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鋼的事，讓我很沮喪、痛心，因為過去二十年，我所採訪的中鋼不是這個樣子；使得我對台灣的最後一絲希望，開始斷滅。」一位編輯部同事最近e-mail給我，談到他需要好好重拾對台灣的信心。
這樣的心情，我很能理解，這位在台灣新聞界認真努力工作了二十年的記者，採訪過許多大企業、大人物；報導過社會許多大問題、大趨勢；和台灣經濟一起成長茁壯，隨台灣社會一同旋轉變遷；看到了希望的一面，也體驗過失望的一刻，但從來沒有對台灣失掉信心過。
「民進黨和國民黨有什麼兩樣？不都是黑金？不都是李登輝一人操控？老百姓倒楣啊！」一位甫抵台北的海外友人，望著電視中中華開發董監事改選、劉泰英一手導演的戲碼後，破口大罵。
他的罵語也確實代表部分人的質疑：期盼政黨輪替帶給台灣乾淨的社會，可能嗎？殷望陳水扁治國能使台灣政治文化向上提升，可能嗎？祝禱反對黨治理台灣後，消弭歷史悲情、促進族群融和，可能嗎？祈求台灣人當家做主後，能更有自信，為台灣開創大格局、尋找新出路，可能嗎？
這就是台灣鬱卒，揮不掉的沈重心情，解不開的錯綜迷思。
最近讀到香港知名文化評論者董橋的《博覽一夜書》，他記一次與大陸新聞工作者談起，大陸與香港兩地面臨重組價值觀的問題。
說到知識界擔憂與企盼的複雜心情時，大陸朋友問董橋，「你最擔憂的是什麼？」董先生答，「最怕看到特區（香港）政府高官的兩種表情：一臉茫然和一臉狡黠；茫然，怕的是他們看不清利害；狡黠，怕的是他們低估了利害。」
若把董橋的這番擔憂之語用到台灣，恐怕是高估了政治人物對「利害」的算計。因為，董先生的「利害」，是指攸關國家和人民的大利大害；而台灣的政客們最關心的，可能是眼前能否掌握選票、掌握權力、掌握金脈的個人「利害」。
知識界人看政治，不免拉高自我的期盼性；待政客，也不免估高對方的理想性。然而，也只有知識界人的智慧，指引全民知識的提升，才有這樣的可能：在見不到曙光的隧道中開鑿一個出口，在信心盡失的泥淖中，尋得一絲希望。
正如我們閱讀梭羅的智慧一般：「不管你的生活多麼微賤，好好去過；別躲避，別咒罵。它並不差，……你可能會在其中體驗到無比的光彩與喜樂，映照在救濟院窗戶和富人住屋上的陽光同樣燦爛；門前積雪同樣都會在春天消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