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動保意識較薄弱、動物研究也還沒成為學院所認可的研究趨勢時，卡通動畫裡對於動物的擬人化有多麼失真、影片中動物保護的觀念有多匱乏，其實都不會受到太大的重視，甚至，「以娛樂為目的」本身可以成為一塊「免死金牌」，影片中的動物就算展現了真實動物完全不可能出現的習性與樣態，似乎也是理所當然。然而，近年來的迪士尼動畫，卻有越來越符合動保理念的傾向，光是二○一六年，迪士尼就有兩部以動物為主角的動畫電影，《動物方城市》與《海底總動員2：多莉去哪兒？》（Finding Dory），被認為與過去的「動物寓言」頗不相同。嚴格說起來，這兩部電影都沒有完全脫離「透過動物反思人類處境」的色彩，特別是《動物方城市》。普遍的看法都認為它是以肉食動物與草食動物間的角力，來隱喻美國社會的族群問題：不論是認為影片成功點出了族群間的歧視與衝突，或是批判它的處理不夠到位，都等於是承認「種族主義」才是這個動畫版的動物寓言最終的關切所在。
不過若說片中的動物都只是戴上動物面具的人類，卻也不盡然，儘管動畫不可避免地涉及許多擬人化的呈現，《動物方城市》還是顧慮到了真實動物從外觀到習性的一些細節：諸如綿羊的瞳孔是橫向狹長的、獵豹的眼角有著黑色淚紋、兔子的繁殖力極為旺盛、北極鼩鼱的孕期僅二到三週等等。
甚至影片中的一些「哏」，還點到了人類對動物的利用：當綿羊副市長第一次幫主角茱蒂的忙時，她說「我們小動物就應該在一起」，茱蒂回答「像膠水一樣！」英文裡的glue 當做名詞是膠水，當動詞則是黏牢，緊附之意，所以茱蒂原本是想附和副市長，強調小動物們應該團結起來，但副市長卻「尷尬地笑了兩聲，沒有回應」。因為在化學工業出現前，有相當多的膠水來自動物結締組織。這彷彿暗示了作為膠水原料「提供者」的綿羊，很難真心欣賞這個建立在剝削上的笑話。從諸如此類的細節就可以看出，比起過去的動畫讓動物們配合「劇情需要」表現出完全不合常理的行徑，《動物方城市》確實展現了更貼近真實動物處境的誠意。
而在諸多關於這部影片的討論中，也真的有評論者認為，《動物方城市》雖然沒有直接處理動物保護的議題，但是當它巧妙地將動物描繪為「不同於人類，有著自己的根本價值」，甚至「有自己的文化、有著不同於人的慾望與需要」時，這個想像的動物烏托邦至少意味著我們願意往動物友善的道路更靠近一點。
在一篇名為〈迪士尼的《動物方城市》，動物寓言的進化〉（Disney’s Zootopia, An Evolution in Animal Fables）的文章中，動物權人士克里夫頓（Wolf GordonClifton）表示，影片中動物市民所居住的區域並不真的那麼類似人類的城市，而是分成雨林、沙漠、凍原、洞穴區，這便足以提示我們，「動物」並非一個同質的整體，而是來自多樣、各異的生態系統。也就是說，即使影片中的動物確實依然人模人樣地說話、逛街、吃冰棒、辦婚禮⋯⋯但透過刻劃不同物種對生態資源的不同需求，影片同時也凸顯了「動物和我們不一樣」的面向。
樂觀來看，這種差異性有可能激發出新的思考；一反動保論述常見的，強調「因為動物有像人之處，所以理應被我們善待」的訴求，「動物和我們不一樣」的呈現，對克里夫頓來說，將能呼籲更多人尊重不同的生命個體與我們的差異。
