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不得曾經是主角，對晚年被漠視是一種補償。
──羅伯特．佛洛斯特（Robert Frost），一九三四年《要準備啊、要準備》（Provide, Provide）
我為什麼該在乎後代？後代為我做過什麼？
一般認為語出格魯喬．馬克思（Groucho Marx），但也有人認為出自不同的十八世紀英國人物
公共債務的程度和構成內容，影響著財富在個人和家庭一生當中以及世代之間的分配和移轉。公共債務大體上是由國內持有，因此「我們是自己欠自己錢」，但更正確來說是未來的納稅人對目前的納稅人負債──後者單方對前者加諸的承諾。
既然債務在當前的經濟政策商議中扮演著核心角色，我們很容易認為公共債務的管理是世代之間財富移轉的主要機制，但它不是唯一的方法，甚或不是最重要的方法。將焦點集中於公共債務的規模，只會提供局部且扭曲的圖像，如同在今天，當公共債務因為無法管理的私人債務社會化而大幅增加時，這個圖像尤其會變得更扭曲。戰後嬰兒潮世代──我就是其中之一──相對於先前的世代，已為自己取得實質的優勢，或將繼承這些優勢。
這種移轉一直是可能的，因為經濟體完成一生當中及世代之間的移轉所憑藉的機制，是複雜且無法完全理解的。整體社會只要投資或用盡國家的實體資產，便可將消費從某個時間點移到另一個時間點：藉由建造住宅或其他房地產、投資基礎建設，以及創造和發展企業。小國也可以藉由在海外建造資產，將財富移轉到未來。有些國家──例如挪威、新加坡和卡達──已建立主權財富基金，這些基金現金在投資管道中是一股強大的力量。
然而，即使是最大的主權財富基金──挪威的七千億美元石油基金──也遠比貝萊德管理的四兆美元基金小許多。這種目前與未來之間移轉的規模與分配，是集體選擇公共基礎建設以及私人選擇商業投資的產物。
在世代之間進一步移轉資源，原本就內含在政府支出中。在大部分國家，公共支出最大的項目是醫療和教育，這兩者的焦點在老年人和年輕人身上。隨著家庭維繫關係變得較薄弱，且負擔可能變得更重，新進社會的人已經變得越來越寄望於國家，為他們的晚年提供財務支援和實際照護。隨著時間的財富移轉，是商業人士和政治人物的決定、個人選擇以及集體行動的聯合產物， 但關於決定或評估的過程並無連貫性，因此對整體結果的共識很低。
退休金供給是一生財富移轉的最重要部分，在今天每個地方，它都是由國家、雇主與家庭之間的合作來完成。傳統上，這種合作的每個成員都要對經常被描述為退休保障的三大支柱其中之一負責。老年人受益於基本、國家提供資金的退休收入（第一個支柱）、以受雇為基礎的所得相關部分（第二個支柱），以及他們自己的自願性儲蓄（第三個支柱）。然而近期以來，這種簡潔的分類已變得模糊。
德國在十九世紀晚期率先推行國家退休金，每一個開發中國家現在都為其公民提供第一個支柱。所得低於平均的人可能期望退休時有目前的稅收提供資金的退休金，這將取代他們工作時淨所得的60％到80％。因此，在這個所得等級中的人可以仰賴國家在他們退休時支援他們，且大部分的國家都會。
有些國家有設計來讓退休者相信他們的應得權利不會因為其他公共目的而被轉移的基金，例如美國的「社會保障信託基金」或英國的「國家保險基金」。但是這些基金是概念上的簿記活動。
關於國家對第三個支柱做出貢獻的機制，國際之間也有廣泛的共識─為老年處理自願性私人儲蓄。財政特許讓個人可以建立有稅賦優勢的退休儲蓄基金。符合這些救濟金資格的儲蓄金額通常有限制，在退休前要取得累積的儲蓄也有限制。各個資產管理機構會競相爭取投資這些基金的機會。
然而，國際之間的分歧廣大，可以從第二個支柱的設計觀察出來，這與所得和就業有關。在英國和美國，對這個支柱的普遍做法是由個別的雇主提供和資助。即使是在十九世紀的政府─ 國家、州、市政府，也普遍會在它們的員工退休後給付退休金，非常大型的公司也是，例如銀行和鐵路。退休金準備與終生就業的相互期待是並行的。在二次大戰後，隨著這些公司特定的退休金計劃變得較廣泛，信託基金被建立，目的是要確保承諾給員工的福利會受到保障，不論雇用的公司命運如何。有些公共部門的計劃有資金來源，例如加州的政府僱員計劃「Calpers」便是世界最大的退休基金，擁有三千億美元的資產，但許多是沒有資金來源的，而有些則資金來源不足。在當地景氣衰退的地方（如同在底特律），這種準備不足的情況會製造問題。
