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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超群在孤獨研究中尋求卓見 1

文 / 莊素玉    
200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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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超群在孤獨研究中尋求卓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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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你當初考上台大電機系是榜首嗎?

A:不是,當年的榜首是曹恆偉,現在在台大當教授。我入學的時候考的不算好,但我應該是以第一名畢業。

Q:為什麼你可以念到第一名?

A:專心、思考清楚、注重原則與方法這些都是我在「求知」過程中所努力與堅持的重點,這應該是我能念到第一名的主因。

Q:從小就念第一名的感覺如何?

A:我覺得還好,因為我不是追求第一名的人。其實在小學四年級以前我還曾當過班上中間幾名,因為那時候滿頑皮的,也不怎麼愛念書,差不多到小學四年級以後心才逐漸定下來,但功課比較上軌道是在小學五、六年級以後。我念書的時候總能很專心聽課,在就讀再興中學以及建中的求學期間,我從不上補習班,我都是藉著專心聽課而都能很快地抓住老師授課的重點。

Q:可否簡單的描述你的父母以及他們是如何教導你們的?

A:我父親是礦冶工程師,他是老交大校友(抗戰時期的交大)。以前在大陸,開礦是很多青年喜歡念的,因為中國地大物博,如果礦開成功了就有很大的規模。但後來來台灣開礦就很不容易了,我父親先在台灣全省探勘煤源,接著運用美援策劃開發了十三個大煤礦,隨後受命主持開發新竹煤礦,開採冶金用煤,並輸日為國家賺取外匯,後來當了經濟部礦業司司長。

父母親對我們的教育態度是任我們自由發展,但會嚴格的要求我們不可違背一些重要的「基本原則」,例如要求我們絕對不可以「講謊話、做壞事」。所以,我們小時候也跟一般的小朋友沒兩樣,會看「諸葛四郎」漫畫,也會去田間抓蜻蜓、青蛙。

Q:你與父母相處的時間長嗎?

A:當時我們家在台北,父親在新竹開礦,只有星期六、日才會回家,因此,跟他們相處的時間並不多,但只要他們在家,就一定會一起吃晚飯,因為這是我們接受指導和親情交流的時間。在這樣的相處下,我們除了能感受家庭的溫馨,父母親也都能看到我們兄弟的行為與習慣。

失敗是學一個經驗

Q:台大電機系是不是當時的第一志願?念書常拿第一名,而後又能在園區事業有成的人是否很多?

A:對。在我那一屆是第一次有狀元將台大電機系列為甲組第一志願,像我哥哥他們那時的第一志願都是物理系,像台積的蔡力行、左大川,我哥哥欣銓科技盧志遠都是物理系的。而在我期別以上、且在園區工作的,也大部分是物理系的,在我以下才漸漸地由電機系交替。出國留學在當時更是蔚然成風,在我之後八屆的台大學生大概有七○%的人出國留學;僑生則達九○%,只有林百里等少數人留在台灣。到國外後,因為考慮就業的關係,功課比較好的人通常會改念物理、化學,因為中國人在這些領域才有較佳的工作機會,所以後來大部分的人成為數學或物理教授,回到業界的人反而少了。

Q:功課好的人,似乎較無法承受壓力?

A:不盡然。以我的觀察,台灣的人承受壓力是一流的,在我們那時候,社會價值觀要求年輕人功課好,這給與我們的壓力是很大的,但大家還是走過來了。所以,我認為這些人不是承受不了壓力,而是比較保守,不願意嘗試失敗。就我個人來說,我總會想:凡事要盡心盡力去做、全力以赴,不管是否成功,只要努力打拚過、試過就好。所以,我對失敗很看得開。當然失敗也不能讓自己不可翻身,也絕對不要做不經推估就貿然冒險的事。很多人說我天生比較樂觀,我則認為,事情當然有壞的一面,但凡事要多看好的一面,做起事來才會更有衝勁。我覺得創業失敗並不可恥,應該要積極地把失敗當做是學一個經驗,再重新出發,就像古人說的:「失敗為成功之母。」

Q:你是史丹佛的博士?

