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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的和尚好念經?可以聽聽,不需要太當真

文 / 高希均    
1998-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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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的和尚好念經?可以聽聽,不需要太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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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著名學者的處方,不一定正確

自從去年七月發生東南亞金融風暴以來,每當我讀到國內媒體大幅報導美國幾位著名學者的評論及政策建議時,就會聯想到在西方社會中常常聽到他們對從政者的挖苦:「政治人物對每一個問題都有答案(有時有好幾個),如果選民把這些答案當真,那就太天真了!」

這幾位著名大學的學者,當然不是政治人物,但這些人在千里之外的美國學府中、在不可能很瞭解一國政治社會生態的情況下——金融體系的亂象、官商勾結的巧妙、內線交易的猖獗、黑道金權的橫行、法令規章的形同虛設、黨政利益的糾纏不清……居然就能提出十分肯定的政策,令人驚訝!

回想起學生時代,甚至以後開始教書時,對這些名滿天下的大學者,也總以謙卑之心深信他們的學理及政策處方。以後閱歷稍增,對他們不甚瞭解外國國情的放言高論,開始產生懷疑。因此,在教書以後的第三年(一九六七年),我就曾在《中央日報》副刊發表一篇談「西方專家」的短文,其中寫著:「一樣的話,同樣的政策,凡是經過西方(主要是美國)專家們提出,就爭相傳頌,立刻受到注意。崇洋與民族自信心的喪失,在這裡表現得一覽無遺。」

(二)兩種不同的主張與預測

金融風暴以來,當地國的政府與人民信心盡失,外來和尚念的經就格外受到重視。美國學者們出現了兩種不同的主張:

(1)堅持市場經濟的論點:力主讓市場主宰勝敗,倒閉的當然要倒閉,強烈反對國際貨幣基金會的拯救方案。

(2)主張政府應當適度干預:贊成打擊國外投機客,減少骨牌效應。

這兩種看法倒可使各國政府的決策者各取所需。真想全力整頓的,可以引證市場派;要全力救濟的(特別對自己偏愛的公司),可以引證干預派。

近月來亞洲諸國的股市已大幅回升,又出現了兩種不同的預測:

(1)樂觀論者如哈佛大學教授潘京斯(D. Perkins):他認為,「靠一些運氣,再加上合理的政策,除印尼之外,亞洲到二○○○年即會走向全面復甦。儘管這次亞洲經濟危機嚴重,但這不是亞洲奇蹟的終結。」

(2)悲觀論者如麻省理工學院克魯曼教授:他說,「我不認為在亞太地區近期內會出現經濟全面大幅復甦……經濟復甦要比原先預期的時間更長。」

因早先預測亞洲經濟奇蹟難以持續而名噪一時的克魯曼,對自己的說法永遠可以自圓其說。我們無法確知「近期」是多久,三個月還是一年?「經濟全面」是包括哪些重要指標?「大幅」是指百分之幾?「原先預期」是指多久,兩年還是四年?

讀者應當相信誰?我的答案是:除非他們兩位有特別的資料、特別的計量模式及特別的本領,否則對他們的預測「可以聽聽,不需要太當真」。

在當前公眾人物的金融風暴評論中,我個人較認同新加坡資政李光耀的看法。在十一月十七日英國《金融時報》的專訪中,李光耀認為:「亞太經合會領袖高峰會不會產生解決亞洲危機的方法。……唯有制度的全面變革,才是復甦的關鍵。」

不像美國學者受限於抽象的邏輯推理,李光耀充分瞭解東方社會的實際運作。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民主不是萬靈丹。看看菲律賓,她有民主,也有自由的媒體,本以為這樣就可避免貪污、親信主義及裙帶關係。上次的總統大選,伊美黛與她的子女還不是照樣回到政治與商業的鎂光燈下。馬可仕掠奪過菲律賓的民脂民膏還沒討回,他的家人卻回來了。」

在一個兼有民主與法治的美國社會,專靠邏輯推理的學者怎會想像出這種法治上的天方夜譚?就是這種匪夷所思的現實,拖垮了不少東南亞國家的經濟。

(三)溫暖的心與冷靜的腦

美國著名學者之所以著名,絕大多數來自他們在經濟理論上的貢獻,絕少來自政策上的貢獻。十之八、九的諾貝爾獎都是給經濟理論有原創性貢獻者。經濟理論有它的普遍性及中立性,但經濟政策則有它的特殊性及時效性。如果我們借重外來和尚的理論,是在取其所長,得益最多;如果是政策處方,就是取其所短,要十分謹慎。

美國擁有最多的諾貝爾獎得主,但他們的財經政策永遠意見分歧。最重要的原因是個人的價值判斷左右了政策處方。這可借用「溫暖的心」及「冷靜的腦」來說明。前者是偏向用政府的力量來干預及幫助弱勢團體、勞工階層及婦女等等,如薩孟遜、托賓等;後者則偏向靠市場力量接受優勝劣敗的殘酷裁決,如海耶克、傅利曼等。

在學術範疇,台灣離世界第一流的水準還有段差距;但在政策領域,我們對自己要有信心,「外來和尚好念經」的時代該結束了!台灣已有可以做財經政策建議的專家與學者;但是在對付金融亂象時,哪裡能找到一群真正有擔當、不偏袒的執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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