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校園順口溜，又增添一段新聯：「回回回，回台灣」。曾幾何時，台灣已由高級人才的流出國，升格為流入國，連帶也使博士的行情直直落。
國內大專院校近年每逢教職出缺，常出現數百位土洋博士擠破頭應徵的盛況。不久前一位教育博士申請貧戶救濟的新聞，更成為社會熱門話題。
這股人才回流潮，雖是受到台灣各方面進步所吸引，但更根本的結構因素，在於美國的博士產量嚴重過剩。
現實比人強
八０年代末，地位類似台灣國科會的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還曾警告說，下個世紀博士有短缺之虞。未料隨著冷戰結束，高科技人力供需卻驟然逆轉。過去為了和蘇聯競賽軍備，科技研發要錢有錢、要人有人。蘇聯瓦解後，美國納稅人沒興趣再玩這種昂貴的遊戲，國會去年一口氣將為期七年的科技預算砍去二一%，研究機構紛紛颱起裁員的狂風暴雨。
但相對地，美國的博士年產量，十年來卻激增三０%以上，以致每五位剛踏出校門的博士，就有一位超出就業市場的容量。
造成學位惡性膨脹的主因，一方面是生命科學熱過了頭，二方面是冷戰結束後共黨國家鐵幕洞開，高科技人才競奔美國(尤其中國大陸最為可觀)，他們取得博士學位後，逾半數留在美國發展。
有幸能在大學謀得教職的博士生，如今掉到四成邊緣。大批向隅者只好暫時遷就「博士後研究」的位置，排隊等候機會。這支待業隊伍近年如滾雪球般愈排愈長，總數即將凌駕應屆畢業生。
比起他們指導教授的時代，現今要進大學教書，幾乎得多花一倍的時間。博士後研究一蹲三年不算稀奇，取得文憑的平均年限，也由二十年前的五點五年，拉長為六點八年，原因在於太多人擔心畢業即失業，想盡辦法賴在學校當老學生。
要進研究導向的大型學府執教，更是難如登天。愈來愈多人降格以求，落腳於僻陋的小型學院，甚至高中。而降格以求的結果是：不但教學負擔沉重，經費設備助理也樣樣欠缺，研究生涯往往就此中斷。
無論如何，有書可教總算幸運。近年來美國不堪學術機構人事壅塞，放下身段轉往企業界發展的博士大增，幾逾三分之一。在轉換跑道的決定背後，往往埋藏著破滅的學術夢想，和現實比人強的無奈。正如某位生化教授所說，「為謀得一份學術研究差事，你不知付出多少精力與熱忱，每天工作十八小時，每星期工作六到七天，完全心無旁驚，最後卻落得學非所用，沒有比這更糟的下場。」
文憑和教職間的等號，變成了問號；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如瘟疫般在校園蔓延。許多有潛力的人才放棄深造的機會，更有不少博士生分心為轉業未雨綢繆，博士教育品質大受影響。
自我調整，大勢所趨
美國的博士教育政策，已到了十字路口，釜底抽薪之計，唯有縮減博士產量。但率先對新生錄取採取精兵政策的大學，在教授抱怨沒有學生可教，及找不到博士生助理的情況下，只得紛紛踩煞車。
大力鼓吹節制博士數量的美國化學協會，也計畫對全美各大學化學系進行評鑑，淘汰素質較差的博士班。但各校基於切身利害，光是評鑑標準便難以取得共識。
雖然停辦或縮減博士班的潮流擋不住，但顧及可能招致的反彈，許多學校寧可由輔導博士生轉業下手，來解決博士過剩問題。美國部分大學已開始提供跨學科課程，讓博士生就業時能有更大靈活性，不致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普渡大學更鼓勵教授在職進修本行以外的碩士學位，俾給予博士生更多元的訓練。還有些學校延請業界研發人員到博士班授課，以補強實務經驗。
不過有人提出警告，博士訓練若流於通識化，將影響術業的專精。更何況，許多大學醞釀把博士修業年限削減成五年，以節省培育成本。要在更短時間內，修完更多領域的課程，難免流於皮毛。為此，美國學界最近傳出將博士學位「分流」的呼聲，主張為有志投身企業界者另闢「科學博士」學位，訓練課程著重在培養通才。
無論如何，學院和企業的要求必然存有落差。既然投身業界是大勢所趨，博士生在心理和技能上，就應做好自我調整的準備。
最基本的差異是，學術研究單打獨鬥，或經年累月鑽研同一個主題無妨，但企業研發講求的卻是團隊合作，以及不斷接新計畫的調整彈性。
某化學公司研發主管談到，他屬下有位新科博士，總喜歡自己埋頭單幹，實驗成果也不樂意和同僚分享，最後只好請他走路。還有些博士改不了學院的習氣，鑽進一個計畫就跳不出來，渾然忘記公司不斷有新產品等著研發。
做有彈性的人
更難破除的是士大大心態。
美國許多大學，近來時興邀請各行各業的校友與博士生聊聊生涯選擇。一名博士生便坦白表示，他參加此類活動的體會，與其說是「學院外的路無限寬廣」，不如說是「你若不優秀或不努力，就會落得跟他們一樣的下場。」
若這種「萬般皆下品，唯有學術高」的價值認知不改，有朝一日「淪落」業界，很難有敬業精神。
此外，學術研究愈尖端愈好，企業研發則可能只需簡單實用的技術。不少企業抱怨時下的博士徒務時髦，基本技術愈來愈不扎實。
企業今後不但是博士就業的主要歸宿，隨著提供美國大學六成經費的聯邦政府大幅削減補助，學院內的博士師生也將更仰賴企業贊助研究。凡與企業掛不上鉤的校系或研究計畫，都難逃緊縮的命運。
有些大學乾脆自行下海開辦校營企業，例如德州大學便利用師生研發的高科技，成立多家衍生公司。
財務壓力迫使大學紛紛「向錢看」，企業界流行的重組(restructure)風尚，隨之颱進校園。有些學校不惜停辦「賣相」不佳的院系，特別是人文社會和冷門的基礎科學，以擴編較受企業青睞的應用科技類系所。
一名丟掉飯碗的地理系教授，目睹同僚失業、門下博士生失學，慨歎「大學精神已死」。
此外，美國企業對大學的贊助，近年逐漸由不附條件，轉變成要求配合出資者進行研發。這對大學師生的研究自主性，無疑構成戕害。
一名專攻電腦影像輸入的博士生便抱怨，提供經費補助的企業為保護智慧財產權，限制他對外發表研究成果。「科學資訊如果不能和別人交流，那就白搭。歐洲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代，出了不少曠世科學大師，卻因為缺乏交流機會，導致彼此步伐重複。」他說。
有人把美國產官學三角關係的轉變，比擬成換老闆。過去學界的老闆是政府，今後換成企業。做個有彈性的人，或許是博士的最佳求生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