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生嬰兒宏亮的哭聲往往為母親帶來無限的歡悅。但是在亞洲許多父系社會、落伍傳統緊緊束縛的國度裡，母親卻因新生嬰兒的性別而有不同感觸。女嬰落地往往帶來悲苦而不是歡樂。
重男輕女泥古不化
二十六歲的蜜拉住在孟買現代化機場旁污穢不堪的貧民窟；有兩名蹦跳學步的孩子－－都是女兒。她在一家印度富人家裡幫傭維持生計。蜜拉的工人丈夫曾經在醉酒時威脅她，若再生個女兒，便要將她逐出家門。
因此蜜拉再度懷孕時，心神不寧；如果懷的又是女孩子，該如何是好？
蜜拉檢驗之後確定胎兒又是女的。她心中早有準備；於是告訴丈夫，由於身體過度虛弱，醫生建議墮胎。丈夫雖然失望，也只好帶她去墮胎。墮胎花了他們七十廬比，蜜拉當晚便出院回家。
一名住在漢城，背景與蜜拉大不相同的婦女也敘述了一段相似的經歷。這名也有二個女兒的婦女，擁有大學學位，不願透露真實姓名，只願以「娜貞的母親」自稱。「娜貞的母親」和蜜拉一樣，受到強烈的家庭壓力：必須生個兒子。她也一樣決定預先查知胎兒是男是女。
誤用科技助長男尊女卑
經過超音波檢驗，「娜貞的母親」失望的發現懷的又是女兒。對於懷孕六個月的母親，此時終止懷孕可能帶來生命危險。但是她坦率表示：「我寧可不要孩子也不敢再生個女兒。」她作了她「唯一」的選擇－－墮胎。
亞洲地區經濟發展，科技日新月異，生活水準日益提升，然而重男輕女的觀念泥古不化。科學進步反被利用來助長男尊女卑的風氣。亞洲無數的醫院裡，不乏蜜拉和「娜貞的母親」這樣遭遇的婦女。
承襲儒家思想的中國大陸、南韓和台灣，信奉印度教為主的印度，與回教體系的巴基斯坦和馬來西亞，綿延幾世紀的重男輕女的偏見，依然根深柢固。在日本和新加坡，這種歧視已逐漸淡化。然而，大致而言，重男輕女仍是亞洲普遍的現象。
婦科診所大發利市
一九六０年代早期，印度北部旁遮普省一些生意眼光獨到的醫師，看出民間重男輕女的傳統，蘊藏著滾滾財源。他們通常用診斷胎兒是否正常的羊膜穿刺，測出胎兒性別，且準確度高達九七%。在缺乏法律約束下，一時之間，在全國各地的大城市中，提供胎兒性別檢定的私人診所，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印度教的習俗裡，女兒是「別人的財富」，女子出嫁時，總是帶著大筆錢財或禮品做嫁粧。女方父母必須負擔婚禮的一切開銷；有些因嫁女而傾家蕩產，淪為赤貧，永無翻身之日。
父母的不安全感造成一些私人診所大發利市的機會。一些小鎮張貼著宣傳檢定胎兒性別的海報，明目張膽的放言：「與其來日耗費五萬盧比，不如今日破費五百盧比。」
印度沒有墮掉女胎的統計數字。婦產科醫師白達塔估計，僅孟買每年就有一千五百名女胎經性別檢定後墮胎。全印度有五萬次以上的羊膜穿刺試驗，一旦證實胎兒為女性，幾乎毫無二致的被墮胎。
鼓吹加強管制胎兒性別檢定的婦女團體發言人薇哈蒂警告：「如果不實施管制，目前一千比九百八十八的男女人數比將更為懸殊，後果不堪設想。」
男多女少後果嚴重
中國大陸和南韓已開始注意選擇胎兒性別可能帶來的後果，近年來，由男女人口比例的趨勢已可明顯看出男多女少的傾向。
國際間標準男女出生比例為一百零六比一百。根據韓國經濟企畫院的資料，四歲以下男、女童人數比例是一百零八點一比一百。相對的，美國同一年齡範圍的男、女童比例僅為一百零四點七比一百。文化、種族接近南韓的日本，為一百零五點四比一百。南韓與中國大陸較為接近，根據研究者估計，後者於一九八一年出生的男、女比例為一百零八點五比一百。至於新加坡與香港男女出生比例則無顯著差異。
