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三月，黃欣鳳前往波蘭，參加國際經濟商管學生會(AIESEC，發音如eye-sec，Association Intenational des Etudiants en Sciences Economiques et Commerciales)舉行的世界大會。在聚集著世界各地學生代表的會議場上，黃欣鳳用流利的英文清晰地論理，表示中國大陸要求以台灣分會改名做為加入AIESEC的條件，是項無理的要求。
當時黃欣鳳只是台大國際企業系三年級的學生。大四畢業時，精通英、德語、略通挪威文的黃欣鳳，履歷表上還有一大串國外實習經驗：德國邦別克堡市政府能源處會計部門實習、中國大森手袋廠協理助理、挪威國家房屋貸款銀行財物分析部門研究員。
在台灣，有愈來愈多的年輕人還在念書時就有獨自到國外旅行、生活的經驗。他們有的靠自助旅行，有的代表學校出國參加交流活動，有的藉著參加國際性的社團增加自己的國際經驗。他們是道道地地的台灣小孩，家境小康，有的人出國甚至還靠自己的儲蓄。對他們而言，英文已經是基本配備，許多人正學習其他外語。
「國際學生證」是「世界通行證」
學生的出國人數，或許可從每年申請辦理「國際學生證」的人數窺得一、二。曾出國的學生應該對「國際學生證」不陌生，這張證件是世界通行的學生證，持此證在全球可以學生優惠價格購買機票、門票、火車票等。負責發行中華民國國際學生證的康文文教基金會表示，從四、五年前引進此證以來，每年申辦人數就不斷增加，光是去年九月一日至今年八月三十一日就發出一萬一千五百多張。
社會環境愈來愈開放，也讓學生出國有更多選擇。
十年前，國人若想去蘇聯、東歐等共產國家旅遊，幾乎是不可能的事。自一九八九年蘇聯解體以來，學生的腳步也跟著踏進東歐國家。
台大外文系畢業的何毓嘉，就曾自費到捷克上了一年的語文學校；現在就讀政大國貿系三年級的粟耀儀也曾在父母的安排下，高中畢業後到莫斯科大學念了兩年書。今年波蘭、捷克更和台灣合作，提供數名公費獎學金給俄文系學生到當地進修。
近年來，台灣各大學開始主動和國外學校舉辦學術交流活動，也讓學生有更多國際經驗。現在就讀高雄醫學院學士後醫學系的吳書儀，在念台大公共衛生學系時，就曾經兩次代表學校出國參加國際會議。
為何願意離家數千里？
校園裡由學生組成的國際性社團，也愈來愈多。這些學生藉著參加校園中的國際性社團，豐富自己的國際經驗。目前校園中的國際社團，如歐洲文化研究社、德文社等，社員除了平日研習當地文化、語文外，有些社會也會利用寒暑假辦理國際交流活動。
台灣的學生國際性社團中，規模最大的要算是AIESEC。AIESEC是全球最大的學生組織，在全球有八十七個會員國，七百四十一所大學院校設有分會，在台灣的總會已經有二十二年歷史，共有十四個大學設立分會。黃欣鳳就是透過參加AIESEC社團，多次出席AIESEC舉辦的國際會議。除了到世界各地開會、旅遊外，她也參加了AIESEC的「國際研習生交換計畫」，分別在升大三及升大四的暑假到德國、挪威短期工作。
獨自到國外生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生活上的小事，如買菜、開戶頭、搭公車等，到了國外也可能構成大煩惱。究竟是什麼樣的動機，讓他們願意離家五百里？
喜歡旅行、渴望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溝通，似乎是他們共同的理由。
嚮往自助旅行的李俊明，最愛看的電視節目就是Discovery頻道的「勇闖天涯」。當同學都在揮霍大學最後一個暑假時，當時還在政大新聞系就讀的李俊明自己一人背起行囊，到法國學語文。到了法國，他利用學習空檔自己坐火車、公車到瑞士、西班牙等地自助旅行。為了和當地文化有更多互動，他循著車站提供的旅遊資訊，投宿青年旅杜。
語文，是第一個準備動作