A:對,我的碩士和博士學位都是在史丹佛大學拿到的。我一九七七年去美國,一九八一年拿到博士。回台灣後在交大教了半年書,一九八二年又回到美國,在IBM研究總部埋首研發工作九年,直到一九九○年。

Q:為什麼會先回來教書再出國?

A:那時我已經到美國四年,中間才回來一次,而且也結婚生子了,因此想回來跟父母親聚一聚,再加上父母親都是老交大,非常愛母校,從小就一直跟我們說,「將來有一點學問的時候,應該要回饋一下。」所以,我就跟交大提出回來教書的想法,但言明只能教一學期,他們很歡迎,就聘我為客座副教授。

我回來另一個目的是要傳播電子科技新觀念——次微米技術研發。一九八一年時,史丹佛大學就已經在做一微米以下的半導體技術探討,我希望能藉著這個機會把我在史丹佛大學所學的教給交大學生,另外也在工研院電子所開課。一九九○年我回來參加次微米計畫時,發現這個計畫十幾個經理人中有五、六個是我當年的學生,等於是我灑的種子。在我創業後,合作的對象和我公司裡的員工也都有我當年的學生。此外,當時來聽課的學生,現在許多人都在園區做到經理級以上的職位,而且我那班三十個學生,約有一半以上繼續留在台灣半導體界做研發,這結果讓我覺得十分欣慰。

獨立做研究的精神

Q:你在IBM九年學到什麼?

A:學到獨立做研究的精神,也學到跨國公司經營管理的要訣。當時的IBM是世界最強、研發最成功的公司,也是最肯投資研發的公司。進了IBM總公司,就好像求學進了MIT、史丹佛,在那兒我得到非常多的新觀念。公司非常重視並挑選最優秀的人才,每個人都配有一間研究室,一開始覺得真好,後來才發現根本不好,因為每個人都把門關起來,根本不知道要做什麼。為此我去找我的主管討論,結果他只告訴我一句話:「你自己去找題目,半年以後再來找我。」

之後的日子一如往常,大家仍是每天關著門做研究,而布告上則不斷的出現有人得到知名的技術獎章或成為美國國家院士的消息,身處於這種高手雲集的環境中,壓力真的很大。

在IBM的研發部門如果三年做不出新結果,就會被安排到生產部門去,因為在他們眼中你已經不是最優秀的研發人才,即使是史丹佛、MIT前幾名的學生也會面臨這種嚴酷的競爭汰換,IBM這種方法就是「放牛吃草」,看你怎麼生存。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啟示,反觀現在台灣的公司,很多都是主管拜託員工來學、做,這種倒因為果的狀況絕非產業之佛。

Q:到IBM後,你馬上就進入狀況嗎?

A:我那時候面臨很大的壓力,因為知道如果三年後,排在後面二十幾名,大概就沒什麼前途了。這裡說的沒前途不代表你在公司沒有發展空間,因為還可以轉做生產、管理部門的工作,但是那時候有志的年輕人會覺得最有成就感的還是做研發,做人家還沒做過的,這是非常重要的推力。

所以,我想盡各種方法提升我自己,花很多時間聽研討會,回家拚命念書,只要人家研究室門一開就去跟人家聊聊天,中午找機會跟人家一起吃飯。我本來做的是半導體processing technology(製程技術),到IBM後我發現一定要做system和product design,才能真正入寶山、拿到寶貝。所以,我決定我的方向第一是做設計,第二是做DRAM。因為當時IBM所有半導體產品中有七○%是DRAM。我想,既然要花三年的青春在這裡,就要選擇能有最大回收的研究方向做。

剛開始研究DRAM時,根本沒有相關的資料,只能由期刊中去找,現在回想起那一年半的時間,幾乎都在追求新知識、把知識拼起來,而且因為是全新的體驗,所以一拼起來就忘不了,那種感覺就像吃飯一樣,吃過真正的好菜就不會忘記了。雖然一開始我做不出東西來,但基礎面下過的苦功卻很扎實,所以後來我的第一項設計就是我在IBM所創之三度空間的DRAM記憶胞(memory cell),在當時那是一項突破性的發明。

DRAM是IBM發明的,發明人是Dr. Bob Dennard,他的研究室離我的辦公室不遠,他是雇用我到IBM的人之一,但是我報到後他也不怎麼跟我談,故意讓我放牛吃草,一直到我發明出做DRAM的記憶胞,他才願意來我房間談談。一九九九年十月三日,我得到美國國家工程學院院士之後,他還請我吃飯,他也是美國國家工程學院院士。那個院士地位對我來說是我多年做R&D(研究與開發)的讚許憑證,因為美國國家工程學院院士有兩千人,都是從全世界機械、電機、化工、礦冶等各種工程領域中選出的,這些院士都是世界知名人士,比爾蓋茲也是其中之一。

Q:你回到台灣後還繼續在做研究嗎?