兩年前，由於胎兒性別檢定與墮掉女胎的事件日益普遍，韓國醫學會禁止醫師從事胎兒性別檢定。任何醫師或診所若透露胎兒性別，將判處大筆罰金，並吊銷執照。
但是，韓國民間皆知，只要找對地方，就可以秘密檢定胎兒性別和墮胎。一名私人診所醫師承認，每個月平均有六名婦女找他做胎兒性別檢定。
韓國法律規定唯有在母親罹患遺傳或精神疾病，婦女遭遇強暴或近親強姦時，才允許墮胎。然而自一九六二年全面推行降低出生率計畫以來，非法墮胎案件便不受官方重視。在韓國，墮胎需要一百零五美元，據說是許多私人診所的主要收入來源。
南韓政府估計每年大約有三萬個終止懷孕事件，但醫師相信實際數字更高。究竟其中有多少是女胎，並無翔實數字。但觀察家認為，南韓男、女孩童人數比例比照國際標準差距過大，足見墮掉的多半是女胎。
日本與南韓傳統上一樣重男輕女，但墮殺女胎在日本卻極罕聞。日本是東亞唯一女性總人口超過男性總人口的父系社會。
日本情況略有改善
日本法律並沒有明文規定禁止檢定胎兒性別，但醫生通常拒絕透露胎兒性別。日本與南韓一樣，允許於某些狀況下墮胎，只是執法並不嚴格，若要墮掉女胎並不困難。正如一名醫師所說：「日本到處找得到願意迎合病人心願的診所。」
在人口總共約佔全世界五分之二的印度和中國大陸，墮胎不僅合法，而且獲非正式認可為有效的節育方式。然而，兩地的農村人民，都鮮有機會做胎兒性別測試；墮胎以確保生出男嬰的僅止於城市婦女。
中共嚴厲推行「一胎化政策」。兒子承襲家族香火的古老觀念，使得人民唯恐「一胎」是女非男。
中共女胎遭毒手
中共還嚴格禁止胎兒性別檢定。極富影響力的「國家計畫生育委員會」的官員解釋：「只要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存在一天，我們就不能容許胎兒性別檢定，否則所有女胎豈不都早遭毒手。」
但是，據悉，城市婦女仍可利用關係，設法到設備良好的醫院作羊膜穿刺預知胎兒性別；如果胎兒是女非男，可立即拿掉。
至於農村地區，夫婦通常就教於長輩預卜胎兒性別；或憑不科學的推論，依孕婦肚子大小形狀，或對酸性食物的喜好程度，來猜測究竟腹中胎兒是男是女。出生若是女嬰，其生命可能悲劇性的曇花一現，便魂歸西天。儘管中共官員不願多予置評，但中國大陸殺女嬰風氣不曾滅絕。
雖然生活富庶的香港情況不能與中國大陸同日而語，但一名聲譽卓著的婦產科醫師表示，多數父母希望至少擁有一名女兒，卻不願家裡全是女兒，沒有兒子。
胎兒性別檢定在香港並不違法，然而強烈的醫德使醫師不願輕易洩露天機，而昂貴的費用也使好奇的父母卻步。
新加坡男孩女孩一樣好
在香港墮胎是不可能的；社會工作者也一致表示未曾遇過婦女墮掉女胎的例子。然而下定決心的父母，只要越過邊界到深圳便可如願以償。
高教育程度和生活水準使多種族的新加坡，不似上述其他地區那般歧視女嬰。
觀察家指出，新加坡政府鼓勵兩性平等，所以人民對生兒或生女態度比較開放。當地印度社區也摒棄大量嫁粧陪嫁的習俗。醫師表示，有些新加坡人確會因為沒有兒子深感失望，卻不致因而墮殺女嬰。
以前，只要一百至三百多美元，即可做羊膜穿刺和超音波檢驗。但近來政府鼓勵提高日益下降的出生率，更使一些醫師不願進行胎兒性別檢驗。不過，一名醫師表示，一般仍視胎兒性別檢定為「私事」，不會公然反對。