至於學習外語，「想要與人溝通」或許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剛開始只是覺得法國音樂很好聽、電影很好看，就去學法文，」李俊明談到學習外語的動機，但支持他長期學外語最重要的動力是；「我希望能和別人溝通，有想要和別人溝通的慾望。」
高中畢業時曾和姊姊一同到歐洲旅遊一個月的黃欣鳳，每次遇到溝通問題時，姊姊問當地人；「你會不會說英語？」「那法語呢？」，當地人大搖其頭後，反問她們：「會不會說德語？」這時變成她們搖頭了。這讓黃欣鳳感覺到德文的重要，回國後就開始學德文。
何毓嘉大學畢業後想出國念書，在學校學了兩年俄文的她，對斯拉夫語系很有興趣，便選擇了東歐國家裡西化較深的捷克，做為她學習語文的據點。
但單純動機的背後，他們也付出了相當多的努力。如果沒有準備，缺乏行動的勇氣，最後可能還是出不成國。但他們不一樣，他們是一群「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人。
學語文，是他們出國的第一個準備動作。
李俊明從大一起就學法文，學了兩年後，因為學校沒有開更高階的課程，又繼續到師大法語教學中心學習。大四那年，他擔任系上英文實有報刊的總編輯，在學校又修了西班牙語，每天下課後還要到師大法語中心去上法文。看在同學眼中，認為他簡直是瘋子，「我已經投資了很多的時間、精神，最重要的，還有錢，」他笑著說。
參與國際會議，要全方位加油
除了語文之外，有些出國參加國際會議的學生，更是做足了準備。
兩次代表學校出國的吳書儀，第一次是在大一時，那是十二月初時前往日本京都參加「世界大學生和平領袖會議」，出席的學生必須準備十頁有關於「世界和平」主題的英文論文。為了準備這個論文，吳書儀跑了中央圖書館查光碟，外文資料則主要查閱《時代》雜誌。
去年暑假時台大甄選出十位學生，代表校方參加與香港中文大學合辦的學術交流活動，吳書儀也是其中一位。這次會議的主題是環保，原本就關心環保議題的吳書儀覺得這次得心應手多了，靠著平時蒐集相關的剪報、閱讀雜誌，吳書儀能夠很清楚地向香港教授、學生介紹台灣環境保護的概況。
曾經擔任AIESEC台灣總會「中國青年發展計畫」負責人的黃欣鳳，也有準備參加國際會議的經驗。當時AIESEC計畫到中國大陸的大學設立分會，沒想到大陸方面一看到台灣也在會員國內，馬上表示除非台灣改名，否則不願加人。
AIESEC設在布魯塞爾的世界總會認為名稱是小問題，很不能理解為何台灣堅持不改名，最後甚至發一封傳真給台灣總會，要求台灣在指定的四個名字中選一個。
為了在AIESEC世界年會上向其他會員解釋台灣的立場，她們向一位中興法商學院教談判的老師請教談判的知識，也到台灣經濟研究院尋求相開的資料和支援。最後，共同參與這項計畫的其他會員國終於被說服，而世界總會當初發傅真信的副會長也向台灣道歉。
錢，從哪裡來？
充分準備，就為了能起而行。然而起而行面臨的另一個問題，就是－－錢。出國要花許多錢，錢從哪來？
學生大部分都沒有固定收人，論開源，賺不了什麼大錢，更何況大多數還是得向家裡伸手拿錢。開源不成，只好節流，多省就是嫌。
到捷克學語文的何毓嘉，因為捷克的物價很便宜，一年多下來只花了三十多萬元新台幣。比起到美國留學一年約一百萬元的開銷，實在「賺」了不少。
李俊明到法國，也有一套省錢的旅行法。他選擇外省的語言學校，學費就比巴黎的學校少了一半。到瑞士、西班牙自助旅行時，住在便宜的青年旅杜，又結識一票自助旅行的年輕人，每次聚在一起，大家就迫不及待地交換「俗又大碗」的旅遊聖地資訊。
國際經驗豐富的黃欣鳳，出國沒有花家裡一毛錢。她用從小到大只進不出的壓歲錢，支付她所有的旅費。因為AIESEC是學生社會，每次舉辦國際活動都會找廠商贊助，可以節省不少開銷。到德國和挪威時，因為是去工作，領的薪水也不無小補。「有時出國回來錢都花光了，爸爸看了可憐還是會給些零用錢，」黃欣鳳不好意思地笑苦說。
好不容易出國去，接觸到不同文化的衝擊，在這群年輕人的心靈裡，也撞擊出美麗的浪花。這些國際接觸，帶給他們不同層次的影響。
