
在高所得國家，持續追求成長加重不平等和政治不穩定，並引起各種毛病，譬如因過勞和睡眠不足而緊張和憂鬱、因污染而不健康，以及糖尿病和心臟病等等。
我第一次得知這個指標時，大為震撼。它強而有力，因為它讓我們從稍微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成長。從人類福祉的觀點來看，高水準GDP，做為美國、英國及其他高所得國家的特徵，原來遠超出它們的實際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