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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景氣的博士

文 / 臧聲遠    
1996-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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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景氣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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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校園順口溜,又增添一段新聯:「回回回,回台灣」。曾幾何時,台灣已由高級人才的流出國,升格為流入國,連帶也使博士的行情直直落。

國內大專院校近年每逢教職出缺,常出現數百位土洋博士擠破頭應徵的盛況。不久前一位教育博士申請貧戶救濟的新聞,更成為社會熱門話題。

這股人才回流潮,雖是受到台灣各方面進步所吸引,但更根本的結構因素,在於美國的博士產量嚴重過剩。

現實比人強

八0年代末,地位類似台灣國科會的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還曾警告說,下個世紀博士有短缺之虞。未料隨著冷戰結束,高科技人力供需卻驟然逆轉。過去為了和蘇聯競賽軍備,科技研發要錢有錢、要人有人。蘇聯瓦解後,美國納稅人沒興趣再玩這種昂貴的遊戲,國會去年一口氣將為期七年的科技預算砍去二一%,研究機構紛紛颱起裁員的狂風暴雨。

但相對地,美國的博士年產量,十年來卻激增三0%以上,以致每五位剛踏出校門的博士,就有一位超出就業市場的容量。

造成學位惡性膨脹的主因,一方面是生命科學熱過了頭,二方面是冷戰結束後共黨國家鐵幕洞開,高科技人才競奔美國(尤其中國大陸最為可觀),他們取得博士學位後,逾半數留在美國發展。

有幸能在大學謀得教職的博士生,如今掉到四成邊緣。大批向隅者只好暫時遷就「博士後研究」的位置,排隊等候機會。這支待業隊伍近年如滾雪球般愈排愈長,總數即將凌駕應屆畢業生。

比起他們指導教授的時代,現今要進大學教書,幾乎得多花一倍的時間。博士後研究一蹲三年不算稀奇,取得文憑的平均年限,也由二十年前的五點五年,拉長為六點八年,原因在於太多人擔心畢業即失業,想盡辦法賴在學校當老學生。

要進研究導向的大型學府執教,更是難如登天。愈來愈多人降格以求,落腳於僻陋的小型學院,甚至高中。而降格以求的結果是:不但教學負擔沉重,經費設備助理也樣樣欠缺,研究生涯往往就此中斷。

無論如何,有書可教總算幸運。近年來美國不堪學術機構人事壅塞,放下身段轉往企業界發展的博士大增,幾逾三分之一。在轉換跑道的決定背後,往往埋藏著破滅的學術夢想,和現實比人強的無奈。正如某位生化教授所說,「為謀得一份學術研究差事,你不知付出多少精力與熱忱,每天工作十八小時,每星期工作六到七天,完全心無旁驚,最後卻落得學非所用,沒有比這更糟的下場。」

文憑和教職間的等號,變成了問號;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如瘟疫般在校園蔓延。許多有潛力的人才放棄深造的機會,更有不少博士生分心為轉業未雨綢繆,博士教育品質大受影響。

自我調整,大勢所趨

美國的博士教育政策,已到了十字路口,釜底抽薪之計,唯有縮減博士產量。但率先對新生錄取採取精兵政策的大學,在教授抱怨沒有學生可教,及找不到博士生助理的情況下,只得紛紛踩煞車。

大力鼓吹節制博士數量的美國化學協會,也計畫對全美各大學化學系進行評鑑,淘汰素質較差的博士班。但各校基於切身利害,光是評鑑標準便難以取得共識。

雖然停辦或縮減博士班的潮流擋不住,但顧及可能招致的反彈,許多學校寧可由輔導博士生轉業下手,來解決博士過剩問題。美國部分大學已開始提供跨學科課程,讓博士生就業時能有更大靈活性,不致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普渡大學更鼓勵教授在職進修本行以外的碩士學位,俾給予博士生更多元的訓練。還有些學校延請業界研發人員到博士班授課,以補強實務經驗。

不過有人提出警告,博士訓練若流於通識化,將影響術業的專精。更何況,許多大學醞釀把博士修業年限削減成五年,以節省培育成本。要在更短時間內,修完更多領域的課程,難免流於皮毛。為此,美國學界最近傳出將博士學位「分流」的呼聲,主張為有志投身企業界者另闢「科學博士」學位,訓練課程著重在培養通才。

無論如何,學院和企業的要求必然存有落差。既然投身業界是大勢所趨,博士生在心理和技能上,就應做好自我調整的準備。

最基本的差異是,學術研究單打獨鬥,或經年累月鑽研同一個主題無妨,但企業研發講求的卻是團隊合作,以及不斷接新計畫的調整彈性。

某化學公司研發主管談到,他屬下有位新科博士,總喜歡自己埋頭單幹,實驗成果也不樂意和同僚分享,最後只好請他走路。還有些博士改不了學院的習氣,鑽進一個計畫就跳不出來,渾然忘記公司不斷有新產品等著研發。

做有彈性的人

更難破除的是士大大心態。

美國許多大學,近來時興邀請各行各業的校友與博士生聊聊生涯選擇。一名博士生便坦白表示,他參加此類活動的體會,與其說是「學院外的路無限寬廣」,不如說是「你若不優秀或不努力,就會落得跟他們一樣的下場。」

若這種「萬般皆下品,唯有學術高」的價值認知不改,有朝一日「淪落」業界,很難有敬業精神。

此外,學術研究愈尖端愈好,企業研發則可能只需簡單實用的技術。不少企業抱怨時下的博士徒務時髦,基本技術愈來愈不扎實。

企業今後不但是博士就業的主要歸宿,隨著提供美國大學六成經費的聯邦政府大幅削減補助,學院內的博士師生也將更仰賴企業贊助研究。凡與企業掛不上鉤的校系或研究計畫,都難逃緊縮的命運。

有些大學乾脆自行下海開辦校營企業,例如德州大學便利用師生研發的高科技,成立多家衍生公司。

財務壓力迫使大學紛紛「向錢看」,企業界流行的重組(restructure)風尚,隨之颱進校園。有些學校不惜停辦「賣相」不佳的院系,特別是人文社會和冷門的基礎科學,以擴編較受企業青睞的應用科技類系所。

一名丟掉飯碗的地理系教授,目睹同僚失業、門下博士生失學,慨歎「大學精神已死」。

此外,美國企業對大學的贊助,近年逐漸由不附條件,轉變成要求配合出資者進行研發。這對大學師生的研究自主性,無疑構成戕害。

一名專攻電腦影像輸入的博士生便抱怨,提供經費補助的企業為保護智慧財產權,限制他對外發表研究成果。「科學資訊如果不能和別人交流,那就白搭。歐洲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代,出了不少曠世科學大師,卻因為缺乏交流機會,導致彼此步伐重複。」他說。

有人把美國產官學三角關係的轉變,比擬成換老闆。過去學界的老闆是政府,今後換成企業。做個有彈性的人,或許是博士的最佳求生術。

本文出自 1996 / 08 月號

第122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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