在今天，我們不再能假設身為衣食父母的雇主會永遠在商場上生存，或忠心耿耿的員工整個職業生涯都會待在同一個組織─在提到政府、銀行或鐵路公司時，這曾經是不證自明的事實。隨著「禮俗社會」讓位給「法理社會」，對退休金計劃的正式管制和揭露負擔已逐漸增加。新的會計規則已要求發起公司要將退休金負債納入它們的主要帳目，這已導致公司的董事會更嚴苛許多地關注這些負債的規模─及波動性。金融化已迫使所有企業採取較短期的觀點。
此處有更深的力量在發揮作用。在整個金融化時代中，一直有人憂慮社會保障的「危機」：自從我首次受邀參加討論此「危機」的會議以來，已經過了三十多年。我是參加過好幾次這類會議後，才瞭解到其基礎議程。那些推廣這些活動的人，目的是要降低國家在退休金供給中的角色， 並增加金融部門的參與。這種壓力在美國向來是最強大的。雖然小布希政府將社會保障「私有化」 的提案在面對廣大民眾反對後宣告瓦解，但評論者仍例行地產生一些計算式，試圖證明社會保障信託基金沒有資金來源的負債會累積到數兆美元，並聲稱這即將產生「危機」。這種辯論令人費解的特徵之一是，即使惡化的人口基本要件確實會造成資金來源問題，將社會保障私有化也不會對解決方案提供什麼貢獻，雖然它可能有助於政治人物否認責任。
儘管如此，社會保障的第一個支柱已在攻擊中存活下來，第二個則沒有。大部分的私人公司現在已停止提供「確定給付計劃」（defined benefit scheme），在這種制度下，雇主要同意承諾提供與最後薪資相關的退休金。第二個支柱現在較常是「確定提撥計劃」（defined contribution scheme），在這種制度下，雇主和員工雙方都要對資產管理機構管理的資金進行提撥。個人的退休金應得權利取決於他（她）自己的特定投資。英國正在對那些沒有其他第二個支柱準備的人，強制要求他們參與這樣的計劃。員工必須參與資產管理機構管理的獲准基金，或遵守國家發起的「國家就業儲蓄信託」（National Employment Savings Trust, NEST），類似的計劃在澳洲和加拿大等其他國家已經存在。
確定提撥計劃取代了確定給付退休金，這代表著從受管控到透明介入的重大轉變，且風險從雇主轉移到員工身上。參加傑克遜谷座談會的與會者恭賀自己在金融化期間對風險管理所為的進展，但是如同我在第二章中強調的，他們在討論的風險並不是與一般人有關的風險。除了像卡崔娜颶風等的天災風險外，一般人的財務風險與就業、疾病、死亡和壽命有關。金融化的影響向來是將雇主承擔──且因此集體化──的這些風險部分轉移給個別家庭。有些主張支持這樣的轉移──主要是以道德風險為核心，但也有許多人反對。不論如何，這種轉移很可能是金融化對一般人風險管理的最重要影響，即使華爾街或傑克遜谷的觀點不同。
領退休金者必須管理自己的壽命風險──他們可能活得比平均年齡長或短的機率。傳統上， 壽命風險一直是可保險的，蘇格蘭遺孀基金便是打從一開始就使用死亡率表。但是隨著新技術增加了平均壽命，它們也提高了我們做出個人預測的能力。這種潛在的可預測性有其優點，但也製造了問題，因為透過退休金和保險的長期儲蓄準備的中心一直存在著風險匯聚，而這些風險匯聚變得更難管理。
投資風險已從雇主被轉移到員工。沒有人知道未來五十年的經濟狀況會如何，因此經濟風險是無法保險且無法分散的。領退休金者應預期會涉及這種風險──不論好壞都要接受他們退休時經濟生產能力的一部分。但是投資報酬比背後的經濟狀況更容易波動許多，將退休金連結到投資報酬，會讓領退休金者暴露於不可預測的金融市場原本就會產生的不確定性。
有沒有辦法限制這樣的暴露，或為這樣的暴露提供保險？方案之一是發行利息和資本償還會隨著國內生產總值變動的債券，如此一來，報酬便取決於整體經濟表現。這些是適合於政府借貸的工具──負債不會與稅收有密切關聯，對退休儲蓄而言也是適當的投資。這類工具將經濟風險分散在全部人口身上，而不會讓老年人暴露於金融市場產生的嘈雜波動。但是如果欠缺這種金融創新，個人為了將長期儲蓄的風險暴露最小化，最佳的做法便是利用所有主要政府都會發行的指數型證券（包括英國、法國、德國和美國）。