到底是透過擬人化強調動物和人的相似之處，比較有助於促成先前書中已提到的「共感」，還是該提醒人們人與動物有別，才真正符合「悅納異己」（hospitality）的倫理觀？其實這兩種不同的論述策略原本就不是互斥的，因為人類動物與非人動物，在「動物性」上必然有交疊的區塊，也自然會既有相似處也有差異點；但在動保論述的領域，強調何者比較有利？兩種立場確實各有其支持者。
例如兼具人文關懷與生態知識的《真實的幻獸：從神話寓言中現身的二十七種非虛構生物》一書，就較偏向「異中求同」的取徑。作者葛巴努．莫佳達斯（GolbanouMoghaddas）在書中介紹墨西哥鈍口螈時不忘提醒：「現存蠑螈（以及壁虎、和長臂猿）的身體和我們有許多共同之處。蠑螈的四肢或許比大多數人類都小而黏滑，但它們有個基本共同點：都包覆在皮膚之中，含有骨骼、肌肉、韌帶、筋腱、神經和血管。」而在介紹〈扁型動物及其他蠕蟲狀的生物〉的專章中，他更引用了遺傳學家史提夫．瓊斯（Steve Jones）的說法—「每一個人，不論再怎麼了不起，都是一根十公尺長的管子，讓食物按一個方向進出」—來聲援他的立場：人類明知道自己是滄海一粟，又忍不住覺得自己很特別，但或許人類可以倒過來想，再怎麼精采傑出，「我們依舊和蠕蟲是一家人，別無出路」。有不少動物保護的倡議者都和莫佳達斯一樣，希望人們能建立「人和動物並沒有那麼不同」的觀念，因為如果我們發現動物和人在生命運作的方式上、在能力甚至形貌上，都有類似之處時，或許比較可能承認，動物也是有感知能力的存在（sentient being）。
在科普書裡，這樣的強調確實頗有提醒的效果，不過一旦放在動畫電影裡，「相似性」的訴求就很容易被忽略了。因為動畫裡動物與人的相似處，有太多時候還是配合劇情發展及娛樂效果所做的設定，觀眾恐怕不太會因為看到這些相似點，而聯想到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的倫理主張。邊沁曾表示，「問題不在於牠們（動物）是否能推理？也不在於牠們是否會說話？而是牠們是否能感受痛苦？」也就是說，他認為光是「同樣能感受痛苦」這個相似性就已足夠成為正視動物福利的理由。但是當我們討論的對象是動畫時，除非劇情的設定特別凸顯了「動物和人一樣正在受苦」、想透過這種相似性觸動觀眾的感性，否則「牠們與我們如此相同」這個訴求未必能夠傳達到一般觀眾的心中。
也因此，雖然《動物方城市》裡兔子茱蒂和狐狸尼克要解決的關鍵懸案，是包括「獺密特先生」在內的「十二隻動物失蹤案」，而這些動物後來都被發現身陷囹圄，的確可以推論為處在受苦狀態，但是這樣的安排是為了推進這個推理冒險故事的情節發展，不太可能讓觀眾聯想到動物被囚禁時的緊迫狀態；事實上，《動物方城市》確實也並沒有想這麼做。它或許嘗試把真實的動物形象與生態知識適時融入影片中，也的確反轉了早期迪士尼加諸動物的刻板印象，想凸顯兔子未必柔弱、狐狸並不陰險，但是影片更關心的，畢竟是諸如族群衝突如何解決、個人如何自我突破等問題，就像影片中的茱蒂之所以會一反兔子柔弱的形象，扮演起警察的角色，主要的目的依然是要鼓勵人們打破框限去完成自我實現，而不是要為真實世界的兔子「平反」。
當然，《動物方城市》沒有借重動物與人的相似點去推動更多動物保護的觀念，並不表示動畫這個媒介本身並不適合做這件事，雖然比起紀實的記錄片，娛樂為主的動畫片若要有效推動生命教育的議題，難度可能更高。
本文節錄自：《以動物為鏡：12堂人與動物關係的生命思辨課》一書，黃宗慧著，啟動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