A:對。現在鈺創還是不斷地在研發最快速的DRAM及其他先進的IC產品。

我在IBM有兩大貢獻:一是剛提到的memory cell,那個cell現在可以從四個百萬位元(4M bits)DRAM動用到4Gb DRAM。半導體技術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夠集積最多的電晶體在晶粒上,我的發明證明半導體在密度上可以一直高到○.一微米以下而無障礙。

從一九八三年我發明的三度空間memory cell至今十七年間,IBM曾將此技術移轉給TOSHIBA(東芝)、SIEMENS(西門子),而後TOSHIBA又移轉給台灣的華邦,SIEMENS移轉給茂德,IBM移轉給南亞,全是這個思想脈絡衍生完成的,也就是說全球半導體能把DRAM的密度做到多少,這方向是被我的理論和實驗所指證出來的。

另一個貢獻是我在一九八七年發表了全世界最快的DRAM。那時候DRAM可做到六十奈秒(nano-seconds),而我當時所發表的是二十奈秒,比當時大家知道的速度足足快了三倍,因此又開啟了另一個新方向,讓半導體的DRAM可以支援電腦的3D繪圖,同時,讓電腦系統可以物美價廉的擁有200MHz以上的速度。

從一九九九年起,鈺創做的DRAM已跨入二十奈秒,而我們也還在繼續努力,期望能做出全世界最快的DRAM。

上述這兩個貢獻就是我在IBM學到「在孤獨中做研究」所展現的成果,而這也說明了一件事:面對競爭的壓力時,大師只能跟你討論,要做出成果唯有靠自己努力。

Q:上述兩項發明跟你在史丹佛所學是否相關?

A:不太一樣,但也不是完全沒關係。在史丹佛我是做半導體製程技術,就像台積做的晶片生產,在IBM做的則是設計。因為在史丹佛做過製程,因此我比IBM其他的設計師更懂晶片物理和元件操作原理,就好像服裝設計師除了設計外,也瞭解料子的優劣,同樣的,要設計出很好的style,就必須要瞭解材料,而這也就是目前鈺創能在memory產品的使用技術上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原因。

Q:所以你在IBM並沒有被調到生產部門?

A:沒有。我進IBM一年半之內就發明這個3D記憶胞新技術,且到第三年就被IBM採用,當做量產的重要技術。這是非常不容易的,必須要舌戰群雄,有點像諸葛亮單槍匹馬,代表劉備親自說服孫權與周瑜用他的方法,有如草船借箭,很有意思。發明新技術還不夠,因為這只能證明你很厲害,必須要說服IBM生產單位投資幾十億的美元來生產才是大成就,光有發明是不夠的。

Q:那時候一定很有成就感吧?

A:的確是很有成就感。這件事是我人生中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之一,而且是最不容易達成的。在極度孤獨、無助之下,要脫穎而出,之後還要帶著自己的思想、理想去說服每一個人。碰到做管理的人,就要說這個可以省下多少錢;碰到做技術的,就要解釋為什麼這是全天下最厲害的技術,這段歷程真的難以用筆墨形容。

Q:這樣的經驗對你後來創立鈺創有什麼幫助?