在法國和德國，與歐洲大陸許多其他國家相同，大部分的風險都持續是以集體方式來管理：瑞士的鄉村非常明顯。退休保障的第二個支柱主要是由按部門組織的雇主團體來提供，且沒有任何實質的資金來源。資金缺乏對領退休金者造成的潛在風險，是藉由整體產業的計劃性質以及國家的補償和管制來降低。
大部分的已開發世界都面臨著未來三四十年的人口挑戰，因為老年人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增高。然而，伴隨著預期壽命增長的是「健康」預期壽命增加。在很多勞工都從事人力勞動、一般醫療很糟糕，且只有少數人可預期任何長時間的退休期的時代，合乎慣例的退休年齡是固定的， 典型退休年齡相對適度增加，會將依賴人口比降低到較可管理的比例。個人不得個別選擇或社會不得集體選擇提高退休年齡──在「退休」似乎是許多人生活主要目標的法國，這個建議會導致勞工上街頭。在這種情況，未來的經濟成長會有一大部分已延長的融資和廣泛的退休有關。這將會且應該反映這些私人和公眾的選擇。
即使健康的壽命延長，醫療照護成本也會增加，因為有更多的人可能活到他們的心智或身體能力已經減損的年齡，而對大量照護成本的需求是家庭無法預測的偶發事件。這造成了照護安排和資金來源的社會問題，以及管理不確定未來的個人問題。唯有結合私人和社會保險才可能有能力處理這些問題。
在一生當中和世代之間轉移消費以及管理相關風險的過程，都需要民間的金融市場活動，以及由國家所為的公共參與。這種對有效公共與民間合作的需求是很普遍的。既非完全公營也非完全民營的自願性機構，在英國的這種活動中扮演著主要角色，且在規定的管制架構內，在其他許多歐洲國家仍是如此。風險匯聚需要強制和團體組織的要素，才能降低道德風險和不利選擇的問題。金融化模仿的是勞埃氏咖啡館的結構，而非瑞士鄉村的結構，它已經破壞而非提升社會匯聚風險並管理個人和家庭無保障的能力。
金融化時代的個人主義特質已隨著時間在其他方面影響了財富移轉美國的經濟學家勞倫斯．克里寇夫（Laurence Kotlikoff）創造了「跨世代會計」（intergenerational accounting）的概念， 用以描述政府隨著時間移轉財富。記者湯姆．布羅考（Tom Brokaw）創造了「最偉大的世代」一詞來描述我的父母及他們當代的人，也就是在大蕭條中成長，在二次大戰中奮鬥，以及（在歐洲）在戰後餘波貧困求生的人。也許以後也會有作者可能將我這一輩的「戰後嬰兒潮」世代稱為「最幸運的世代」，或可能就是「最自私的世代」。我們不僅成功──且或許這應該歸功於我們──享受著一個一個沒有重大武裝衝突或嚴重經濟蕭條的時代，而且我們有效地將財富從過去和未來的世代移轉給我們。
我們降低因為快速通貨膨脹而積欠我們前輩的債務，我們承諾給予自己慷慨的國家和職業退休金，然後主張我們可能承擔不起為未來的世代提供退休金的負擔。我們為了自己當前的利益， 賣掉過去累積且未來可望產生利益的資產，將國家工業私有化，並將高盛公司和哈里法克斯的商譽貨幣化。建築貸款協會。我們讓房價和股價上漲到真實價值的新高，迫使我們的子女用比我們自己支付的高許多的價格，向我們購買國家的資產。雪上加霜的是，我們似乎不太在意國家的基礎建設：我們的確很享受購物中心，但只建造少數房屋，並任由運輸系統腐朽。
一九八○年代的我如果在時間流中前進三十年，會買不起我現在仍在居住的房屋，會因為接受高等教育而負債累累，會必須為自己的退休做更多準備，且會預期租稅負擔無可避免地上升來滿足越來越不利的人口型態的成本。
當傑夫．史基林開香檳慶祝能源合約資本化，他是在慶祝前輩的深謀遠慮以及自己對後繼者的輕率雙重利益。而我可以加入這場慶祝。能夠活過金融化的時代，實在很幸運。
本文節錄自：《玩別人的錢：金融的黑歷史與那些「圈內人」的高風險秘密》一書，約翰．凱（John Kay）著，英倫翻譯社、謝孟宗譯，大寫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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