究竟法律能否改變社會習氣？新德里政府計畫以立法阻止胎兒性別檢定。白達塔醫師認為，立法禁止充其量「只會迫使檢驗行為地下化，密醫惡棍趁機得利。」女權運動者薇哈蒂則以為，立法禁止將約束「正派」醫師更潔身自愛。她表示，重男輕女觀念是「女性生存攸關的問題」，只要「傳統觀念不破除，便無法杜絕檢定胎兒性別的行為」。
立法扭轉不良習氣
南韓對重男輕女的問題採取緩和的態度。流行的電視商業廣告中，顯現一對中產階級夫婦，聲稱他們只要一個孩子，接著是全家福的溫馨畫面，他們的掌上明珠正快樂的吹熄生日蛋糕上的蠟燭。
韓國婦女團體長久以來致力遊說，以改變儒家思想濃厚的「家庭法」，指責這些法令加深對女性的歧視。但分析家坦率指出：韓國人必須加倍努力，才能消除重男輕女的觀念。
改變文化模式不在旦夕之間。然而，還是有人預見，藉著社會教育和健全的立法，亞洲婦女終將突破次等性別的壓力。
(摘譯自Asiaweek)
見不了天日的大陸女娃
有些被丟棄在山洞裡；有些被捆在袋中拋入河裡；有些被扔在垃圾堆裡；有些被迫吞食致命的殺蟲劑；有些被裝進紙箱棄置於田野中，等待死亡的來臨。
她們是中國大陸被拋棄的女嬰。呱呱落地時，即因性別而注定遭受被毀棄的悽慘命運。而她們的母親通常受盡折磨、羞辱或遭家人鞭打。
棄殺女嬰在亞洲其他地區也經常可見，但是在中國大陸，這樣的事件卻有著特別悠久而悲慘的歷史乃在本世紀中期，殺嬰似逐漸在中國大陸絕跡，然而過去十年來，這種可怖的行徑卻死灰復燃。
根據北平「人民日報」報導，一九八０到一九八一年間，在安徽省的一個縣內，就有四十名女嬰遭到溺死。「南方日報」透露，一九八二年，在廣東省南部的兩個縣內便有二百一十名女嬰被殺。報告指出，其中某些事件裡，產婦床旁安置著一桶水，一旦出生的是女兒，立即將之溺斃。
這種長久以來的社會惡習源於男孩才能承襲家族香火的傳統。在七億二千萬農民散居的廣大農村地帶，只有兒子能夠耕種祖傳田地，及照顧日漸年邁的父母。男孩婚後不會離家，而是將妻子娶入家門。
過去，夫婦可一試再試直至喜獲麟兒。但一九七九年，中國大陸人口逼近十億大關時，中共便訂定殘酷的節育法規，限制除非有特殊情況，每對夫婦只准生育一名子女。生了一個女兒的夫婦於是面臨嚴苛的抉擇：是遵守「一胎化」政策，放棄任何擁有兒子的機會，或摒棄女兒。
四年前，天津市發生一個慘無人道的故事，一名父親咬掉八個月大女兒的鼻子。他存著僥倖心理，希望藉口第一個孩子異常，獲准再生一個。
依照法律，謀殺女嬰是罪不可赦。北平「高等法院」法官表示「違犯者要受審判，通常判處長期徒刑」。然而，許多人懷疑這個法律的效力。批評者指出，地方家計官員如能維持當地的低出生率，可獲獎金；因此如果棄殺嬰兒有助於保持低人口數字，他們便絕口不提法律。
人口統計研究人員指出：「女嬰無聲無息地消失，原因很多。」許多家庭「不申報女嬰出生，以免破壞了將來生育兒子的機會」，便是原因之一。
北平不公開發佈棄殺女嬰的統計數字。但是西方人口統計專家，利用國際標準一百零六名男性比一百名女性的比例，計算出一九八一年，出生於中國大陸的男、女嬰比例異常懸殊，男嬰為一百零八點五，顯示當年有二十三萬名女嬰不見了。不過未申報女嬰的戶口，是比例懸殊的原因之一。
美國政府懷疑中共嚴厲的人口政策，迫使殺嬰事件層出不窮，而於一九八五年停撥二千三百萬美元給予聯合國人口活動基金會的援款。中共方面則矢口否認殺嬰事件，反而批評美國「小題大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