A:太有幫助了。我想在孤獨裡面尋求卓見的經驗,是一個人一生受用不完的資產。如同做事業,有時候做決定是沒有辦法倚靠別人的,也看不到未來是怎樣,是要冒風險做的,也是非常孤獨的,所以更需要蒐集完整的情報來協助判斷。所以說念博士,重要的其實不是論文本身,而是學習如何在困難中為自己找出路,我在史丹佛學到的獨立做事能力,在IBM可說是發揮到極致。

還有一個很大的幫助是,在有理想後,如何說服別人與你實現,我的說服能力就是在那個時候培養出來的。我認為這種訓練對創業非常有幫助。自己想清楚了,知道這是有益於人的,但是別人並不瞭解,所以要去說服別人。以我現在的工作來說,我不只要說服股東,還要說服員工,因為要員工心甘情願地做出最優秀的結果,一定要說服他。

Q:為什麼在美國IBM做了九年的研究後,又決定回來呢?

A:我想在IBM的那幾個發明和最近美國授與我的院士頭銜,就可以證明我那段時間是非常專心致志的(intensive ),成果也是非常受到肯定的。離開IBM時我非常捨不得,就我的事業生涯來說,那也是個極大的冒險。

但我當時心中有兩個想法,一是我是從台灣出來的,如果能夠在台灣創造出自己的事業,這種成就感以及社會的肯定是在國外得不到的。雖然我的發明不少,但是在美國會有更多更能幹的人也會發明很多新東西。我如果能把這些新的知識帶回台灣,讓它開花結果,會讓自己覺得這一生過得很值得。

其次是我有冒險犯難的精神。史丹佛的教育方式是訓練工程師把理想實踐到社會,產生貢獻、價值。這樣的觀念一直深植在我心中,雖然我在IBM研究做得很好,但並沒有和社會有直接的接觸。所以當台灣決定要大做DRAM計畫時,我深覺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便毅然決然地決定回台灣創業,一方面對國家有貢獻,一方面也對自己所學有個交代。

Q:你在IBM帶很多人嗎?

A:對。我後來負責把美國最快速的DRAM移轉到日本,雖然日本一部分負責生產的人員不是我直屬的部下,但也都是在我的project之下成長的。

Q:IBM對研究人員的回饋好不好?

A:物質方面來講,應該是還不錯,待遇比一般工程師好一點。做一輩子大概可以換兩、三棟房子。我常跟台灣的員工說,我三十七歲回來時賣掉一棟房子,其中七○%是貸款要還給銀行,只拿回三○%自備款,約合新台幣兩、三百萬。我在那裡奮鬥那麼久,只帶兩、三百萬回來,所以我勉勵他們說,不用急,只要把基礎扎穩、設計做好,將來一定都會比我好。另一方面,在IBM獲得最大的回饋是精神上的。因為在IBM研究中心做出的研發成果,公司會給我們發表的機會,讓我們很快成為那個行業最受矚目的人。我的志願是做工程師,工程師就是要做出人家肯用,並且肯推薦給他人做的東西,一旦成功,這種成就感是用錢都買不到的,到今天為止,我從沒因為沒在當時賺到更多錢而後悔,就算我沒有回來創辦鈺創,沒有賺到股票,我也不會後悔。我一直跟我的工程師強調這個觀念,我常說如果選擇工程師這個職業,就一定要對社會做出工程上的貢獻,如果只是為了錢,就不一定要做工程師,因為像我們還算聰明的人,在自由世界做什麼都是可以賺錢的。

要做全世界最快的DRAM

Q:鈺創這九年的經驗對你的影響?

A:鈺創的成立是負有強烈使命感的,因為要幫次微米計畫做出東西來,而且又是做我最喜歡的產品——DRAM,我想只要能把它發展出來,就是我們的貢獻。在當時台灣完全沒有DRAM基礎,不但技術落後,資源也沒有IBM那麼充裕,完全是靠年輕工程師胼手胝足打拚的。結果沒想到我們以最短的時間、不多的經費,從無到有,在三年內,就是一九九三年把一千六百萬位元的DRAM做出來,次微米計畫也因而提前完成,繼而衍生了世界先進公司,那時候我覺得這真的是世界少有的紀錄。

在鈺創成立第三年,也就是次微米計畫完成後,我開始將鈺創從只做設計專案轉型為能夠生產自己產品的公司。那段過程相當艱苦,因為我是做研發出身的,且鈺創從未生產過自己的產品,一切都要從頭來過,令我感動的是這一批員工都不怕困難,一心一意就是要把公司建立起來,也就是因為大家的這股衝勁,所以我們在一九九三年底次微米計畫結束後,九四年就把SRAM做出來了,而鈺創的產品也才得以在九四、九五年半導體大起時打進很多先進公司的市場,算是天助自助吧!

