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慘的年代，該如何從死亡中重生？
在取消戲院映演國片比率，不再對外國電影徵收國片輔導金，加入WTO 後又對電影製作、行銷與放映服務做出完全的市場開放，台灣電影面對「迫切的危機」，加上拍片環境不景氣的影響，逐漸在票房收入的羞澀下顯現疲態，甚至在2002年至2006年間，本土國片市占率僅不到2％。
2000 年《臥虎藏龍》的成功，讓台灣電影人開始思考，在死亡時刻，國際合作是不是可以變成一個藍海策略？大家都在看，美商全額出資拍攝，工作人員來自台、港、美、澳各地，在創下台灣電影最高製作成本的《雙瞳》，能不能讓瀕臨死亡邊緣的台灣電影，帶來滋潤的雨水，甚至重生？
邁入21世紀，台灣電影進入死亡期，關鍵就在於2002年我們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立法院刪除了對電影的保護制度，部分戲院必須播放國片的保護制度也被刪除。
當一個國家完全棄守電影，其實就等於放棄自己文化的詮釋權及話語權。台灣大概是全世界，少數除第三世界國家之外，完全放棄電影文化的國家，風雨飄搖下的小草，硬生生被碾死。
我們做了一個非常錯誤的關鍵決定，兩顆「蛋」決定了台灣電影的命運，一個是「壞蛋」，指好萊塢；另一個是「笨蛋」，是我們的文化決策者。
好萊塢施壓、遊說美國政府，要求世界各國都要對美國開放電影，而美國電影其實就是一個生活形式、價值觀、語言與世界觀的文化輸出，它只有一個核心價值，就是「以暴制暴」，跟中國或台灣的東方文化底蘊完全不一樣。
一個國家放棄自己的話語權，是全世界最愚蠢的事。2000年左右，台灣整個思維完全沉浸在科技產業，代工可以替我們創造巨大的外匯、文化與經濟的交換，但是，有沒有人想過，科技代工是可以被取代的，只有文化的詮釋不能被取代。
除了雨水，過境颱風還帶來什麼？
2000年後，台灣導演變得非常安靜；尤其是2003年，整年台灣國片的票房，只有新台幣1375萬元。那時一部電影的票房若有100萬元，一定要放鞭炮、發新聞稿、辦慶功宴。
在最慘的年代，台灣電影如何從死亡中重生？我的答案是：國際合作。
有鑑於美商哥倫比亞電影公司（Columbia Pictures）投資的《臥虎藏龍》，獲利超過1億美元，更橫掃2000年的奧斯卡、金球獎、香港金像獎、金馬獎各大獎項，這刺激了西方電影公司，他們開始看到亞洲市場的潛力。哥倫比亞決定在中、港、台3個地區投資，台灣就選定陳國富2001年開拍的《雙瞳》。
那年有高達9個颱風侵襲台灣，《雙瞳》的拍攝行程及情境經常因此做調整。對照來看，美商投資台灣電影，也像颱風的雨水般滋養了台灣電影工作者。
但我不禁思考：跨國合作模式的電影製作中，我們應該思考的課題是什麼？就像拍攝期間一直過境台灣的颱風一樣，除了大量的雨水之外，它還帶來了什麼？在死亡時刻，國際合作是不是可以變成一個藍海策略？
好萊塢電影對於亞洲的概念，以早期的《末代皇帝》為例，因為考量到英語系國家的觀眾，所以戲中的溥儀從頭到尾都在講英文，敘事也是屬於西方人眼中某種異國情調。但到了《雙瞳》就不一樣了，不需要去考量西方世界能否習慣東方的節奏與口音，你就做你的，接著完全就是我把你購買下來，完全去販賣屬於東方的文化背景、專業人士等，而我好萊塢是最大獲利者，我也只要投資1000萬美元就可以。
不負眾望，《雙瞳》在台票房高達新台幣8000多萬元，打破當時台灣電影沉淪的局面，在壞蛋與笨蛋聯手的狀況下殺出了一條血路。
眼界開了，看見未來可能性
15年過去了，再回過頭來看《雙瞳》，它最大的貢獻其實並不在票房數字。它雖然告訴了台灣所有投資者，我們有辦法拍出觀眾喜歡、賣座的電影，但從歷史的結論來看，在《雙瞳》之後的幾年，台灣電影的低迷態勢並沒有改變。《雙瞳》最大的意義與價值，其實是帶出一群當時只有30幾歲的年輕電影工作者。
例如魏德聖，他是《雙瞳》的企畫，兼一部分副導的工作，陳國富導演原本希望由他來當導演，可是美商不相信他，但陳國富還是把他帶在劇組裡。例如韓允中等人的「第二攝影組」，雖然他們負責的只是次要角色及街景空鏡等拍攝，但是陳國富還是會要求他們要到拍片現場協助，跟著學些東西。
雖然我沒有問過陳國富導演，他是不是刻意這樣做，但我相信他是刻意的，因為預算是夠的；但宏觀來講，他反而是培養了一群希望看到台灣電影不一樣未來的人。
與魏德聖聊到這段經歷時，他的答案非常俐落，他覺得《雙瞳》帶給他最重要的一個概念就是：視野。我又問了參與演出的戴立忍等人，大家用的字眼可能不一樣，但總括來說同樣是「視野」，透過這部片子，他們看到了電影的各種可能性。6年後、8年後，這個視野開始慢慢發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