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最好的長照保險，就是一位盡責的女兒。」這句道盡無數家庭血淚的話，揭示照顧重擔長期落在女性身上的現實。隨著男性照顧者比例攀升至45%，鮮少發聲的「沉默兒子」也成另一層隱憂。學者示警，照顧不應是家庭私事，如何讓「工作成為最好的喘息」，落實「照顧不離職」，是社會須共同面對的挑戰。
近期，《長女病》一書、《忘了我記得》一劇，接連引發社會對照顧議題關注。另外，「國家最好的長照保險，就是一位盡責的女兒。」（The best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in our country is a conscientious daughter.）這句流傳於美國學界的話語，近來在台灣也再引發熱議，突顯長照領域長期存在的性別偏見，也重新喚起照顧責任分配的公共討論。
女性撐起長照大傘，責任外包被視為不盡責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長期照護系主任陳正芬表示，約7年前在美國老年學學會（Geront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GSA）年會中，就有與會的重量級學者嚴正反駁這類將照顧責任私有化、家庭化的觀點，直言這是錯誤認知。
陳正芬分析，這句話近期之所以在台灣社會引發迴響，是因其背後道出許多照顧者長期承受的壓力與不平。她指出，儘管台灣長照制度逐步推展，但女性多仍承擔照顧責任的主要角色，這與家庭權力關係與經濟結構中相對弱勢的處境有關。
這類預設也造成社會對長照服務的誤解，一旦女兒選擇使用住宿式機構等長照服務，彷彿將照顧責任外包，就是「不盡責」。然而，即使家屬已使用專業服務，仍須投入大量心力，包括陪同就醫、處理突發狀況等。
男性照顧者從一成增至四成五，學者：少子女影響
儘管傳統上照顧工作多由女性承擔，近年來男性照顧者的比例已有明顯上升。根據衛福部2024年出版的《中華民國111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男性家庭照顧者比率已突破45%，約達26.5萬人。相較30年前僅約一成參與率，反映傳統性別角色觀念發生顯著轉變。
陳正芬表示，此番變化與少子女化及家庭結構改變有關。當家庭中沒有未婚女兒時，照顧責任往往由已婚或未婚的兒子承擔；在部分情況下，已婚兒子的家庭中，照顧工作可能由配偶共同負擔，甚或是轉嫁由媳婦擔任主力。
談到男性照顧者面臨的社會壓力，她說，男性往往被社會期待事業有成、經濟獨立，當他們因照顧責任而無法兼顧工作時，常會貼被「魯蛇」（loser）的負面標籤，認為他們是「窩在家裡的失敗者」。
男性照顧者面臨困境，較少主動尋求支援
面對沉重的社會期待，男性照顧者常承受莫大心理壓力。陳正芬舉例，曾在研究中訪談一位20出頭的年輕男性，因母親車禍重傷，成為主要照顧者。儘管他持續全職工作，並負擔母親入住護理之家費用，即便薪資不低，扣除房貸與生活支出後，每月仍僅剩不到2000元可支配，長期仰賴車禍賠償金填補照顧支出。
她表示，該名訪談個案因母親頻繁住院，須經常請假陪同照料，長期下來產生強烈自責與壓力，最終選擇辭職。「這是典型的非自願失業，反映照顧資源結構不足與職場支持系統缺乏。」
提及照顧者的性別差異，儘管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設置逾百處支持據點，但男性照顧者使用率仍明顯偏低。陳正芬指出，囿於傳統性別框架，男性較少發出求救訊號，也不習慣參加團體或心理諮商，尤其面對多為女性的長照事業從業人員，男性往往難以啟齒。
相較之下，女性照顧者雖傾向願意尋求協助，卻常處於家庭權力結構弱勢。她舉例，一位長期照顧母親的女性，透過「家庭照顧協議」獲法律支持，與兄長胞弟協商分擔照顧責任。這項機制正是為弱勢家庭成員提供法律工具協助，助力重新平衡照顧分工。
陳正芬認為，民間對照顧者處境的公共討論逐漸成形，讓大家看到「你家的事」其實是全社會的問題，突顯台灣在長照與性別議題上已有進展。但她也強調，照顧者需要的不是道德讚譽，而是制度支撐與社會理解。
工作是最好的喘息，照顧不是家務事
「工作是最好的喘息！」她指出，這是國際照顧者組織聯盟（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Carer Organizations，IACO）於2016年會議中提出的關鍵倡議。
在長期照顧壓力下，許多「長照悲歌」的案例，往往源自照顧者無法兼顧工作與照顧責任，被迫離職，最終陷入經濟困境與心理健康惡化，甚至釀成憾事。因此，「照顧不離職」不能止於口號，穩定就業除了是經濟保障，更是協助照顧者脫離高壓情境、維持社交連結，並獲得喘息的重要支持。
陳正芬呼籲，政府應積極推動「全責照護」制度，由醫療體系全面承擔住院期間的照護責任，而非高度依賴家屬，使家庭照顧者免於頻繁請假、奔波醫院的困境。
她強調，長照不應再被視為個別家庭的私事，而是全社會須共同面對的課題。唯有建立更完善的支持系統，持續推動「照顧不離職」與「全責照護」兩大核心理念，才能防止更多長照悲劇發生，讓照顧者不再孤立無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