創業最重要的是團隊是否能為共同的理想團結努力打拚。很幸運的,我們有這個精神。一九九六年時,DRAM市場崩盤,我們卻以領先南韓三星的全世界最快一千六百萬位元繪圖卡記憶體,在DRAM產業中打下一片天,也建立了鈺創的良好聲譽,後來還與TOSHIBA策略聯盟合作開發DRAM。

不自私的創業團隊

Q:如何形容鈺創的團隊?

A:一家設計公司要能成功,不能光靠設計能力,必須兼顧設計和營運。我們有一個很和諧的團隊,designers彼此會互相交換意見,每個人都會捲起袖子實地去做,做成功了,其他的員工也會為這些同僚高興。因此,我們的DRAM、SRAM、將來的產品線會擺在一起,只要專案成立,這批人就會很自然地團結起來一起努力。所以我非常驕傲的是,在鈺創裡自私的人很少,大家都很願意為大我奮鬥,為團體及榮譽打拚。

Q:為什麼鈺創的designers有這些特質?你是怎麼帶領他們的?

A:這是我與創業伙伴丁達剛資深副總共同秉持的理念而孕育成功的。首先,從面試開始,就要瞭解這個人的本性、受的教育是否願意為這個團體努力,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要素,有的求職者會以自我為中心來考量事情,我們就不會用他。此外,老員工會帶新人,就像師父帶徒弟一樣,團隊成員也會經常一起討論,全公司充滿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文化氣息。

同時,我在與員工的互動中慢慢發現,人最在意的還是自己的滿足以及個人對社會群體的貢獻,鈺創在這方面做得滿好的。

Q:如何判斷面試者是不是很自私呢?

A:可以從面試的過程,問他怎麼離開別的公司、為什麼要離開、他的理想在哪裡等問題中聽出一些端倪來。

Q:你所做的判斷多半正確嗎?

A:是的。我花很多時間在面試上,面試不只是我們在選人,人家也在選我們,必須要讓人家也認同這個公司。我常跟前來面試的人說,在鈺創工作很辛苦,但是會很有成就感;鈺創能給你的可能不是股票,但是鈺創可以讓你做一些事情,你會發現你可以做的跟別人不同,而且比別人優秀,這過程中所累積的精神和資產是你可以一輩子帶著走的。如果因為你發揮這資產,讓公司因而獲利,公司也絕不會吝嗇與你分享……,諸如此類的話在面試時就會說的很明白。記得曾有一個人來面試時,說他家住在台中,到鈺創來既要搬家,又得要租房子,希望待遇可以再提高。我告訴他,「我們能給你的待遇就是這樣,因為這必須對所有員工公平才行;我同時也告訴他,到鈺創來工作,如果看不到理想與成長的機會,就不要來,雖然我們公司答應的事情一定會做到,但是沒有辦法答應你一定會發財,或是一定會把好處給你,萬一你來表現不好,我們也會要你改進後才給獎勵,那個人聽了以後就不來了。這種案例有兩、三個,有的有來,有的沒有來,有的來了又走,而那些來了沒有走的,現在也都能在經濟上獲得不錯的報償。

Q:聽說你不喜歡太功利的人?

A:我是戰後嬰兒潮那一代出生的,我們這一代很在乎用成就和金錢來表達自己的成就。尤其我們可以說是黃金寶寶,社會正穩定成長,每個人在高科技界都有股衝勁,雖然成果可能會是財富,但是衝刺的目的不是發財,而是自己對社會是否有貢獻。我個人的想法是,我貢獻社會十倍,只要有一倍的回饋就好了。我在IBM做事時也是抱持這種想法,雖然只拿回一倍,但我十倍的努力可以開發出一百倍的成果,那我拿的十分之一也就等於十倍了。我講得這麼明白,是因為我一向不騙人,也覺得在半導體競爭這麼激烈的環境中,大家既然要長久在一起,一定要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所以更希望加入的人能先想清楚自己努力的目的。

本文出自 2000 / 06 月號

第168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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