在人生地不熟的國外生活，最先遇到的是生活適應的問題。
「到德國工作，是我一輩子最大的轉捩點，」黃欣鳳說。太多的第一次都發生在那時候：第一次獨自離開父母生活這麼久、第一次工作、第一次到全德文的環境。在德國生活兩三個月，她逐漸揣摩出「船到橋頭自然直」的生活哲學。
黃欣鳳的德國行還發生一件小插曲。雖然是到德國，但因為是透過國際AIESEC的安排，並不能自由選擇工作地點，她被分配到巴伐利亞的一個城市工作。沒想到該地以講方言為榮，剛去的時候「完全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黃欣鳳在台港學了兩年的德文幾乎派不上用場。「這就好像一個外國人想來台灣學國語，卻跑到高雄去，」她打趣地比喻。
無可避免的壞經驗
並不是每個人的外國生活經驗都是美好的，若是到大環境不利外國人居住的國家，面臨的就不只是個人適應問題了。
何毓嘉原本滿懷希望地到捷克去，一年多後卻敗興而返。她回來的原因是捷克人很排外，尤其對黃種人並不友善；一次在麥當勞的經驗令她印象深刻。有一天她到麥當勞點了杯飲料，坐下來休息休息，後來進來一對老夫婦，點了滿桌的食物，和何毓嘉攀談起來。他們見到何毓嘉桌上只點一杯飲料，便趾高氣昂地問她：「你是不是很窮？」這讓何毓嘉有被侮辱的感覺。「我今天即使是遇到在路旁乞討的乞丐，也不會間他如此無禮的問題，」何毓嘉憤憤不平的說。
除此之外，捷克當地的移民法律對需要長期居留的外國人很不便，只要在當地申請長期居留簽證，至少都需兩個月才能辦好。「每次一申請，他們才開始蔡倫造紙，」何毓嘉苦笑說。種種因素，讓何毓嘉唸了一年語文課程後，不願再留在捷克。
到俄羅斯去的粟耀儀，也是因為當地治安敗壞才不得不放棄學業。莫斯科大學的主要大樓中的學生宿舍，竟然是莫斯科黑道的大本營，住在那裡的外國學生莫不人心惶惶。在粟耀儀將回台灣前，對面宿舍還發生機關槍掃射的血案，死了九個人。如此恐怖的治安，讓粟耀儀打消了繼續在莫斯科念書的念頭。
不愉快的經驗令人敗興而歸，相較於何毓嘉和粟耀儀，擁有正面旅遊經驗的李俊明算是相當幸運的。
李俊明在法國遊學時，遇到一對黃昏之戀的加拿大老夫婦，每年都會相偕出國學一種不同的語文。看到他們，讓李俊明對人生產生另一番有法，他不再認為人一定要照著社會期許走，「誰說老了就不能談戀愛？誰說老了就不能學習？」李俊明說。
身歷其境的文化學習
和不同種族的人相處，李俊明也摸索出一種「不卑不亢」的態度。他在英國遇到一對友善的東德夫婦，那時東西德剛合併，從他們身上，他發現東德情況世不像媒體呈現的那麼糟，且他們尊重自己文化，也尊重他人。反而他遇到的一些西方學生，外表雖體面，待人卻很驕傲。以前他也會用經濟發展程度來衡量一個國家，現在則感到很慚愧。國家的價值不在國民所得，「最重要的是這個地區人的心，」李俊明有感而發地說。
金窩銀窩，不如白己的狗窩，走過那麼多國家後，終究要回家。國際化經驗沒有讓他們迷失方向，在看到不同國家的情況後，這些年輕人也開始反省台灣的處境，反省自己要怎麼做，才能讓台灣更美好。
何毓嘉在捷克受到中華民國駐外人員熱心的照顧，再加上學語文的同學都是各國的外交人員，讓她對外交工作產生很大興趣，也下定決心要從事外交工作。
高中畢業曾到新加坡擔任交換學生的吳書儀，也曾質疑新加坡的嚴刑峻罰。後來她開始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那麼嚴的規定，在新加坡行得通？」她發現大多數的新加坡人民願意犧牲自已利益，去追求最大公眾利益。
和他們父母的一代相比，這批年輕人不必擔心經濟，擁有豐足的國際經驗，在人生發展中，早已播下國際觀的種子，問題是這些種子會不會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發芽、茁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